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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監察法》與企業合規(二):醫藥、金融、能源、科技行業最新合規實踐

作者:全開明 洪一帆 袁葦 謝美山 2025-07-31

【摘要】新修訂的《監察法》通過強化監察權限、拓寬監管范疇,對企業合規管理提出更高標準與更嚴要求。本文是新《監察法》系列第二篇,第一篇為新《監察法》與企業合規(一):五大制度變革與治理升級 - 專業文章 - 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本文深入剖析新《監察法》對企業合規管理的多維影響,涵蓋監察權限擴張、自證清白義務加重、反腐敗國際合作等方面。除此以外,新修訂的《監察法》首次將反腐敗國際合作納入立法框架,通過“長臂管轄”機制對跨境商業賄賂實施雙向追責,境內總部可能因境外子公司違法行為被連帶追責。同時,新法注重企業權益保護,要求監察措施遵循比例原則,并賦予被調查對象申訴權利,保障企業經營自主權。本文亦結合醫藥、金融、能源、科技等重點行業實際,提出企業應對新監察法挑戰的法律路徑與合規體系建設策略,助力企業重構合規管理體系以適應強監管時代。


【關鍵詞】監察法 企業合規 醫藥行業 金融行業 科技行業 監察范圍 商業賄賂 跨境監管 


一、企業合規管理半徑的多維擴張



根據《監察法》有關監察權限的規定,在符合相關要求及條件時,監察機關可以采取訊問、詢問、強制到案、責令候查、管護、留置、搜查、調取、查封、扣押、勘驗檢查等調查措施。根據《監察法》第五十二條,監察機關根據監督、調查結果,依法作出如下處置:(一)對有職務違法行為但情節較輕的公職人員,按照管理權限,直接或者委托有關機關、人員,進行談話提醒、批評教育、責令檢查,或者予以誡勉;(二)對違法的公職人員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開除等政務處分決定;(三)對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負有責任的領導人員,按照管理權限對其直接作出問責決定,或者向有權作出問責決定的機關提出問責建議;(四)對涉嫌職務犯罪的,監察機關經調查認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制作起訴意見書,連同案卷材料、證據一并移送人民檢察院依法審查、提起公訴;(五)對監察對象所在單位廉政建設和履行職責存在的問題等提出監察建議。監察機關經調查,對沒有證據證明被調查人存在違法犯罪行為的,應當撤銷案件,并通知被調查人所在單位。


《監察法》賦予了監察機關更多的執法權限和處置權限,企業及高管若因合規事項被監察機關調查,其將面臨更多種形式的合規調查和處置。因此,新法的修訂對企業合規調查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新法使風險源頭從內部人員延伸至商業伙伴、臨時第三方以及海外關聯方,形成 “全鏈條” 監管態勢。企業應當精準判斷和識別哪些人員屬于“行使公權力”的監察對象。若國有參股公司管理人員由國有出資方提名,即使未納入編制,仍可能被認定為監察對象。此外,如果基層自治組織人員在協助政府工作,也可能被納入監察機關監察范圍。


(一)新《監察法》背景下供應鏈合規風險:供應商行賄行為將導致企業承擔連帶責任


以汽車行業為例,隨著近些年新能源汽車智能化和網聯化的不斷進步和發展,加之相關法律法規對商業賄賂的規制愈加細化和嚴格,國內車企反腐力度進一步加大,包括北京汽車、中國一汽、東風汽車等車企的多名高管被查。可以預見,未來汽車行業的商業賄賂案件查辦將進一步增多。


典型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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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主機廠對供應商的合規責任追溯延伸至二級經銷商,本案中A公司需為C公司行為承擔連帶責任。此外,商業行賄行為“雙罰制”常態化,對于商業賄賂,企業罰沒與個人刑責同步。


在辦案過程中,新《監察法》賦予監委調取電子交易記錄、跨境協查權限,因此,監察委可以將本案中主機廠高管境外資產轉移線索快速鎖定。


(二)新監察法下企業的“自證清白”義務


根據新《監察法》及近期醫藥行業監管案例,企業需對合作專家、顧問的資質審查及行為監督承擔更嚴格的舉證責任。


責任倒置原則下,新《監察法》第15條將“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納入監察對象,延伸至企業委托的第三方服務人員。新法明確企業需證明對第三方合作者(如顧問、專家)已履行資質審查、利益沖突排查、行為監督等義務。若第三方實施違法行為(如行賄、數據造假),企業未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自身無過錯,則需承擔連帶責任。


例如,以藥企為例,根據新《監察法》,認定其具有管理漏洞的證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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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業“已盡審查義務”,根據新法要求,企業需留存以下證據鏈以自證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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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監察法》首次將反腐敗國際合作納入立法框架


1. 跨國公司跨境商業賄賂行為形成“內外聯動、雙向追責”的監管高壓


新《監察法》第18條明確監察機關可對“中國公民或企業在境外的職務違法犯罪行為”行使管轄權。境外子公司行賄行為若涉及中國籍高管決策、境內資金調度或損害國家利益,境內總部可被認定為共犯或管理失職主體;監察機關可聯合東道國執法機構啟動同步證據調取(如印尼KPK與中國監委跨境協查),形成雙向證據鏈。


長臂管轄觸發情形(依據最高檢跨境腐敗辦案指引):

  • 行賄資金通過境內銀行流轉;

  • 行賄決策由境內總部管理層批準;

  • 違法行為損害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的公平競爭權益。


相關案例:某藥企因印尼子公司通過香港賬戶向當地官員行賄,境內總部因資金鏈路關聯被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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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應對境內同步立案的關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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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業風險隔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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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合規實踐的制度及實踐創新


(一)新《監察法》下企業權益保護的制度創新


新《監察法》第43條第3款新增規定:“監察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履行職責過程中應當依法保護企業產權和自主經營權,嚴禁利用職權非法干擾企業生產經營。需要企業經營者協助調查的,應當保障其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避免或者盡量減少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影響。”首次將企業權益保護納入監察法框架,強調監察措施不得侵害企業法定經營自主權。同時要求調查中保障企業家個人合法權益,避免辦一個案子垮一個企業,嚴禁以監察辦案為名違法干預經濟糾紛,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不得隨意擴大刑事打擊范圍,對于企業之間的經濟糾紛,應通過民事訴訟等法律途徑解決,不得以刑事手段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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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比例原則包含三個子原則,即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最小損害原則?,要求行政機關的措施須符合行政目的,在多種手段中選擇侵害最小的方案,并權衡公共利益與個人權益的平衡。由此,監察機關調查過程的比例原則亦體現出我國當前法律體系的內在統一性。監管機關采取查封、扣押、凍結等措施須符合“必要性”標準,優先選擇對企業影響最小的方式,對涉嫌行賄但情節較輕、主動配合調查的企業經營者,不采取留置措施;對涉案企業廠房、設備等生產資料,應當允許企業在不影響財產價值的前提下繼續使用;對必須查封的運營設備,應當優先采用拍照、復制等非扣押手段取證。


《監察法》新增第50條,賦予被留置人員及近親屬申請變更措施的權利,與《刑事訴訟法》《行政強制法》項下的強制措施變更相呼應。第69條擴大申訴主體至“利害關系人”。若企業股東、實際控制人認為監察措施侵害企業權益,可直接作為“利害關系人”申訴,要求解除超期留置或違規查扣。監察機關收到變更措施申請后須3日內答復并說明理由,全程錄音錄像確保透明度,該程序保障機制為企業提供了有效的救濟途徑,企業在面臨不當監察措施時,應積極行使申訴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二)湖北荊州企業合規案二審階段分析


新《監察法》第43條規定的 “階梯式留置”制度,為涉案企業經營者提供了從羈押到非羈押的過渡空間,本案檢察機關以“責令候查”替代羈押措施,符合監察程序對留置措施的審慎適用要求,又通過合規整改的動態評估,為經營者爭取了非羈押狀態下的整改機會,直接回應第69條“利害關系人申訴權”的立法意圖,即通過程序性權利保障,防止權力濫用對市場主體造成不可逆損害。綜上,本案基于新《監察法》視角體現出合規整改貫穿刑事訴訟全流程,從而激活 “非羈押替代措施”。


本案突破傳統合規僅適用于審查起訴階段的局限,首次在刑事二審階段適用企業合規,檢察機關通過第三方監督評估確認合規整改有效,法院最終采納合規成果作為量刑依據,對企業實際控制人孫某某判處緩刑,避免抓人導致企業停擺,直接呼應新《監察法》下 “對配合調查的經營者可不采取留置” 的制度設計,體現懲治犯罪與保護經營的平衡理念。據地方經濟報告估算,該企業多年納稅4億元、解決就業300人,合規整改后二審改判緩刑,保留企業核心管理層,避免經濟損失超2億元。


(三)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管理人員合規新場景


1.國有企業:管理人員身份認定與內部監督的合規重構


【案例:身份認定模糊導致罪名轉化風險】


某國有參股公司總經理乙未經書面委派任職,私設 “小金庫”侵吞公款。根據新《監察法》對職務犯罪主體的嚴格界定,乙因未體現國有單位意志,被認定為職務侵占罪而非貪污罪,暴露出國有企業人事管理中的合規漏洞:若身份認定程序缺失則可能導致刑事責任“降格”,削弱對國有資產的保護力度。


因此,在新《監察法》場景下,國有企業應該完善人事任命程序,明確委派主體與程序,并建立相應的人事任命決策記錄制度,避免因身份認定模糊導致責任風險。


2.民營企業:合規整改與形式豁免


【案例:合規整改換取不起訴的“連云港模式”】


連云港某企業負責人王某涉嫌偽造國家機關證件,檢察機關通過異地合規協同整改后,推動企業完善管理審查制度,整改后企業實現營收、利潤雙增長,最終獲得不起訴處理。該案例驗證了新《監察法》下民營企業合規的“形式豁免”邏輯:通過實質整改證明企業的可拯救性,以換取司法寬容對待。


在新《監察法》場景下,民營企業需建立“簡式合規”機制,例如通過檢察建議制定整改計劃,并引入第三方監督評估,證明合規措施的有效性,從而為企業發展保駕護航。


三、醫藥行業合規挑戰與法律應對


此次《監察法》的修訂實施為醫藥行業帶來前所未有的合規挑戰。此次《監察法》明確將事業單位納入監察派駐范圍,公立醫院等事業單位也成為新法監察對象,此次修訂通過擴大了檢察機關派駐范圍、細化監察實施標準、增加責任追究等立法規定,也為醫藥行業帶來了新的合規挑戰和更高的法律應對要求。


(一)監察范圍和人員


隨著新《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的修訂實施,監察范圍在“橫向上的范圍覆蓋”和“縱向對象深度”都顯著擴大:一方面,醫療系統的腐敗往往“上下聯動、內外勾結”,實踐中部分分院或醫聯體單位常因監管薄弱,而成為利益輸送的高發地帶。如分院在設備采購中長期存在“明招暗定”問題,但因原監察范圍未覆蓋,導致問題長期潛伏,此次監察范圍延伸擴大至醫院下屬分院、醫聯體單位等二級機構,有助于從源頭切斷腐敗鏈條。而另一方面,隨著監察法的修改,監察對象范圍也從傳統的領導班子成員精細到具有實際管理權限的科室主任、采購負責人等關鍵崗位人員。修訂后的監察范圍實現了對權力運行關鍵環節的"精準覆蓋",有效填補了過去"上級監督遠、同級監督軟"的監督盲區。


(二)醫藥行業關于認定商業賄賂的標準細化


值得注意的是,相關司法解釋進一步細化了認定標準,明確將“與具體業務掛鉤”和“超出合理必要范圍”作為關鍵判斷要素。


(三)醫藥行業合規體系建設的法律路徑


在新《監察法》制度下,醫藥行業構建符合法律要求的合規體系需要從三個層面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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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監察法》的實施標志著醫藥行業進入“強監管時代”。醫藥企業應當充分理解新監察法制度下的企業合規風險,并在現行法律框架下構建一套系統化、規范化的合規管理體系。并且隨著監管實踐的深入發展,未來醫藥行業合規建設仍需要進一步在標準細化、技術應用、國際合作等方面持續完善。


四、金融行業監察合規的法律規制研究


(一)金融行業的法律基礎與適用范圍


自新修訂的《監察法》第十二條明確將國有企業納入監察派駐范圍后,為國有金融機構成為監察監督對象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據。根據該法規各級監察委員會可以向國有企業派駐監察機構和專員,即國有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及其管理人員成為監察機關重點監察對象。


在具體適用上,金融行業的監察派駐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通過“監察再派出”機制,監察范圍可延伸至金融機構的分支機構、子公司等二級機構,進一步擴大監察范圍;另一方面,監察對象從傳統的領導班子成員擴展至具有資金審批權限的部門負責人、支行行長等關鍵崗位人員。


(二)金融行業監察領域的法律規制


以下三類行為被重點規制:一是客戶身份識別不完善,包括未按規定開展盡職調查、未及時更新客戶資料等;二是可疑交易監測不到位,包括未按規定報送大額交易報告、未及時識別可疑交易等;三是內部管控缺失,包括未建立有效的反洗錢內控制度、未按規定保存交易記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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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行業合規體系建設的法律路徑


在新《監察法》實施背景下,對于銀行業金融機構違反審慎經營規則的,除對機構處罰外,還可對直接負責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紀律處分。即對于金融企業的監管采取“雙罰制”,即既處罰違規機構,也追究相應直接責任人員等個人的法律責任。在司法實踐中,金融機構可以通過證明已建立有效合規體系來減輕責任。


構建符合法律要求的金融行業合規體系需要從四個層面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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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監察法》的實施標志著金融行業進入“嚴監管時代”。未來,隨著監管科技的快速發展,金融行業合規建設還需要在數字化轉型、跨境監管協作等方面持續完善。


五、能源行業監察合規的法律規制研究


(一)監察派駐制度的法律基礎與適用范圍


新修訂的《監察法》同樣為能源行業帶來了新的合規挑戰,新《監察法》規定國有企業如能源央企及地方能源國企被納入監察派駐范圍,各級監察委員會可以向國有企業派駐監察機構和專員,自此能源集團及其下屬企業管理人員正式成為重點監察對象。在實踐中,能源行業的監察派駐呈現以下特征:國家監委派駐能源央企的監察機構可向下屬二級企業、項目公司延伸;此外,監察對象從集團領導班子擴展至具有資源開發審批權、項目招投標決策權等關鍵崗位的直接責任人員。


(二)能源企業合規責任的法律認定與抗辯事由


對于能源行業的法律責任追究,新《監察法》規定實行“環境-監察”雙重追責機制。對于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生態環境主管部門等造成嚴重污染的,除處罰外還可移送監察機關處理。在企業跨境合規方面,比如對于企業在境外實施的商業賄賂等行為,國內司法機關同樣具有管轄權。企業可以通過證明已建立ISO37301合規管理體系、獲得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等來舉證減輕責任。


(三)能源行業合規體系建設的法律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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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隨著“雙碳”目標的推進,能源行業合規建設還需要在環境信息披露、碳交易合規等方面持續完善。能源企業應當積極應對新《監察法》帶來的合規挑戰,構建覆蓋國內國際業務的合規管理體系。


六、科技行業監察合規的法律規制研究


(一)監察派駐制度的法律基礎與適用范圍


新修訂的《監察法》實施背景下,國有科技企業及其研發管理人員正式成為重點監察對象。在具體適用上:國家監委派駐科技央企的監察機構可向科技行業下屬研究院所、創新中心延伸;另一方面,監察對象深入至核心技術研發負責人、數據安全管理人等關鍵崗位人員。


(二)科技企業合規責任的法律認定


科技企業核心制度是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以下行為被重點規制:一是非法獲取、披露、使用他人商業秘密;二是違反保密義務或保密要求;三是教唆、引誘他人違反保密義務。此外,科技企業實施壟斷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如果科技企業違反國家核心數據管理制度,危害國家安全的,國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同時企業可以通過證明已建立完善的商業秘密保護制度、通過國家知識產權管理體系認證等措施來舉證減輕責任。



(三)科技行業合規體系建設的法律路徑


構建符合法律要求的合規體系需要從三個層面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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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隨著數字經濟的深入發展,科技行業合規建設還需要在算法透明度、數據跨境流動等方面持續完善。


本文撰寫董安琪、孫嘉浩、潘乘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1. 《監察法》視角下的企業合規管理

http://www.doc88.com/p%2D4935081926648.html

2. 新法解讀《監察法》(2024 修正)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g5OTcyMQ==&mid=2649705570&idx=2&sn=48394aa79a1fdbe4cf287da581c2fa6d&chksm=bf7cf4829a908c1e72dea7271b83106d6a0680730eb82deaec81f57d9c8f29927babdf7a9da2#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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