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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對墨西哥的外國直接投資持續增長。然而，特朗普前不久表示，其將在上臺后簽署行政命令，對從墨西哥和加拿大進入美國的所有商品征收25%的關稅，同時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額外征收10%的關稅。與此同時，墨西哥政府表示已制訂一項計劃，即擬從生產鏈中移除中國進口產品，由墨西哥公司或北美公司替代從中國進口的產品[1]。據報道，墨西哥擬采取這一項計劃的背后原因主要在于擔心失去與美國、加拿大之間的合作，特別是USMCA（定義見下文）。這些舉措對于投資墨西哥的我國企業無疑增加了難度和阻礙，對我國企業的海外布局也可能產生深遠影響。

本文擬就近年來我國企業在墨西哥的投資現狀展開介紹，分析未來潛在的關稅政策變化可能為我國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并提出應對策略，為我國企業出海投資提供法律建議和方向指引。

作為拉丁美洲國家中經濟發展較為亮眼的國家之一，墨西哥近年來經濟發展勢頭保持持續上漲，吸引了全球投資者的目光和關注。在這一大背景下，中墨合作不斷深化：一方面，我國與墨西哥之間的經貿往來愈加頻繁；另一方面，中墨在投資領域更呈現出多元化布局和蓬勃發展的勢頭。

就經貿方面，我國是墨西哥第二大貿易伙伴，墨西哥是中國在拉美第二大貿易伙伴。據我國海關總署統計，2023年中墨貿易總額達1002億美元，同比增長6.03%。其中我方出口額815億美元，進口額187億美元[2]。僅就2024年11月，我國與墨西哥進出口累計值918.26億美元，同比增長10.1%[3]。中國對墨西哥出口的商品主要是電子產品、機械和汽車零部件等，而中國從墨西哥進口的商品主要是原材料、農產品和電子元件。

就投資方面，我國近年來對墨西哥投資持續增長，墨西哥逐步成為我國企業“走出去”戰略布局的新熱點。2023年，中國新增對墨西哥直接投資1.51億美元，存量24.52億美元，同比增長45%[4]。我國企業對墨西哥投資的熱點行業主要集中在傳統能源及新能源、金融服務業、消費品、汽車及其零部件、基礎設施建設、加工制造業、電信業等。眾多知名企業紛紛扎根墨西哥，如華為、聯想、海信集團、江淮汽車、北汽集團、滴滴出行、中興等等[5]。

得益于墨西哥逐年穩定的經濟增長、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以及相較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墨西哥成為包括我國企業在內的全球眾多企業的投資目的地。總體而言，我國企業投資墨西哥的深層原因和背景還可歸類于以下三點：

首先，墨西哥注重吸引外資，實施了眾多外商友好的投資政策。自1999年墨西哥頒布《外國投資法》（Ley de Inversión Extranjera）以來，其多次修訂并逐步放寬外國投資者在墨西哥當地進行投資的限制。例如，墨西哥增加了對于外國投資者開放的行業，并提高了允許外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甚至采取了允許外國投資者在墨西哥境內100%投資絕大多數行業等激勵措施。此外，墨西哥還通過設立經濟特區和減免部分稅收等方式，為外商直接投資創造了更為友好的營商環境，進一步增強了投資吸引力。

其次，墨西哥的“近岸外包”優勢發揮顯著。由于其與美國接壤的地理位置，墨西哥成為“近岸外包”戰略的核心區域之一。“近岸外包”是指公司將其全部或部分生產轉移到更靠近最終消費者的地理位置，以降低成本并避免物流障礙的戰略手段。2020年7月1日，墨西哥與美國、加拿大簽署三方簽署了《美墨加協定》(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and Canada，以下簡稱“USMCA”)[6]，并取代了此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USMCA延續了墨西哥在出口部分產品時可享受的優惠關稅政策，進一步激發了外國投資者的興趣。我國企業紛紛通過在墨西哥建廠規避美國對我國日益增加的關稅壁壘。得益于墨西哥的“近岸外包”優勢，我國企業更高效地滿足了北美市場的需求，提高供應鏈效率。

再者，墨西哥被視為國際市場布局的“跳板”。墨西哥不僅輻射本地和南美市場，其與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使其在國際貿易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作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墨西哥與5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17項自由貿易協定，與超過10個國家簽署了經濟一體化協議，以及與5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稅收協定[7]。這些協定使墨西哥成為產品出口、生產原材料流通和供應鏈整合的國際化平臺。對我國企業而言，通過墨西哥不僅可降低進入美國和南美市場的貿易壁壘，還有利于獲取廣闊的國際市場資源。

面對美國和墨西哥對外公開的宣稱，我國企業出海的全球布局與投資計劃存在不確定性。受未來潛在的關稅政策以及各國貿易政策博弈的影響，中墨兩國投資環境將可能變得更為復雜，對于已在墨西哥投資以及擬在墨西哥投資的我國企業的法律影響不言而喻。

一方面，對于已投資墨西哥的我國企業而言，其運營墨西哥企業的法律風險與成本進一步增加。尤其對于抗風險能力較弱的小規模企業，美國潛在關稅政策的變化可能顯著增加企業的出口成本，企業將面臨較高的經營壓力，甚至可能被迫縮減規模或退出墨西哥市場。而對于供應鏈高度依賴北美市場的企業，則極有可能不得不重新規劃生產地點與供應鏈路徑，以應對有關政策帶來的沖擊。未來，如墨西哥針對勞工權益與環境標準的監管持續收緊，則我國企業還需在當地進一步加強合規管理，以減少訴訟、罰款或聲譽風險。

另一方面，對于擬投資墨西哥的我國企業而言，由于政策的不確定性將導致企業在決策出海投資時趨于保守。已有不少我國企業宣稱暫緩投資計劃或調整布局策略，比亞迪更是在美國大選之前即表態其在墨西哥建廠生產動力電池的計劃或將暫時擱置[8]。盡管這種態勢雖有助于降低短期風險，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國企業在墨西哥及北美市場的整體布局，倒逼我國企業不得不采取措施應對這種變化，重新思考國際布局的新方向和新策略。

政策的不確定性增加了企業投資決策的復雜性，既對已投資墨西哥的我國企業形成考驗，也對擬投資墨西哥的我國企業構成觀望壓力。基于我國企業投資墨西哥的現狀以及國際局勢的調整與變動，我們從法律角度提出如下策略與建議，以期協助我國企業有效應對風險并穩步推進海外投資：

1. 靈活調整投資策略

面對潛在關稅壁壘和政策收緊，我國企業應重新審視其在墨西哥的生產與供應鏈模式，探索通過多元化供應鏈布局來降低潛在風險，包括通過選擇第三地開展投資以規避關稅風險。

例如，我國企業可嘗試積極開拓中東、拉美、非洲等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新興市場，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甚至，選擇在美國本土建廠也可能是我國企業分散投資風險的出路之一。盡管受限于美國將來的激勵政策，該投資路徑可以避免我國產品進入美國，從一定程度上有效減輕我國企業的關稅負擔。

2.引入境內外專業法律顧問

在擬進行海外投資前，我國企業可以聘請境內外專業律師團隊就企業的投資行為全方面“保駕護航”，以加強法律風險預判。

具體而言，法律顧問可以協助企業在投資前開展投資環境調查、評估投資目的地的法律風險；在投資中協助處理法律文件并加強與當地政府和行業的溝通與合作；在投資后完善當地的合規經營與勞工保護；等等。如此，通過重點關注投資目標國家或地區、投資目標行業的關稅政策、外資準入、稅收優惠、勞工保護等全方位要求，有助于我國企業在復雜環境下尋找最佳投資機會，并確保合規經營，降低潛在的法律沖突與損失。

3.完善法律合規與爭議解決

政策變化可能帶來的短期沖擊不可忽視，在美國和墨西哥政策不確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建議我國企業進一步提升在政策應對中的合規建設與爭議解決能力。一方面，我國企業可探索與當地政府及行業協會建立溝通渠道，通過尋求政府支持，及時了解政策動態；另一方面，我國企業有必要提前建立多元化的爭議解決機制，通過在對外投資與國際貿易中的協議條款設置明確爭議解決路徑，以應對可能產生的跨境糾紛。

全球經濟與貿易格局的不斷變化已對我國企業的國際化布局提出了新的挑戰。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我國企業需始終保持清醒和警惕，從全局角度審視和評估自身的全球化布局，密切關注各國政策動向，并通過優化投資策略、拓展多元市場和強化合規管理等措施，努力提升全球化發展的韌性和前瞻性，為海外業務的長期穩定發展奠定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