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幕”背后的“黑幕”：涉自媒體不當行為的刑事合規風險（二）—后真相時代的輿論雜音之四
作者：曾崢 陳伊韜 2021-10-26前文我們提到，如果以向自媒體揭發報道的方式來脅迫或者強制另一方當事人以謀取不法利益，則有可能涉嫌犯罪，無論是威脅曝光還是刪帖止損，如果都利用對方當事人懼于自身信譽受損的心態，以惡害（曝光負面信息/進一步擴散負面信息）相通告迫使對方付費息事寧人。但是，反過來講，相較于冗長的訴訟流程，又或是一些難以得到法律支持的道德、情感、倫理糾紛，媒體曝光也是社會大眾在遭受侵害時擴大影響，給侵權人施壓，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重要救濟途徑。那么這類權利行使的邊界到底在哪里？
邊界一是否具備非法占有之目的
敲詐勒索罪位于刑法第五章侵犯財產罪之下，在主觀上行為人必須有著非法占有他人財產性利益的直接目的。因此，與一般維權曝光不同的是：
第一，不良自媒體的“碰瓷式舉報”往往以利益為驅動。
不良自媒體積極主動去發掘搜羅目標負面信息即是為了獲得“公關費用”等利益，而非使市場環境得到凈化或是解決社會問題。因此，其行事邏輯中獲利目的是先于曝光手段甚至是先于負面信息而存在的，在掌握或曝光負面信息之后，往往就會積極尋求與被害人的磋商機會，明示或暗示可以通過交錢私了。
第二，不良自媒體“碰瓷式舉報”的獲利目的不具有合法性基礎，即其所謂的“維權”并不具有正當性。
以向媒體曝光為由要挾企業索賠是一種惡，而以惡抑惡的前提在于自身或他人權利正在受到損害或發生緊迫危險，方能阻卻自身行為的違法性，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自助行為、法令行為均如是。而不管是食藥安全，環境污染還是貪腐舞弊，自媒體所聚焦的企業負面輿情雖然對法益造成了一定侵害，但其自身并非相對應的行為對象，本就不具備要求侵權損害賠償的權利，即使危害行為正在發生或對法益產生了緊迫危險，經濟賠償作為事后救濟手段對于侵害也無濟于事，并不能解決問題，實際就是以“問責”之名行“勒索”之實。
邊界二：手段是否超過必要限度。
敲詐勒索罪是由手段行為和特定目的構成的，對于手段行為，或稱工具行為，其違法性評價，應綜合與最終目的的關聯性、采取手段的必要性、所采用方式的影響程度和造成的后果綜合認定。個案的千變萬化決定了司法的復雜性。以暴力性程度劃分，敲詐勒索中的實行行為（威脅、恐嚇）體現為對被害人精神的強制，通過惡害通告壓制其選擇的自由，從而不得已交出財物。
因此，視具體案例情況的差異，行為人正當維權可以有以下兩種不同情形：
一、行權具有正當性，手段無論如何不構成敲詐勒索罪，但有可能因侵害到新的法益，單獨評價為他罪。
正如上文所述，追求合法權利可以作為違法阻卻是由出罪，此時因行為人主觀上的索賠目的不能被評價為非法，因而失卻了構成要件的完整性，即使行為人在行權過程中手段過激，在自媒體敲詐中，可以表現為對事實的夸大扭曲，甚至杜撰捏造，對對象的人格及聲譽造成了損害，也難以認定敲詐勒索，但有可能構成尋釁滋事罪、誹謗罪或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
（一）權利人正當維權不構成犯罪
（2015）粵高法審監刑再字第19號
郭利在政府有關部門公布部分批次“施恩”牌奶粉含有三聚氰胺后，帶食用過該品牌奶粉的女兒郭某某到醫院檢查，結果顯示雙腎異常。之后，郭利將家中“施恩”牌奶粉送檢，檢出兩個批次奶粉三聚氰胺含量較高。2009年4月，郭利多次找銷售商和施恩公司索賠，并向媒體曝光。同年6月13日，施恩公司與郭利達成和解協議，補償郭利人民幣40萬元，郭利出具書面材料表示不再追訴。6月25日，北京電視臺播出題為《一個男人，如何使“施恩”奶粉低頭》的視頻，內容為郭利向該臺反映“施恩”奶粉問題。6月29日郭利要求雅士利公司再賠償人民幣300萬元，否則將通過媒體曝光。雅士利公司以郭利敲詐勒索為由報案。
再審中法院認為：
從本案發生、發展的過程看，尚不能認定郭利的行為性質超出民事糾紛的范疇；郭利在本案中享有一定的民事權利，其索賠行為不違反法律規定；
雖然郭利已獲得和再次要求的賠償數額超出了當時有關部門處理問題奶粉事件的最高賠償標準，但在其女兒人身受損害程度沒有評估鑒定和施恩公司一方主動聯系郭利繼續協商處理雙方糾紛的情況下，不宜以郭利提出新的索賠數額超出以上標準而認定非法占有；
（四）郭利虛構其妻子因故流產、患精神病等事實，不足以引發施恩公司一方產生恐懼、害怕等精神上的強制效應，該行為不足以認定構成威脅、要挾。
最終認定郭利涉嫌敲詐勒索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其行為性質未超出民事糾紛的范疇，不能認定郭利構成敲詐勒索罪。
（二）權利人維權超出必要限度構成他罪
（2019）內01刑終100號
山西省朔州市應縣下馬峪鄉東安峪村海軍奶牛養殖專業合作社的實際經營人郭玉珍因竄奶問題與伊利公司發生糾紛，在雙方協商未果的情況下郭玉珍史云峰找到侯勝濤、陳莎莉、蘇園園在互聯網發布《內蒙伊利公司如此欺壓奶農誰來保護弱勢奶農利益訴求》的內容不實的文章。
法院認為，上訴人郭玉珍與伊利公司發生糾紛后未通過合法途徑解決，而是委托上訴人史云峰撰寫內容不實的文章在互聯網上隨意散布，公開損害了伊利公司的商業信譽，構成損害商業信譽罪。
二、行權有正當性但不受法律保護，手段合法不構成敲詐勒索罪
如果行為人索賠具有一定的依據，或者說能夠被社會一般人所認可，但是法律上未明確規定賦予其要求賠償的權利，只能由相對方自行履行義務才能成立，典型情況如夫妻一方出軌被抓，捉奸者向通奸者要求索賠，又或者是時下流行的“分手費”、“情感損失費”等情感糾紛補償。若行為人沒有實施非法的恐嚇手段來迫使相應方履行義務，而是相對方在權衡之下自行給付了補償費用，那么就不能認定為敲詐勒索罪。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情感損失難以被物質量化，因此索賠數額在這里本身就可以屬于違法性認定的標準之一。而手段上的精神強制力程度評判也較為模糊，從客觀證據上認定的標準并不統一，由于此類案件中當事人往往情緒起伏較大，容易做出過激行為，若是涉及到暴力脅迫，則很容易構成敲詐勒索罪。最近社會熱議的明星后院起火，若行為人以曝光隱私為要挾迫使明星交付財物，也極易涉及敲詐勒索的刑事風險。
（1）向出軌方要求索賠，救濟手段正當不構成敲詐勒索
長九檢一部刑不訴〔2020〕20號不起訴決定書
被不起訴人陳某某回家時發現妻子趙某某和朋友孔某某有不正當的男女關系，二人被陳某某當場抓獲，陳某某對孔某某進行辱罵，后雙方商量私了，陳某某以賠償精神損失費和名譽費為由，向孔某某索要人民幣10萬元，如果孔某某不給錢就不讓其離開，孔某某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下同意給陳某某人民幣8萬元，后雙方簽訂欠據，孔某某當場給付陳某某人民幣5萬元，2017年2月13日又給付陳某某人民幣3萬元。經本院審查并退回偵查機關二次補充偵查，偵查機關仍不能查清陳某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威脅、要挾、恫嚇等手段強行索取孔某某人民幣8萬元一事。最終決定對陳某某不起訴處理。
本案中，陳某某在遭受婚變之痛時依然克制住了情緒，有理（賠償精神損失費和名譽費）有節（雙方商量私了）進行索賠談判，且不問這里的精神損失賠償與名譽費能否得到法律支持，就公序良俗方面一般心證而言，此時陳某某作為受害人以曝光二人出軌事實為由向出軌情夫要求賠償能夠得到大家理解，便不能認定為威脅，但若是事態升級，如揚言將捉奸時拍攝的照片視頻在網絡上放出，則會明顯超過必要性程度，對相對人能夠形成精神強制。
（2）以曝光關系、發布私密照片等非法手段為要挾索要分手費構成敲詐勒索
（2017）滬0105刑初156號
2013年3月至案發，被告人詹某冒充女性，以“木子堅果”等微信名并化名“李婭”、“鄔愛婷”在網絡上與被害人魏某某交往。期間，被告人詹某以母親生病等為由向被害人借款共計38，000元。2016年4月，被告人詹某以向被害人魏某某的微博、微信同事、朋友散布魏與其有兩性關系、魏與情人約會、挪用公款為情人買禮物、上傳魏的半裸照片等為要挾，以“分手協議”的名義，敲詐得被害人魏某某給予的人民幣10萬元。
法院認為，被告人詹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敲詐勒索他人財物，且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敲詐勒索罪。
通過上述情形可知，手段的必要性限度也與行權的正當性相掛鉤。此次官方重點打擊的是自媒體報道新聞敲詐行為，因此自媒體運營方，以及通過自媒體尋求報道的維權行為，都應該行使權利之時考量好必要性與正當性的尺度，避免在網絡擴散不斷的解讀和演繹中產生難以預料的影響，無端提升手段非法性程度，行權需要慎之又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