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功耘：不失歷史，勇創未來
2020-12-3055461編者按：2020年12月，威科先行邀請本所顧功耘主任作為其系列訪談節目《中國律師20年：行業大家》收官之作的專訪嘉賓，分享從業40年來對法學教育、法律科技、法律行業發展的體會和感悟。近日，其專訪稿《顧功耘：不失歷史，勇創未來》正式發布，特此轉載，讓我們一同領略顧主任的魅力和風采。
他，是77年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高考生，也是被“密招”錄取的第一屆北大法學生；82年1月大學畢業后，他手執教鞭，站上大學講壇，一站就近40年。他，從那個法學教育剛剛恢復、法治建設百廢待興的年代，一路走過，見證法學教育從艱難拓荒到蓬勃發展的40年。40年時序更替，40年光陰荏苒。他在三尺講臺育得桃李滿天下，筆耕不輟碩果累累，不斷踐行著法學教育大家的責任與擔當。但，就在大家認為他即將要過起清靜的書齋生活時，2018年，他又開啟新的賽道，深入法學實踐一線，加入錦天城律師事務所擔任主任，弄潮時代，開創“律師法律+科技的數據化”的新未來。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他，就是顧功耘律師。在《中國律師20年：行業大家》第17期，也是2020年的訪談收官之作，我們有幸邀請到錦天城律師事務所主任顧功耘律師作為訪談嘉賓，帶我們領略法學發展40余年風貌，不失歷史，勇創未來！
北大法律系77級學生
Q：您是77年宣布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考生，能與我們分享下當初為什么想考法學，又是如何與北大結緣嗎？
顧功耘：恢復高考前，全國高等院校招生采取的是推薦上學政策，生源主要是“工農兵學員”，能上大學的人是鳳毛麟角。我不是那個幸運兒，1974年高中畢業后，我去了江蘇農村從事農業勞動。直到1977年，恢復全國高考的消息傳來，得知有機會回到校園，我內心十分振奮，報名了當年的考試。那時是考前報志愿，我填報了好幾所大學，有復旦大學，也有位于我家鄉的揚州師范學院（現揚州大學），當時報的是中文專業，沒有報考法律專業，也沒有填報北京大學。
那為什么會被北大法律系錄取？我事后了解到，北大法學院的法學專業沒有向社會公開招生，學校錄取考生主要考慮分數等因素。那時江蘇高考只考4張卷子：數學、語文、政治、歷史和地理，歷史和地理是一張卷，每一門滿分是100分，總分400分。我的三門文科成績非常高，都是90分以上，經過綜合評定，我就被錄取了。接到錄取通知書時，我很意外；但回頭來看，也感慨命運的饋贈，這段求學經歷讓我走上了一條從來都未曾想到的探索法治國家的康莊大道。
Q：在北大讀書時，有什么令您難忘的事嗎？
顧功耘：在北大讀書期間印象最深的應該是同學們對知識的渴求。我們是十年浩劫后第一屆通過考試進入學校的學生，求學機會來之不易，大家都倍加珍惜。對于知識的渴望，到了一種近乎于癡的狀態，至今仍讓我記憶猶新的，還要數“圖書館破門事件”了。
當時北大圖書館條件相對來講比較好，但座位也是一位難求。大部分同學都是開館前一兩小時就去排隊。冬天時，候館時間點天剛蒙蒙亮，灰藍色云霧透射出稀疏光束，風一刮，那可真是冷啊！大家都蜷縮在棉衣里，肩上挎著包，手里拿著書，邊跺腳取暖邊看書等開門。圖書館入口處是一排玻璃門，有一次開館的時候，門口等待的人太多了，幾百人一擁而入，結果“嘩啦”一聲，把整排玻璃門給擠垮了，玻璃渣碎了一地，同學們爭分奪秒的學習熱情可見一斑。當然現在條件好多了，大家還是要有秩序的去圖書館。
Q：【北大法律系77級】已經是個專有詞條，不僅是法律界“黃埔一期”，還被稱為“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大學中最大的班級”，那時候班上有多少個人？整個學校情況怎么樣？
顧功耘：我們這個班級最初只有60個人。后來響應中央號召，為給社會多培育急需人才，法律系在開學后的幾個月里又增加了20余位走讀生，一下成了80多人的大班級。學校共新招幾千名學生，這也體現了當時國家對培養人才的迫切需求。
Q：您專注法學教育與研究近40年，親歷了法學教育、法制建設與法律服務行業的發展，這期間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顧功耘：投身法學40余年，感悟自是頗多的，先說教育這塊吧。
法學教育與科研發展至今已有了長足進步，但為了迎接未來科技發展與應對法律服務全球化趨勢，法律從業者除了專業能力過硬外，還需具有更高水平的應變能力。這就要從法學教育階段開始培養，一是要拓展學生的知識結構。法學生不應只局限在法學知識的輸入，要發揮主觀能動性，涉獵多學科知識，培養全球化視野，提高綜合能力。我讀書時，法學教材十分匱乏，刑法課講刑事政策；民法課講民事政策，沒有關于每個學科成體系的完整的教材。于是，老師、同學們就去查閱翻譯前蘇聯、西方和中國臺灣地區的法學資料作為參考。除了日常研習法學資料外，我也投入大量時間在非法學知識積累上，比如教育學、心理學、管理學、經濟學、文學等都有涉及。這種廣泛閱讀積累的能力，時至今日也是很重要的，法律從來不是一個孤立的學科，它在發揮自己定紛止爭的社會功能時，也會與其他領域產生連接，因此作為法律從業者，無論是作為司法工作者、律師、還是法律研究者，想要做到極致，就必須要廣智博識。
二是要重視實踐。“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學是一個應用性學科，不能只是從書本到書本，要積極參與實踐，如果學校沒有提供足夠的實踐機會，就自己去創造機會，正如莎士比亞所說，本來無望的事，大膽嘗試，往往能成功。就拿我來說，82年北大畢業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復旦大學分校任教，那時候學校也沒什么實踐合作單位。我就以老師身份聯系上海市高院、上海市檢察院與上海市人民政府（當時還沒有獨立的法制部門），希望能以實習方式參與他們工作。征得機關同意后，我在教學之余，參加他們的研討會、調研等多種形式的工作實踐，少則一兩個月，多則半年以上。沒有這些實踐作為教學依托，我很難有今日在法研方面的建樹。
說完法學教育，轉而看看中國的法制建設，經過幾代法律人的不懈努力，夯實了基礎。未來5到10年，希望國家治理能夠更加重視法律，依法治國；國人能夠更加珍視法律，遵守法律。厲行法治提高社會文明程度，共同構建一個能被國際認可的良好法治化環境。
至于法律服務行業整體的發展與變化還是很大的。法律人出于業務開拓與升級轉型需求，群體服務意識提升，諸多國內律所管理者“走出去”拜訪國外先進大所，借鑒與吸取其成功經驗。目前來看，還有很大優化空間。
逐夢者，我的職業轉身
Q：您在教育行業深耕近40年，可以說是功成名就， 2018年又以律所主任身份加入錦天城，是什么契機促使您決定從華東政法大學管理者到大所主任的身份轉換？
顧功耘：從個人動因來說，我一直有個法治夢，并愿花一生時間做一個逐夢者。我的前半生教書育人，希望為中國的法制建設培養接班人、薪火相傳，但心里也是希望能深入法律實踐，發現更多中國法治建設中丞待解決的問題，并為之找到解決方案。恰逢此時錦天城律所找到了我，希望我能接棒新一屆律所主任。我在80年代初就已經取得律師資格，在學校任教時也兼職做律師，對律師行業并不陌生；另一方面，我在大學任職期間有20多年行政管理經驗，基于前述經歷，接受出任律所主任的邀約，不失為我踐行法治實踐理想的好選擇。至于為什么選擇錦天城？里面還是頗有淵源的。錦天城律師事務所是天和、錦聯與長城三家律所在1999年合并而來的。三所合并后，錦天城采取主任外聘制，一般會從所外法律界、法學界聘請一位德高望重的專業人士擔任律所主任。錦天城的第一任主任史煥章，是華東政法學院的前院長（編者按：2007年，經教育部批準，華東政法學院更名為華東政法大學），當時是我的領導。史院長轉換到律所工作后，我們還保持著聯系。所以當錦天城律所第二任主任吳明德要卸任時，經史院長推薦、錦天城合伙人討論決定聘我來所擔任主任。除此淵源外，錦天城業務范圍廣泛，其中證券市場、金融方面的法律實務，也是我專業主攻方向。
綜合考慮以上各種因素，我就接受了錦天城的邀請，成為該所的第三任主任。
Q：這兩年在您的帶領下，我們看到錦天城不論在業務體量還是專業化方面都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您覺得在您擔任主任的2年間，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顧功耘：錦天城核心治所理念，是民主治理，并將其發揮到極致。充分的民主，是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這種民主缺乏必要的集中，也會產生弊端，比如會帶來決策效率低下等問題。
我所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降低過度民主帶來的消極影響，例如做好管理層間的協調、妥善處理重大問題的意見分歧工作。錦天城律所在全國有3000多位律師，其中上海有1000多位律師，面對這樣一群受過良好教育，才思敏捷，邏輯周密的同伴，要做好管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近期經過充分醞釀和民主選舉，事務所產生了新的管理層。新的管理層都是70后、80后的高級合伙人，相信在新的管理班子建立后，會帶領錦天城邁向一個新紀元。
Q：您成為錦天城新的領航人后，您的治所理念是什么呢？在律所未來發展模式方面有什么新的規劃嗎？
顧功耘：錦天城在2016年到2020年這五年發展計劃中曾提出堅持“專業化、國際化、規模化、品牌化“這四化的發展目標。
現在，錦天城共有4500多名員工，是國內最大規模的事務所之一。隨著人員數量的增多，內部管理的壓力也隨之加大。所以，規模化就不能再成為下個階段的發展目標。在下個五年計劃中，我們做了相應調整。將“一流品牌、卓越服務”作為發展總目標，堅持走專業化道路。
此外，為了滿足客戶國際業務的需求，為了提高事務所的運營效率和運用現代化手段的服務能力，我們還將加強“規范化”、“數據化”與“國際化”建設加入到下一階段發展規劃里。所謂規范化，是指無論對外業務，還是對內管理，都必須高標準、嚴要求，依規范操作。唯有規范化，才能防范和規避風險，才能提高服務質量。
數據化，是要盡可能地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提高律所的管理效能和服務效率。管理效能的提高依賴于律所IT、知識管理庫、風控利沖管理、OA系統等建設的加強。要善于利用專業化數據庫、智能工具、大數據，壓縮律師低價值工作時間，提高工作效率。整體來說，錦天城的綠色信息化建設，在國內律所占據領先位置，但與國際大所相比，還存在差距。所以這兩年，我們一直加強國際布局。借鑒國際大所的發展以及管理經驗，在國際化的道路上邁出更為堅實的步伐。
行業前瞻
Q：疫情期間，很多律所業務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結合現在的政治經濟形勢，您覺得法律服務行業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做好哪些準備呢？
顧功耘：此次疫情給整個法律行業敲響一個警鐘，即業務類型過于單一的律所承受市場風險的能力遠小于綜合性律所，比如之前只做涉外業務的律所，在疫情影響和國際形勢影響下，就要考慮轉型，否則難以維系。這并非否定專業化律所，而是說律所在明確專業化定位同時，還應當開拓兩三個法律業務作為支撐，當某一業務受到沖擊時，其他業務能夠補位。
Q：疫情期間，資本市場業務會受到比較大影響嗎？
顧功耘：從實際情況來看，對金融行業，尤其是證券市場這部分業務影響不大，業務量反而還在增長。受到疫情影響，國家為保證企業有資金流轉、能順利開工，在發行股票債券方面條件相對寬松。很多企業在政策松動下，加緊募集資金，發展生產，所以這塊業務不降反增。不過，在市場向好時，我們也要保持警惕，防止部分募資企業濫用資金，發生違約等風險，投資者也要謹慎投資。
Q：您說去國外考察了很多頂尖律所，對中國律所發展也非常有借鑒意義。那您能預測下中國法律服務行業的未來發展趨勢嗎？
顧功耘：從國際上來看，未來的律師更多地將成為“行業律師“，而常規單一的律師業務，未來會逐步被人工智能替代完成。
所謂“行業律師”，意味著律師不僅能提供法律支持，還能全面了解和把握行業脈搏，為企業發展出謀劃策。行業律師應該能引導客戶，提供全方位、更高價值的綜合性服務。
比如你要考慮怎么為客戶提供戰略性的咨詢建議，包括內部管理，未來發展方向，潛在風險解決方案；客戶若要進行投資，律師要幫助做盡職調查，既可以設計方案，也可以協助融資；告訴客戶投資方向在哪，投資環境如何……行業律師應該走在客戶前面，并盡可能預判到所有隱患，最大限度的降低企業風險，創造經營條件，為客戶增值賦能。
從整體來看，這種法律服務的消費市場還處在初級階段。市場的培育和發展，一方面，需要靠律師努力引導客戶；另一方面，律師也應進一步提高自身綜合能力，迎接行業發展新挑戰新趨勢。
寄青年人
Q：您的工作日常是什么樣？面對壓力是如何解壓呢？
顧功耘：到了律所后，沒有嚴格意義上的休息日，基本上是一周7天滿額工作。每天工作時間至少10小時。信息化時代，即便在休息時間，有比較緊急的事，還是要通過微信、郵件等方式及時溝通解決。我工作的減壓方式，就是運動和看書。有時間就去走走步，一次大概一小時；擠時間看書，則是從學生時就形成的習慣。
Q：現在的青年人被稱為焦慮體和迷茫的一代，您能給青年人一些人生和職業方面建議嗎？
顧功耘：薩特曾說“對于過去我無能為力，但我永遠可以改變未來”。人這一生很短，我們常說人是自由的，這種自由是選擇的自由，當然現在青年人的選擇很多，面對選擇，尊重內心，選你所想。但如果做了選擇，就要堅定走下去，為達頂點心無旁騖。當然在逐夢過程中，我們要保有對法律的信仰，因為國家的法治建設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只靠一個人，而是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努力做一點，改變一點。在逐夢路上，要時刻不忘為國家法治建設添磚加瓦。
威科寄語
Q：您了解的威科是一家什么樣的公司？
顧功耘：威科在法律數據庫行業，是專業化、國際化的代表，這與錦天城的發展方向也是不謀而合的。
我們錦天城全所采購了威科平臺作為重要的業務信息化工具，威科數據庫為律師查詢法規、案例信息提供了準確而高效的支持。同時我知道，錦天城的很多律師也與威科有文章撰寫、舉辦活動等實務合作，從律所的角度，我們也鼓勵律師將更多的業務經驗轉化成文字成果分享到威科這樣的平臺，也非常好地體現了律師的業務和專業水平。
另外，平時我們也會就一些熱點內容或團隊研究進行寫作，威科作為一個法律內容發布平臺是非常專業的，過往與我們的多次合作也很愉快。今年《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出臺之后，我們也與威科這邊合辦了會議，收獲了很多關注，現在還在一直合作呢，也算老朋友了。
Q：送給威科先行一句寄語的話，您想說什么？
顧功耘：從法律大數據進階人工智能是潮流所向，威科先行作為法律信息服務提供商，一直走在探索科技與法律有益結合的前沿。希望威科未來也能夠在這條路上越走越好，引領一個新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