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權益的厘清與保護--最高法院數據權益司法保護指導性案例評析（上）
作者：吳衛明 2025-08-30近期，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第47批指導性案例（指導性案例262—267號），這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發布數據權益司法保護專題指導性案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發布第47批指導性案例的通知》（〔2025〕150號），本期發布的案例一共六件，均具有典型意義，六件案例共包括五大類案件：
1、第一大類案件為“公開爬取型數據權益不正當競爭案”。《某科技有限公司訴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指導性案例262號）。該案件系因經營者爬取搬運網絡平臺數據而引發的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件。
2、第二大類案件為“用戶授權型爬取數據不正當競爭案”。《某網絡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訴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指導性案例263號）。該案件是一件涉網絡平臺關聯賬號服務的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件。
3、第三大類案件為“數據權益一般侵權行為案件”。《某鋼鐵有限公司訴某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侵權責任糾紛案》（指導性案例264號），該案件是一件因編制、發布鋼材價格指數而引發的侵權責任糾紛案件。
4、第四大類案件為“因必要性引發的個人信息權益侵權案件”。該類案件包括兩個案件:
(1)《羅某訴某科技有限公司隱私權、個人信息保護糾紛案》（指導性案例265號）是一件涉APP經營者過度收集用戶個人信息的案件。
(2)《黃某歡訴某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個人信息保護糾紛案》（指導性案例266號）是一件涉“先享后付”功能服務的個人信息保護糾紛案件。該案例同樣屬于個人信息處理必要性的案件。
5、第五大類案件為“數字資產中的網絡賬號執行案件”。《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與游某梅執行實施案》（指導性案例267號）是一件涉交付網絡平臺賬號的執行實施案件。
上述五大類合計6個指導性案件，厘清或進一步明確了數據相關權益的司法裁判規則，不僅對于相關案件的民事爭議處理提供了思路，對于企業的合規建設和爭議防范同樣有所裨益。
對于上述五大類案例，筆者將分別予以解析：
一、公開爬取型數據權益不正當競爭案的思路解析
公開爬取型數據權益不正當競爭行為，是指經營者對其他經營者在網站或其他界面（如APP、微信公眾號、小程序等）所展示的數據以自動化程序或腳本進行收集并實施不正當競爭的行為。在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發布第47批指導性案例的通知》（〔2025〕150號）中，指導性案例262號即屬于此類案件。
基本案情：
該案件基本案情如下：某科技公司是甲APP的經營者。某文化公司是乙APP的經營者。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期間，乙APP上有50392個短視頻與甲APP的短視頻一致，且短視頻中含有甲APP專有的代碼。案涉短視頻中，包含19079個注冊用戶昵稱、用戶頭像。其中，15924個與甲APP相同；127處評論內容、順序、標點符號與甲APP相同。
某科技公司以不正當競爭糾紛為由提起訴訟，訴稱：某文化公司未經許可，直接抓取搬運甲APP中的案涉數據并在乙APP展示和傳播，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因此，請求法院判令某文化公司消除影響、賠償經濟損失人民幣4000萬元。
裁判結果: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1日作出（2019）京0108民初35902號民事判決，判令某文化公司在《中國知識產權報》非中縫位置刊登聲明，就案涉不正當競爭行為為某科技公司消除影響；某文化公司賠償某科技公司經濟損失人民幣500萬元。在二審中，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于2023年3月16日作出（2021）京73民終1011號民事判決，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1、某科技公司對案涉數據集合享有經營性利益。
作品的著作權屬于創作者，短視頻平臺僅作為作品的匯聚者，按照網絡平臺常見的“視頻、直播、音樂”等類別進行分類，選擇和編排并未體現獨創性，亦不構成匯編作品，不享有作品的著作權。
但是，案涉數據集合系某科技公司采集、匯聚而成。其中，除短視頻外，還包括用戶在上傳和使用短視頻時，根據用戶協議發布的注冊信息（昵稱及頭像）、用戶評論等。概言之，案涉數據集合系用戶遵循平臺規則、借助平臺提供的技術支持，經由與平臺之間的交互關系形成，規模體量大、商業價值高。而某科技公司對數據集合的形成和積累實質性投入了人力、物力、財力，通過經營吸引大量用戶流量，使得該數據集合額外產生獨立于單一短視頻的經濟價值。
2、某文化公司未經許可獲取并向公眾提供相關數據，足以實質性替代某科技公司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依法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2〕9號）第一條規定：“經營者擾亂市場競爭秩序，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消費者合法權益，且屬于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章及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規定之外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予以認定。”
本案中，某文化公司未經許可，抓取搬運案涉數據集合中大量用戶信息、短視頻和用戶評論在乙APP使用，導致乙APP與甲APP內容高度同質化，網絡用戶不使用甲APP，通過乙APP也可觀看相同內容，實質性替代了某科技公司經營的甲APP產品和服務。由此，某文化公司抓取搬運案涉數據，并在乙APP使用的行為，損害了某科技公司的經營性利益。綜上，人民法院依法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的規定，認定某文化公司的案涉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
案件延申解析：
在網絡經濟中，通過網絡爬蟲程序或者自動化腳本從目標網站或平臺獲取公開數據的方式極為常見，為此，《網絡數據安全管理條例》還用專門的條款對于此種數據獲取行為進行了規制。《網絡數據安全管理條例》對于以自動化程序方式獲取數據的規制，主要是從網絡安全及數據安全的管理秩序出發所進行的界定，而并未對此類行為可能帶來的數據相關權益進行界定。
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此類案件已經成為數據相關權益糾紛中最為常見的類型之一，不少地方的人民法院也在審判實踐中做出過一些經典的判決。在此類涉及數據相關權益的案件中，法院經常采用的裁判思路為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將與數據集相關的權益界定為“競爭性權益”，從而對擁有數據的主體進行保護。
比如，在（2022）京73民終4201號案件中，一審及二審法院均認定，原告涉案數據是在原告長期、大量的資金、技術、服務等經營成本的投入下，建立、維護和不斷擴充的具有相當數據規模的房源數據集合，是原告的核心經營資源。原告據此為自身建立起市場競爭優勢，并獲得商業利益。該種商業利益本質上是一種競爭性權益，應當受到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保護。對于以數據集合吸引用戶流量的平臺的核心經營資源構成問題，原告經營平臺的主要流量來源和用戶粘性來源均來自于其對于公共房源數據的整合、分析與發布，該數據集合構成平臺核心經營資源和主要競爭優勢。被告以技術手段大規模抓取涉案數據，并將涉案數據存儲在自有服務器后去除原告網站水印、加入其他主體水印，傳播至社交媒體和第三方房產信息平臺的行為，在客觀上傳播了“虛假房源”，損害了本屬于原告的用戶流量，影響了用戶粘性和信賴度，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
實際上，無論案件中采用的被侵權乙方的利益采用的是”競爭性權益”還是“經營性利益”，都反映出人民法院對于數據相關權益保護的思路。但同時也折射出數據相關權益法律保護的難點。由于數據本身的復雜性，數據來源的多樣性，數據收集、產生所依賴的基礎法律關系的多元化，導致數據本身在法律上很難界定為某種統一的“權利”。而只能依據不同的法律關系，尋求法律的可保護性。
《數據安全法》第七條規定，國家保護個人、組織與數據有關的權益。從立法上承認了數據的權益屬性，但對該種權益與數據相關性的規定較為原則。《個人信息保護法》中，提到了“個人信息權益”，則更進一步，直接規定了個人信息權益，當然，對于該種權益的認定與保護，仍應結合法律關系通過不同的法律予以保護。
筆者認為，最高人民法院本次發布的262號指導性案例，對于厘清與數據相關的權益的保護，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二、用戶授權型數據爬取不正當競爭案的思路解析
用戶授權型數據爬取行為，是指經營者在用戶授權后，以自動化程序或腳本對用戶在其他經營者網絡平臺所開設賬戶內的數據進行獲取的行為。在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發布第47批指導性案例的通知》（〔2025〕150號）中，指導性案例263號即屬于此類案件。
基本案情：
該案件基本案情如下：某網絡公司運營甲網站，為求職者提供工作和職業發展機會。招聘企業用戶在甲網站發布招聘職位后，可以通過搜索求職者信息，或者通過求職者向目標職位投遞簡歷的方式獲取求職者信息。甲網站為企業用戶提供的搜索系有償服務，用戶登錄甲網站需要輸入圖片字符的驗證碼。
某信息公司運營乙網站，主要提供簡歷管理、招聘管理、大數據服務等。乙網站設有“關聯外網賬號”功能，便于招聘企業用戶集中處理在甲網站和其他網站獲取的簡歷。招聘企業用戶使用該功能需要專門授權，通過設置輸入其在甲網站等其他網站的賬號、密碼后，即可自動登錄關聯網站，并可以自行選擇是否同步獲取簡歷到乙網站招聘管理流程或者簡歷庫。
某網絡公司發現，招聘企業用戶在甲網站獲取的個人簡歷，在使用“關聯外網賬號”功能后可以在乙網站中搜索到。2017年11月23日，某網絡公司以不正當競爭糾紛為由提起訴訟，訴稱：某信息公司提供關聯賬號服務，使用招聘企業用戶賬號、密碼，避開身份驗證碼機制自動訪問甲網站系統并獲取、保存、使用案涉簡歷數據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請求判令某信息公司停止不正當競爭行為、消除影響、賠償經濟損失人民幣500萬元。
裁判結果:
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2017）滬0110民初25167號民事判決，案涉提供關聯賬號服務并獲取、保存、使用案涉簡歷數據的行為不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駁回某網絡公司的訴訟請求。二審審理中，上海知識產權法院于2020年10月13日作出（2019）滬73民終263號民事判決，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1、用戶使用關聯賬號功能，將其持有的數據在不同網絡平臺間轉移，合法正當。
關聯賬號服務系通過綁定用戶在不同網絡平臺上的多個賬號，達到共享數據、權限或者功能的目的，以提供更為便捷的使用體驗。經營者采用網站關聯技術匯聚不同平臺數據，便于招聘企業用戶通過其網站關聯到原有平臺賬號，進而匯聚信息進行“一站式”處理。在不侵害數據安全、個人信息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網絡用戶使用關聯賬號功能，將其持有的數據在不同網絡平臺間轉移，系合法正當行為。
2、某信息公司提供關聯賬號服務的行為具有正當性。
某網絡公司對甲網站所采集生成的數據有實質性投入和貢獻，享有受法律保護的權益，但不得阻礙招聘企業用戶對所收集的數據進行轉移等合理處理。據此，相關招聘企業用戶對通過有償支付對價、接受求職者投遞等方式收集的簡歷數據，可以進行轉移，包括使用關聯賬號進行轉移。而且，案涉關聯賬號未超出求職者對個人信息處理范圍的預期。招聘企業用戶在使用“關聯外網賬號”功能后僅能將簡歷同步到乙網站中招聘企業用戶自己的賬號內，求職者的信息無法在乙網站匯聚簡歷庫中搜索到，不存在侵害求職者合法權益的情形。
3、某信息公司行為方式不具有違法性。
其一，某信息公司所提供的關聯賬號服務，需要由招聘企業用戶自行選擇是否關聯、是否自動同步或者保存簡歷，并自行輸入其在甲網站等其他網站的賬號、密碼。關聯賬號功能服務的實現均為用戶自己的意愿，且需要由用戶自行實施相應操作。其二，某信息公司采取關聯賬號便利登錄的技術手段，不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的“妨礙、破壞其他經營者合法提供的網絡產品或者服務正常運行的行為”。其三，招聘企業用戶使用乙網站的關聯賬號服務并選擇同步簡歷，會使其在甲網站上獲取的簡歷下載至乙網站服務器，但同步到乙網站的簡歷只能在招聘企業用戶的賬號中搜索瀏覽，他人無法在乙網站獲取。故而，某信息公司經用戶授權獲取、保存、使用甲網站簡歷數據的行為不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
案件延申解析：
在網絡經濟中，通過授權其他平臺并以自動化程序共享本人在不同網絡平臺賬號內的信息和數據，是一種用戶便利化的措施。對此，《個人信息保護法》對于個人信息類的數據，規定了數據轉移的權利。該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個人請求將個人信息轉移至其指定的個人信息處理者，符合國家網信部門規定條件的，個人信息處理者應當提供轉移的途徑，該規定確立了一種原則，即網絡平臺內的個人賬戶數據，用戶擁有要求轉移的權利。雖然《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定的是個人信息處理活動，但對于界定用戶與網絡平臺關于用戶賬戶內的數據權益，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長期以來，對于網絡平臺用戶是否有權利將其賬號、密碼提供給其他平臺，并授權轉移數據，執法、司法實踐中存在較大爭議。一般來說，網絡平臺會在用戶協議中約定禁止用戶將平臺賬號、密碼提供給其他平臺，一旦其他平臺通過授權方式獲取數據，被獲取數據的網絡平臺往往會提起不正當競爭之訴。當然，也有部分案例則是以“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報案。如在杭州某科技公司數據爬蟲一案中，即采用的類似技術措施與方案，經個人用戶授權后，從個人用戶開設于多個網絡平臺的賬戶內獲取數據。雖然該案件最終并未適用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但報案對于企業仍帶來了一定的風險。
本次最高人民法院本次發布的263號指導性案例，對于保護網絡平臺用戶數據權益，合理劃定不正當競爭法在數據領域的適用范圍，促進數據流動與共享，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以上為最高法院數據權益司法保護指導性案例評析（上），對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發布第47批指導性案例的通知》（〔2025〕150號）中發布的其他四個案例，將在解析（下）中予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