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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之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向了國際化道路，紛紛“走出去”，掀起了全球化投資、并購的熱潮。在全球化“走出去”的推動下，又紛紛萌生了境內外聯動的債權融資架構，包括傳統的內保外貸、近年來火熱的中資境外發債（發債架構包括境內企業向境外子公司提供維好協議、支持函等多種增信方式）等，通過多種架構安排向境外債權人融資。

然而，當近年來尤其是今年的經濟疲軟時，也有不少中國企業正在或即將面臨被宣告進入破產程序。隨之而來的便是一系列的跨境典型問題，例如：

?  當中國內地企業被中國內地法院宣告進入破產程序后，該內地企業的境外子公司在境外所借的款項無法向境外債權人清償，同時，內地企業又為該筆境外借款提供增信的情況下，該筆境外借款是否受到中國內地破產程序的管轄？

?  境外債權人是否應當向在內地破產程序下的破產管理人進行債權申報？

?  境外債權人在境外法院提起的針對該內地企業的境外強制執行程序是否因內地企業進入中國內地破產程序而應當被中止？等等

換言之，中國內地破產程序是否具有“域外效力”（extra-territorial effect）？

對于上述問題，筆者關注到目前業界和學界普遍的關注的相似案例則為：1999年香港高等法院的案例——中芝興業財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CCIC HK”）在香港高等法院訴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以下簡稱“廣東國信”）案（CCIC Finance Ltd v Guangdong International Trust & Investment Corporation [2005] 2 HKC 589）。其中原告CCIC HK是一家香港注冊的金融機構，被告廣東國信是一家注冊在內地的國有企業，在香港高等法院訴訟時，廣東國信已被內地法院宣告進入破產程序，其在香港全資子公司“國信HK”也已進入了香港清盤程序。

因此，鑒于目前中資境外融資地普遍位于中國香港，且香港又是普通法系地區（往后的法官審案參考以往判例），故，筆者將在本文中著重梳理、研究與分析在該廣東國信案中的幾個關鍵點，以期對于未來相似具有“跨境”性質的內地破產程序案件帶來一定的幫助。

香港高等法院如何行使其自由裁量權（discretion），以判定：

（1）是否授予CCIC HK 申請的第三人債務人命令的永久性判令（absolute garnishee order），且；

（2）是否同意廣東國信申請中止執行（stay of execution）？

首先，該香港高等法官確認了一項原則，即：是否授予一項第三人債務人命令的永久性判令（absolute garnishee order）取決于，若授予將會在多個判決債權人之間產生傾向于其中某個債權人的效果，則該法官不應授予某個債權人其申請的第三人債務人命令的永久性判令（absolute garnishee order）。為此，該法官隨即援引了在英國上訴法院的判例以支持其觀點：Prichard v Westminster Bank Limited [1969] 1 WLR 547。

其次，該法官認為，由于國信HK也進入了香港清盤程序，其由香港清盤人接管，這意味著債權人CCIC HK目前也只能等待其聲稱的廣東國信對其債務被證實等程序，因此，法官不認為授予或不授予第三人債務人命令的永久性判令（absolute garnishee order）將會影響到國信HK的債權人及國信HK本身。

再次，該香港高等法院法官認為，根據國際法規則，若在境外司法領域內已經有一個具有全球效力的分配破產財產程序正在等待進行，則地方法院不應允許在其管轄范圍內采取會干擾該程序的步驟（為此，該法官援引了Galbraith v Grimshaw [1910] AC 508案例以支持其觀點），另外，該法官亦援引了在香港的判例（Modern Terminals (Berth 5) Limited v States Steamship Company [1979] HKLR 512），在該案中，本地債權人有一項針對注冊在美國內華達州公司的被告的勝訴判決，但是該美國內華達州公司已根據美國聯邦破產法在美國加州北區法院申請了破產保護，并取得了美國加州北區法院對該內華達州公司及其財產的獨占管轄權。在該情況下，香港法院同意在香港的中止執行（stay of execution）的申請。

關鍵點還在于，該法官通過逐個分析廣東國信案件中的下述關鍵事實：

1、從1999年1月16日當時廣東省高院作出的有關清算組職權的首要指示中，并沒有將清算組職權限定在中國境內。

2、廣東國信當時向國信HK的香港清盤人提交債務憑證時，沒有跡象表明該憑證會因為是一份離岸的主張而被拒絕；更相關的是，廣東國信的清算組正在尋求變現廣東國信在中國境外的財產。

3、廣東國信的清算組拒絕香港債權人CCIC HK的債權主張的理由是基于實際的法律、事實問題，而并非僅僅因為該債權來自于境外就直接拒絕。

4、在廣東國信破產清算過程中，廣東國信清算組定期匯報工作進展，且在1999年10月22日的會議中報告了已核準的證據，五分之四的價值被標記為來自境外債權人。

5、隨后的新聞發布會亦強調，將遵循在境外和境內所有債權人之間均按比例分配的原則（pari passu distribution）。

6、廣東國信的清算組通知香港債權人CCIC HK，其主張的債權被拒絕時也給予了其有權向廣東省高院復核的權利。

7、廣東省高院于2000年8月29日向清算組發出指示：根據法律宣布廣東國信破產后，其位于境內或境外的財產（包括香港）應以清算組的名義收回：清算組追回的款項應包括在破產財產的范圍之內。

8、在2000年10月31日實現償債時，債權人不因其位于境內或境外而對于受償債權有優先或其他區別。

最后，香港高等法院認為，在廣東國信案中，廣東國信的清算組根據廣東省高院指令在當時的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項下的破產清算程序存在域外效力。

廣東國信案過去已有近二十年，但其影響力尚在。我們從上述香港高等法官對案件事實分析中可以看出，雖說廣東國信案發生時間久遠，但該案體現了當時的中國內地司法實踐以及清算組在破產程序中處理境內外債權人的債權時，一視同仁、給予平等保護的公正態度。這對于之后破產管理人處理涉及跨境性質的中國內地破產程序樹立了良好的榜樣及指引。

此外，筆者認為，該案中廣東國信的勝利在于香港高等法院駁回了CCIC HK的第三人債務人命令的永久性判令（absolute garnishee order）的請求，并且準予了廣東國信的中止執行（stay of execution）的請求。但相應也遺留了個問題：在普遍適用下，中國內地破產程序究竟有無域外效力？

首先，該案的法官的分析只是針對該案件的事實點進行了逐個的個案分析，且該案法官在分析案件事實前也特別強調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由此可見，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結果具有很大的個案性。[1]

其次，我們也注意到，在該案中，廣東省高院并沒有直接向香港高等法院發出任何請求或信函，以尋求香港高等法院協助中國內地破產程序，包括認可中國內地法院作出的破產類文書，承認中國內地破產程序中的破產管理人的職權具有域外效力，認可破產管理人在香港法律允許的最大程序下擁有并可以行使其在該命令和中國內地企業破產法及司法解釋的權利等。

因此，筆者認為本案不能被簡單認為是香港高等法院認可了中國內地《企業破產法》的域外效力[2]或承認了中國內地破產程序，也不能被簡單認為該案代表了中國內地與香港司法的跨界合作。 

綜上，如本文最初所述，今日的經濟全球化環境與二十年前已大不相同，越來越多的中國內地破產程序或多或少帶有“跨境爭議”的性質。例如，內地母公司與其境外子公司共同宣布破產的同時，內地母公司與境外子公司之間又存在眾多往來應收應付款，境外子公司又存在境外發債、境外銀行融資但無法償還（并由境內母公司提供非傳統意義的“跨境擔保”、跨境增信）的情況。經濟全球融合、境內外投融資架構日趨復雜的情況下，也隨著導致了將會陸續浮現更多更為復雜的、帶有“跨境”性質的中國內地破產程序，這也將對于中國破產管理人帶來一定的挑戰。

最后，筆者在此期待不久將來能看到中國內地與香港就破產領域的跨境司法合作，也期待能看中國內地破產程序的域外效力被各個國家和地方法院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