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審視互聯網金融背景下的金融借款“高利貸”—評銀行卡新規中信用卡息費保護條款
作者：林先海 2021-06-02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4日發布《關于審理銀行卡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21〕10號，以下簡稱“《銀行卡新規》”），未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20第二次修正）》（以下簡稱“《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確定信用卡透支手續費、利息、復利、違約金等息費的司法保護上限，而是給予了人民法院根據公平原則和誠信原則予以衡量的自由裁量權。這種靈活的司法解釋規定與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6日發布的《關于審理銀行卡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銀行卡新規征求意見稿》”）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15）》（以下簡稱“《舊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確定信用卡息費司法保護上限的口徑存在較大差異。這種差異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體現了區別對待金融借貸與民間借貸的規制趨勢。金融借款利率應在尊重市場經濟規律的前提下進行確定，在互聯網金融背景下，我們應當重新審視金融借款“高利貸”，充分衡量其對社會及經濟發展的弊與利，引導金融借款“高利貸”向有利方向發展。
一、新規對信用卡息費重新界定 近年來，我國相關部門出臺多部規定對信用卡息費的性質及限制進行重新界定。信用卡息費無論在法律屬性上還是在會計處理上均屬于利息，并且目前信用卡息費已取消利率上下限限制，信用卡息費在司法實踐中不適用民間借貸司法解釋。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金融借款利率市場化的監管趨向，金融借款不應適用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的上限限制。 1、信用卡息費屬于貸款利息 信用卡業務項下持卡人承擔的成本主要包括透支利息和分期手續費，例如，持卡人透支取現需按日支付利息，持卡人購物時選擇分期還款需按約定費率支付手續費。 就法律性質而言，透支取現及信用卡分期還款行為屬于發卡行與持卡人之間的借貸關系，持卡人按約定支付的利息及分期手續費的法律性質均為“利息”。而在業務實踐中，部分銀行在會計處理上并未將分期手續費計入貸款業務“利息”收入，而是計入中間業務“手續費”收入，其主要原因是部分銀行以此優化業務類型統計數據及規避信用卡透支利率限制等。[1] 2021年1月27日，財政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發布《關于嚴格執行企業會計準則 切實加強企業2020年年報工作的通知》（財會〔2021〕2號），明確規定：“銀行從事信用卡分期還款業務形成的金融資產，企業不得將其按實際利率法計算的利息收入記入‘手續費及傭金收入’科目或在利潤表中的‘手續費及傭金收入’項目列示。銀行評估借款人財務狀況、評估并記錄各類擔保、擔保物和其他擔保安排，以及議定金融資產的合同條款、編制和處理相關文件、達成交易等相關活動而收取的補償，構成金融資產實際利率組成部分，銀行應當以此為基礎計算利息收入。” 該規定被稱為“費改息”，分期手續費應計入利息。根據相關報道，部分銀行早已開始相關操作，例如，招商銀行自2015年起將信用卡分期收入全部計入利息收入，中信銀行、光大銀行于2019年做出了類似調整。[2] 這一規定強化了“手續費”等費用的利息屬性，無論在監管管理方面還是在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均具有重要意義。監管部門可以根據真實的業務統計數據做出相應監管決策，金融消費者可以據此判斷其真實的利息支出成本。 2、信用卡息費取消利率上下限限制 自中國人民銀行于2004年發布《關于調整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的通知》（銀發〔2004〕251號）開始，我國監管部門已逐步放款金融機構貸款利率上限和下限。 2016年4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關于信用卡業務有關事項的通知》（銀發〔2016〕111號），明確規定：“對信用卡透支利率實行上限和下限管理，透支利率上限為日利率萬分之五，透支利率下限為日利率萬分之五的0．7倍。” 2020年12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關于推進信用卡透支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通知》（銀發〔2020〕327號），明確規定：“為深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自2021年1月1日起，信用卡透支利率由發卡機構與持卡人自主協商確定，取消信用卡透支利率上限和下限管理（即上限為日利率萬分之五、下限為日利率萬分之五的0.7倍）。” 目前，中國人民銀行對信用卡息費不再設置利率上下限限制，信用卡息費實行利率市場化，由發卡機構與持卡人自主協商確定。不過，根據相關報道，上述新規生效后，多數銀行并未對信用卡息費標準做出較大調整，而是仍維持原有標準。[3] 3、信用卡息費不適用民間借貸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6日發布《關于審理銀行卡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銀行卡新規征求意見稿》”），其中第三條規定為：“發卡行請求持卡人按照信用卡合同的約定支付透支利息、復利、違約金等，或者支付分期付款手續費、違約金等的，對于未超過年利率24%的數額，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對于超過年利率36%的數額，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對于超過年利率24%，未超過年利率36%的數額，持卡人自愿支付后請求返還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該內容參照當時有效的《舊民間借貸司法解釋》中對于借款利率“兩線三區”的效力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4日發布《關于審理銀行卡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21〕10號，以下簡稱“《銀行卡新規》”），明確規定：“發卡行請求持卡人按照信用卡合同的約定給付透支利息、復利、違約金等，或者給付分期付款手續費、利息、違約金等，持卡人以發卡行主張的總額過高為由請求予以適當減少的，人民法院應當綜合考慮國家有關金融監管規定、未還款的數額及期限、當事人過錯程度、發卡行的實際損失等因素，根據公平原則和誠信原則予以衡量，并作出裁決。”該規定發布時，《舊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已失效，取而代之的《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對借款利率規定了“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簡稱“四倍LPR”）上限，超過該上限的借款利率均不被支持。而《銀行卡新規》并未參照《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的借款利率上限規定，而是給予了人民法院相應的自由裁量權。這充分體現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的通知》（法〔2019〕254號）規定的“區別對待金融借貸與民間借貸，并適用不同規則與利率標準”的原則，及《舊民間借貸司法解釋》、《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明確規定的“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從事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及其分支機構，因發放貸款等相關金融業務引發的糾紛，不適用本規定”的相關內容。 二、金融借款“高利貸”的重新審視 金融借款與民間借貸存在本質區別，理應采用不同的監管政策。金融借款允許“高利貸”的存在，這對于經濟發展是有利的。尤其在互聯網金融背景下，金融借款“高利貸”應被重新審視。 1、金融借款與民間借貸存在本質區別 金融借款，是指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從事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從事的發放貸款金融業務。民間借貸，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進行資金融通的行為。金融借款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主要資金融通方式，其貸款人需要具備特定的資質。而民間借貸僅是資金融通的補充方式，其出借人不具備相應資質，其出借范圍僅限于特定主體之間。缺乏有效監管的金融活動會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近幾年民間借貸P2P業務的暴雷就是典型的例證。金融借款目前處于相關監管部門的有效控制下，我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等法律法規明確規定了銀行業金融機構應當嚴格遵守審慎經營規則，金融機構作為貸款人應相對審慎經營。因此，金融借貸與民間借貸有著本質區別，理應采用不同的監管政策，簡單要求金融借款參照民間借貸利率規定的做法和要求等都是不合理的。 2、金融借款“高利貸”有利于經濟發展 高利貸固然會引發諸多社會問題，筆者在此不再多言，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高利貸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發展。例如，持經濟自由主義觀點的相關文章《民間借貸中的暴力沖突:清代債務命案研究》中對于“高利貸”的觀點為：“高利貸剝削論通常只是強調高額利率，而不會看到資金的機會成本以及各類合理的風險溢價要求。”“政策、法律、道義越是想保護交易中的某一方，越是會增加另一方的交易契約執行成本，從而抬高交易價格即利率，最終損害了交易雙方的利益。”[4]馬克思也認為，高利貸對手工業、商業、礦業等資本性的經營放貸，促進了封建社會后期商業資本規模的擴大和總量的增加。[5]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教授采用7年的樣本研究亦發現，若社區內有“領薪日貸款”等高利貸服務，其住房按揭貸款破產率、偷盜率、發病率、死亡率、吸毒酗酒率等，較沒有“領薪日貸款”的社區，有明顯降低。[6]甚至有觀點認為，低利率會加速貧富分化，高利貸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貧富差距，為資質較差的窮人提供更多公平的金融服務機會。[7]我國金融機構借款利率逐步放開上限和下限的趨勢亦可說明該問題。 3、互聯網金融背景下應重新審視金融借款“高利貸” 互聯網金融一直被視為實現普惠金融的重要工具。“普”而不“惠”一直被認為是互聯網金融發展的一大弊病。然而，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看重“普”而允許“不惠”可能是互聯網金融發展的必經之路。例如，借款人急需用款100元，用時1天，若通過APP等便攜互聯網渠道借款，其承擔1元的利息，對其個人而言并不算高，相比其通過親朋好友借款產生的人情債肯定是低的，相比其無法借到款項的情況，其更愿意承擔1元利息。然而，該利息折算成年化利率會高達360%，遠超民間借貸4倍LPR的標準，并且該利息一般無法覆蓋相關貸款參與主體為其提供借款服務而支出的系統開發、維護、數據服務等成本。因此，在互聯網金融背景下，我們應當重新審視金融借款“高利貸”，允許在特定情形和業務模式中存在“普”而不“惠”的情況，讓更多底層人民享受到更多的金融服務，亦給予金融機構為底層人民提供金融服務的動力并收取更高的風險收益。 三、各機構應把握好金融借款“高利貸”的度 無論從金融監管的角度，還是從司法實踐的角度，金融借款利率并不是越低越好，亦不可能是越高越好。金融借款利率過高會導致借款人還款壓力過大進而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金融借款利率過低則會導致更多的人無法獲得借款服務甚至引發地下錢莊等更多違法現象。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修改＜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的決定》新聞發布會中，相關領導對借款利率過低的危害予以認可。 無論從金融監管的角度，還是從司法實踐的角度，金融借款利率市場化放開均是趨勢，金融機構及人民法院同時亦被賦予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權。對于金融機構而言，應充分考慮具體風險情況確定借款利率，不能為了追逐利益而無限制的收取高利息。對此，《中國銀監會關于整治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規范經營的通知》（銀監發(2012)3號）明確規定了“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貸款定價應充分反映資金成本、風險成本和管理成本”。對于人民法院而言，應充分結合案件具體情況確定是否構成利率過高進而確定是否應予調整，而不能僅簡單參照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的利率上限進行裁判。對此，《銀行卡新規》明確規定了“人民法院應當綜合考慮國家有關金融監管規定、未還款的數額及期限、當事人過錯程度、發卡行的實際損失等因素，根據公平原則和誠信原則予以衡量，并作出裁決。”因此，金融機構、人民法院等各機構應把握好金融借款“高利貸”的度，這是發揮金融借款利率市場化制度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保障。 四、結語 互聯網金融的特點是顛覆傳統，傳統業務加持互聯網金融后會產生異化現象，面對不同的異化，我們需要采取不同的對策。對于P2P民間借貸，我們目前無法有效控制其異化的弊端，因此我們采取了嚴加控制引導轉型的政策，但我們仍不能忽略其對金融創新產生的積極意義。對于金融借款，各參與機構均可納入監管，其主要參與主體金融機構的行為可以被正向引導，因此我們需要采取鼓勵創新引導發展的政策。金融借款“高利貸”等被異化的傳統問題亦應被重新審視并因情施策。金融機構等參與主體亦應正視其自身固有的社會責任，不能僅被利益驅使。 [1]信用卡分期收入記入利息，促進業務回歸本源.網址：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2356608339198004&wfr=spider&for=pc.訪問日期：2021年5月30日. [2]信用卡分期收入記入利息，促進業務回歸本源.網址：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2356608339198004&wfr=spider&for=pc.訪問日期：2021年5月30日. [3]央行“解綁”信用卡透支利率近5個月 多數銀行仍“按兵不動”.網址：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1021121823218692&wfr=spider&for=pc.訪問日期：2021年5月30日. [4]陳志武，林展，彭凱翔.民間借貸中的暴力沖突：清代債務命案研究［J］.經濟研究，2014(9):163－164. [5]淺談高利貸對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一面.網址：http://www.ocn.com.cn/hongguan/201502/tianqd111346.shtml.訪問日期：2021年5月31日. [6]淺談高利貸對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一面.網址：http://www.ocn.com.cn/hongguan/201502/tianqd111346.shtml.訪問日期：2021年5月31日. [7]低利率加速了貧富分化？網址：https://www.sohu.com/a/391689939_250785.訪問日期：2021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