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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生產、銷售二次元可脫手辦面臨顯著刑事風險，核心爭議在于其“誨淫性”可能觸犯制作、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本文剖析了司法實踐中，法院認定二次元手辦為淫穢物品的關鍵依據，解讀了從業者常見的幾大認知誤區。上海市錦天城曾崢律師團隊強調，前置性合規是企業生存關鍵，需通過底層分析、法律培訓、設計審查、內部監督等機制，平衡創作自由與法律紅線，避免刑事風險。

關鍵詞：二次元；可脫手辦；淫穢物品犯罪；刑事風險；合規

上回在《語音社交的罪與罰：平臺涉賭刑事風險從“形式合規”到“實質穿透”的界限突圍》[1]中，我們談及了盲盒抽賞所涉及的刑事風險，亞文化圈中的小眾愛好如何在商業炒作下異化為賭博游戲的問題。而這一篇要討論的，則是抽賞的賞品本身的風險——二次元手辦自帶的原生問題——淫穢色情。二次元手辦大多植根日本動漫、游戲IP，以“媚宅”作為宣傳賣點，部分作品帶有成人元素。2025年5月上海市寶山區法院審理的“可脫衣手辦”販賣案如同砸進二次元產業頭頂的一把重錘，其判決結果震蕩了整個行業。涉案店鋪在主流電商平臺累計銷售超過3萬件此類手辦，銷售金額高達200余萬元，包括經營者在內的12名涉案人員因觸犯制作、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被判處四年至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2]。更令人深思的是，該店鋪并非初犯，而是多次收到平臺發出的違規警告，但卻置若罔聞，最終引來公安機關與文化執法部門的聯合查處，經專業機構鑒定，涉案手辦被明確認定為淫穢物品。

這起案件并非孤案。幾乎在同一時期，江西永豐法院審結了范某販賣可脫手辦涉嫌犯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一案，依法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50000元[3]。這些接連發生的案件，為原本野蠻生長的二次元消費品領域敲響警鐘。許多手辦生產及銷售者此前或許并未充分認識到這類R18產品所蘊含的刑事風險，或者即便存在一定認識，也往往帶有亞文化圈子是無人在意的法外之地這樣一種思維慣性，只管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中“歲月靜好”鉚足“流量”。然而，近期的一系列執法實踐表明，從二次元可脫式手辦到海棠文學涉黃，已經通過明確的判決或者調查，向行業傳遞出國家對于網絡淫穢色情信息監管的嚴格態度和從嚴執法的堅定決心。

這些案件集中爆發的深層背景，是近年來我國司法機關持續加大對包括二次元產品在內的文化產品市場，特別是涉及網絡傳播淫穢色情信息的關注和打擊。尤其是在未成年人保護議題日益受到全社會高度重視的大環境下，手辦這類深受青少年群體喜愛的文化產品，自然而然地成為了監管的重點對象。對于二次元產業的從業者而言，如何在創作自由與法律紅線之間找到平衡點，如何準確理解刑法的邊界并將其融入企業的前端合規運營中，將直接決定著整個行業的未來發展走向和企業的生死存亡。這不僅是對二次元行業的警示，也是對所有消費品生產和銷售企業的提醒：遵守刑事底線的合規經營方是企業持續發展的基石。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明確規定了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即以營利為目的，販賣淫穢物品，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媒體報道在本次上海的案件中，涉案“可脫衣手辦”數量高達3萬余件，銷售金額更是超過200萬元，這無疑已經遠遠超出了法律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的范疇。根據最高院《關于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獲利三萬至五萬元以上的，即可認定為“情節嚴重”的立案追訴標準；數額達到5倍以上的，即獲利十五萬至二十五萬元以上的，達到“情節特別嚴重”量刑標準，面臨十年以上的長期刑罰，甚至無期徒刑。

顯然，在此類案件中，經營行為與營利目的往往沒有爭議，焦點集中于對淫穢物品的認定上。若所售物品被視為淫穢物品，自然觸及刑事紅線。作為自然人的樸素認知是：直接展示人類裸露性器官，或者描繪人類性行為的物品會被視為淫穢物品。而在法律角度上看，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走私、制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的犯罪分子的決定》第八條：本決定所稱淫穢物品，是指具體描繪性行為或者露骨宣揚色情的誨淫性的書刊、影片、錄像帶、錄音帶、圖片及其他淫穢物品。有關人體生理、醫學知識的科學著作不是淫穢物品。包含有色情內容的有藝術價值的文學、藝術作品不視為淫穢物品。因此，藝術作品往往成為涉案人員及辯護人用以立論的核心。在上海案件中，涉案人員孟某即辯稱：妖蘭手辦是一個取自動漫游戲的女性形象，由設計師自行設計，簡化了性器官的刻畫，不能僅以公安機關出具的《淫穢物品審查鑒定書》作為定案依據。手辦同時取得某市版權局《作品登記證書》，屬于藝術作品，且購買者有不少好評留言，不屬于淫穢物品[4]。本案審判長張國濱法官認為，“爭議手辦將本不應刻畫的特征簡化，整體造型以挑逗性的跪姿裸露為主，刻意強化性器官暗示，綜合各種因素判斷，具有實質的誨淫性質。”應當將該手辦認定為淫穢物品。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產生爭議的妖蘭手辦，系知名二次元手游FGO中的經典角色妖精蘭斯洛特，手辦整體造型、服飾完全還原了游戲內的人物原畫，這或許也是涉案人員覺得委屈和不解的地方：為何在互聯網上可以堂而皇之展出的角色形象，一比一復刻后在現實中售賣就會被認定為淫穢物品？

從上述案件來看，可脫二次元手辦會涉嫌淫穢物品犯罪的刑事風險在于此類手辦本身的誨淫性難以以藝術作品或正版作品來開脫。作為新類型犯罪，上海案件的定性能夠在全國范圍內產生宣傳與示范作用，會對相關行業產生深刻影響，法院在認定可罰性時也應是極為審慎的。在判決書中，認定手辦具有誨淫性的重要依據為“兩位未成年證人購買后認為有色情內容羞于展示”。判決書中說理部分也指出：“妖蘭等手辦并非作為藝術品展示交流，而是作為商品通過網絡銷售平臺對社會公眾公開發售，其由游戲角色衍生而來，對青少年的迷惑性更強、危害性更大，應當認定涉案手辦為淫穢物品。”知名法學專家涂龍科指出：手辦主要的應用場景為陳列、把玩，面向的群體有相當部分為未成年人，他們的性羞恥心與承受能力明顯弱于成年人，法院從未成年人感受角度出發認定爭議手辦是淫穢物品，并非對二次元文化的否定，而是對濫用IP外殼傳播軟色情行為的精準打擊，是對未成年人保護底線的堅守[5]。可以看到，法院認定涉案手辦為淫穢物品的一大重要因素在于手辦的銷售對象包含未成年人，從保護未成年人角度出發，打擊借二次元IP外殼傳播淫穢、色情物品的行為。以該角度入罪或許也變相說明了，該獲得正版授權、采取原游戲造型、服裝的妖蘭手辦是否屬于通常意義上的淫穢物品仍有爭議。當然，君子不立于危墻之下。從結果導向來看，可脫式二次元手辦被錘成為定局，作為已經受到關注的灰色產業，從業者需要關心和厘清以下幾類認識誤區：

（一）售賣成人用品（如仿真娃娃）不犯法，售賣裸露的二次元手辦當然不犯法？

從合規視角來看，在電商平臺銷售成人用品，需要遵循相應的成人用品行業標準。例如，如天貓平臺的《天貓成人用品和計生用品發布規范》[6]，其中對于成人用品的宣傳展示給出了詳細規定，并明確提及了在詳情頁發布中需注明：“本商品為成人用品，未成年人（18歲以下）請勿購買”。該《規范》第2.1.9條“實體娃娃特殊發布要求”中規定“實體娃娃僅允許成人等比例縮小，不得發布戀童類產品（含兒童臉型）”。而二次元手辦不屬于成人用品類別，銷售對象中可以包含未成年人，甚至作為玩具類別，有些店鋪還會標注手辦適用年齡包含未成年。此外，二次元手辦戀童成分極高，部分原型動漫游戲角色就是兒童身材的成人（合法蘿莉），如上海案件中的妖蘭。而兒童色情根據法律規定直接被視為淫穢物品，不需區分是否含有藝術性，且往往會作為加重處罰情節看待。

（二）能夠正常上架的產品即不屬于違法產品？

在電商平臺上銷售商品是二次元產品的重要渠道，許多經營者可能會抱有這樣的誤解：只要電商平臺沒有主動下架自己的商品，就意味著這些商品是合法的，可以放心銷售。這種觀念也是完全錯誤的。在法律實踐中，司法機關對是否構成犯罪的判斷標準，最終是以專業的司法鑒定結果為準，平臺是否及時進行監管并不能作為定罪的依據。以上海的案件為例，盡管涉案店鋪曾多次收到電商平臺發出的違規警告，但平臺可能由于各種原因并未立即采取徹底的封禁措施。然而，這些平臺發出的警告記錄反而成為了司法機關認定涉案人員主觀上明知其行為違法的有力證據，成為了量刑時重要的不利因素。這深刻地提醒我們，企業不能將自身的合規責任完全寄托于平臺的監管，更不能以平臺的行為作為自身合法性的判斷標準。企業必須建立健全自身的合規體系，主動對產品進行法律風險評估，確保自身經營活動的合法性。這與所有行業的消費品企業都面臨的挑戰相同，不能依賴銷售平臺來承擔自身的法律責任。

（三）正版授權產品一定是合法產品？

二次元領域存在許多基于正版動漫形象進行二次創作或改裝的產品，例如在原有的手辦基礎上進行“可脫”等具有性暗示的改造。一些從業者可能會認為，只要自己銷售的是基于正版授權的產品，或者只是在正版產品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些改裝，就不存在涉嫌淫穢的問題。這種觀點是極其危險的。在司法實踐中，判斷一個物品是否屬于淫穢物品，主要看其內容是否具有明顯的性暗示或直接裸露性器官，足以刺激受眾的性欲。即使產品本身是正版授權的，但如果其改裝行為使其包含了淫穢內容，仍然會被視為制作淫穢物品的行為，與產品是否為正版無關。相反，由于正版產品更容易獲得用戶的信任，此類改裝行為反而可能更容易被誤解為“無害”，一旦被認定為淫穢物品，其社會危害性可能會被認為更大，從而導致定罪量刑更為嚴重。這提醒我們，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內容合規是兩個不同的法律范疇，不能混淆。即使擁有正版授權，如果產品內容本身違法，同樣需要承擔法律責任。這與傳統消費品領域中，假冒偽劣產品既侵犯知識產權又可能涉及其他違法行為有著相似的邏輯。

（四）取得版權登記的“藝術品”即排除淫穢？

與上面一個認識誤區相關聯，一些從業者誤認為只要某一作品經過版權登記，取得了《作品登記證書》，其合法性即獲得確認，不再可能被認定為淫穢物品。起碼在上海案件中這一說法并未得到認同。經專業法官會議以及與法學專家的探討，寶山法院認為，我國著作權登記采取自愿登記方式，僅憑著作權登記證書，不足以證明登記客體構成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爭議手辦雖然取得《作品登記證書》，也不能據此認定它是作品，即便它構成作品，也不影響淫穢物品的認定，法官應遵從整體性原則，根據社會一般人的判斷標準，結合涉案手辦客觀形態、傳播方式、傳播對象、具體應用范圍等綜合判定[7]。

具體到刑法實踐層面，《刑法》第367條規定，對于“淫穢物品”的認定采用了“客觀內容+主觀目的+社會危害性”的綜合標準。其中，核心的認定依據是作品本身是否“具體描繪性行為”或“露骨宣揚色情且無藝術價值”，以及傳播途徑是否對社會，尤其是未成年人群體造成現實或潛在的危害。

綜上所述，版權登記雖為作品的著作權歸屬提供了形式上的保護，但并不對作品的內容合規性進行實質審查，也不能阻卻刑法對淫穢物品認定的法律效力。從業者在進行內容創作或產品生產時，應當明確此法律風險，避免因誤解版權登記的效力范圍而陷入刑事責任風險之中。

（五）通過微信、QQ等私域銷售渠道更加安全？

隨著監管的加強，一些二次元產品經營者可能會轉向微信、QQ等私域渠道進行銷售，認為在這些相對封閉的社交平臺進行交易會更加安全，不易被監管部門發現。然而，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通過微信、QQ等私域渠道銷售涉嫌淫穢的物品，其傳播淫穢物品的風險不僅沒有降低，反而由于其封閉性和傳播的精準性（通常是點對點或者小范圍的群組傳播），更容易被司法機關認定為主觀上明知傳播，并且更容易在刑事訴訟中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例如，微信聊天記錄、轉賬信息、發貨物流信息等都可能成為司法機關認定涉罪的重要依據。此外，利用私域流量進行違法活動，一旦被查處，往往會被認為是故意逃避監管，可能會面臨更嚴厲的處罰。因此，二次元產品經營者切不可抱有僥幸心理，認為私域銷售就能夠逃避法律的制裁。任何形式的違法行為都將受到法律的追究。這與打擊利用社交媒體進行非法交易的其他違法犯罪行為的邏輯是一致的，網絡并非法外之地。

（六）買家主動聯系索要圖片可排除違法性？

在二次元產品的交易過程中，特別是涉及到一些具有爭議性的產品時，有時買家可能會主動向賣家索要更詳細的圖片或視頻。一些經營者可能會錯誤地認為，只要是買家主動要求的，那么自己發送這些圖片或視頻就不屬于違法行為。然而，傳播淫穢物品罪的認定并不區分發送行為的主動性還是被動性，只要經營者向他人發送了具有淫穢性質的圖片、視頻或其他信息，無論接收方是否主動要求，都可能被認定為傳播行為。司法實踐中，法院通常不會考慮買方是否主動要求的因素，而只會關注傳播內容的性質以及傳播行為本身。這一點應該特別引起二次元產品從業者的注意，切勿以“應買家要求”為借口，傳播任何可能涉嫌淫穢的內容，否則同樣需要承擔法律責任。這與傳統消費品領域的銷售行為不同，后者更關注產品本身的質量和合法性，而在這里，傳播的內容本身就可能違法。

(七) 接受過行政處罰即可免刑責？

部分二次元產品從業者可能會錯誤地認為，如果自己的行為只要受到了文化部門的行政處罰，例如罰款、責令停業等，就一定不會再面臨刑事責任的追究。這種理解是片面的。實際情況是，目前我國文化部門與公安機關已經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行政與刑事執法聯動機制。對于一些違法行為，如果其情節嚴重，達到了刑事立案的標準，文化部門在進行行政處罰后，會及時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進行刑事立案偵查。也就是說，行政處罰并不意味著刑事責任的免除。相反，行政處罰往往是刑事訴訟的重要線索和證據。對于二次元產品經營者而言，一旦發現自己的經營行為可能觸犯法律，絕不能僅僅滿足于接受行政處罰，更應該深刻反思，積極整改，避免更嚴重的刑事后果。這與其他行業的合規管理也是一樣的，行政處罰是監管部門對違法行為的一種處理方式，但如果違法行為觸犯了刑法，仍然需要承擔刑事責任。

上述案例與司法實踐已經非常清晰地表明，“可脫衣手辦”等二次元產品的經營風險，已經不再僅僅是簡單的內容審查問題，而是直接觸及了刑事犯罪的核心領域。對于二次元產業的每一位從業者而言，刑事風險的集中爆發往往意味著某個行業可能已經告別過去的“灰色地帶”，已經進入司法機關明確定性的監管視角。面對如此嚴峻的法律環境，二次元企業必須以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刑事底線，從根源上避免刑事風險的發生。

前置性合規不僅是企業避免觸碰法律紅線、保障自身生存發展的重要工具，更是實現可持續經營、贏得市場信任的關鍵保障。具體而言，運營方應采取以下措施：首先，要將相關的刑法知識和法律法規納入到企業的經營認知管理體系，組織管理層和一線員工進行常態化的法律培訓和合規教育，提高全員的法律意識。其次，要建立健全商品設計的事前審查機制，對于任何可能存在法律風險的設計元素，都應該進行嚴格的評估和審核，必要時可以咨詢專業的法律意見。此外，企業還應該建立完善的內部舉報和合規監督機制，鼓勵員工及時發現和報告潛在的法律風險。律師在企業經營的早期介入，提供前端的合規咨詢服務，將能夠更有效地幫助企業識別和規避刑事風險的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