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高檢首批典型案例看疫情防控期間的刑事政策及合規建議
作者：董凱華 2020-02-19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了首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十件典型案例的發布，展示了司法機關在疫情防控期間維護社會秩序，依法打擊違法犯罪的決心和態度，同時也為易發高發案件的定性處理提供了指導意見。通過對典型案例的研讀，我們可以總結疫情防控期間的總體刑事政策，并為相關企業和個人提出特殊時期的行為規制建議，警示行為失當引發的刑事風險。
一、首批典型案例的基本情況 從公開渠道掌握的資料來看，1月20日鐘南山院士通過央視確認新冠病毒“人傳人”，同月23日武漢“封城”。此后，疫情防控形勢愈發嚴峻，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成為全國上下共同努力的任務和目標。在此后短短20多天的時間內，最高檢便迅速行動發布指導性典型案例，第一時間回應社會關切，足見司法保障任務之巨、疫情防控重視程度之高。 首批典型案例涉及多領域、多罪名，涵蓋了針對防疫物資和防疫人員犯罪、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生產、銷售偽劣防疫產品等當前易發高發犯罪，明確了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入罪條件、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范圍等爭議問題的認定標準，為一線司法實務人員提供了操作指引。 典型案例具體情況如下表所示： 二、從典型案例看疫情防控期間的刑事政策 1.堅持從嚴從快懲處和堅持依法辦案相結合。一方面，多起典型案例均體現出司法機關從嚴從快懲處涉疫犯罪的態度和決心。例如，浙江南潯王某某妨害公務案，從案發到一審宣判用時8天；浙江寧波應某某詐騙案，從被告人被抓獲到一審宣判用時3天；湖北通城毛某某、胡某某搶劫案，從公安機關立案到一審宣判用時9天。另一方面，在案件提速的同時堅持嚴格的證據標準確保案件質量。上述多起案件之所以能夠短時間內審結，與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引導公安機關偵查有很大關系，其中不乏視頻會議方式介入等靈活舉措。此外，社會廣泛關注且爭議較大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沒有出現在指導案例中，體現出司法機關仍然堅持謙抑的刑法原則，沒有因疫情防控的緊張形勢而降低入罪標準或放寬證據尺度。在最高檢有關負責人對典型案例的介紹中，也提出要堅持依法懲處的原則。 2.司法機關之間互相配合的緊密度明顯增強。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公、檢、法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在疫情防控特殊時期，三機關出于保障社會秩序穩定、提高訴訟效率的考慮，在偵查取證、程序推進、定罪量刑等方面更加注重協作配合，司法機關打擊犯罪的共同職能屬性進一步凸顯。例如典型案例中檢察機關對多起案件提前介入引導偵查、短時間內批準逮捕、人民法院在檢察機關移送案件當日或次日宣判等等，均反映出司法機關配合協作的緊密度增強。 3.突出對疫情防控相關物資和人員的重點保護。在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湖北竹山劉某某妨害公務案、浙江南潯王某某妨害公務案均系攻擊防疫執勤警察或工作人員的案件；湖北武漢柯某某尋釁滋事案系暴力毆打值班醫生的案件；湖北通城毛某某、胡某某搶劫案系搶劫防疫工作人員提包的案件；銷售偽劣產品案、非法經營案、詐騙案均涉及到口罩這一重要防護物資。防疫物資和相關人員的保障直接關系到疫情防控阻擊戰的成敗，司法機關也必然會繼續加大對涉疫物資和人員犯罪的打擊力度。 4.面對疫情防控的緊迫要求，犯罪圈適度擴大。新冠肺炎擴散危害巨大，它不僅對經濟發展造成強烈沖擊，也直接影響社會穩定和群眾安危，采取更為嚴格的防控舉措確保基本的民生需求和秩序穩定成為首要任務。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在當前階段更加強調和注重“嚴”的一面。例如典型案例中，將妨害公務罪中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范圍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擴張，與兩高兩部近期制定的《關于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保持一致；對尋釁滋事罪中尋釁動機的認定進行了明確，指出在疫情防控期間隨意毆打醫務人員，情節惡劣的，依照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明確了罪與非罪的邊界。 三、疫情防控期間的刑事合規建議 1.心懷法律敬畏，提高疫情防控期間的刑事風險意識。無論是最高檢的典型案例，還是前一階段頻頻出現的因抗拒疫情防控措施、隱瞞接觸史導致病毒傳播等行為引發的刑事案件，大多與普通群眾思想上麻痹大意、重視不足有關，甚至有的嫌疑人在歸案時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已經涉嫌犯罪。例如當前高發的危害公共安全類犯罪，多是嫌疑人故意隱瞞旅行史和接觸史，對咳嗽、發熱等癥狀不以為然，仍然外出聚會、走親串友、躲避隔離，以致被追究刑事責任。此外，前段時間也出現了基于博取眼球、惡作劇等種種目的，通過朋友圈、微博、抖音等編造傳播與疫情相關的虛假信息，最終被司法機關以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追究刑事責任。因此，在全國一心抗擊新冠肺炎的關鍵時期，一定要樹立“防疫無小事”的刑事風險意識，避免“剛出病房就進牢房”的事件再次發生。 2.把控言行尺度，自覺配合疫情防控人員相關工作。在典型案例中，有5件案例都與拒絕接受疫情防控人員的勸導規制有關。實踐中，很多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尋釁滋事罪、妨害公務罪的嫌疑人被追究刑事責任均屬此類。兩高兩部發布的《關于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也對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相關犯罪進行了詳細闡釋和進一步明確。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直接戰斗在一線的是疫防人員，直接接觸病患并參與隔離治療的是疫防人員，直接面對緊急病情和社會矛盾的是疫防人員，如果一些普通群眾對堅守崗位的疫防人員相關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因為情緒激動而導致行為過激，將產生涉刑入罪的極大風險。因此，在角色定位上，要理解疫情防控人員相關防控舉措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他們是冒死前來的施救者，而不是施難者；在自身行為上，要主動配合疫情防控人員的各項工作要求，為防疫添力而不是添亂；在訴求表達上，由于肺炎疫情嚴重威脅患者身體健康乃至生命，因此極易與一線疫防人員產生矛盾摩擦，這時要盡量克制自己的情緒，理性、合理、合法地表達就醫治療、生活保障等方面的訴求。 3.不觸碰高壓線，摒棄利用疫情不法牟利的貪念。疫情防控期間，口罩、防護服、消毒用品等成為緊俏物資，各種捐款媒介和渠道在互聯網上隨處可見，在暴利誘惑之下一些企業或個人開始鋌而走險，結果鋃鐺入獄。在發布的典型案例中，有四件案件均屬于利用疫情非法牟利的案件，其中生產、銷售偽劣防護產品者有之，囤積居奇、哄抬物價者有之，假借研制、生產、銷售防疫物品詐騙者有之，均被司法機關從嚴懲處。近期，各地司法機關已針對涉疫情犯罪陸續開展重點打擊和治理，例如上海警方在2月3日當天接連偵破了3起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用器材案件，江西開展了打擊整治非法制售口罩等防護產品專項行動，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辦公廳與公安部辦公廳于2月13日聯合印發《關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加強價格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的通知》……在全國上下齊心抗擊新冠肺炎的關鍵時期，涉疫犯罪將成為司法機關關注和打擊的重點，僥幸心理切不可有，將個人、企業的成長進步與國家、社會的發展所需相契合才是可取之道。 4.開展自我排查，明確企業在疫情防控期間的相關職責。隨著各類企業逐漸復工復產，企業在疫情防控中的主體責任也隨之凸顯，如果企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對自身職責缺乏足夠重視，對刑事邊界概念模糊，也極易產生刑事風險。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幾類：一是員工管理責任風險。如果員工中存在確診或者疑似病例，企業應當按照當地政府或有關疫情防控部門的工作要求及時統計報告，協助做好隔離檢查等工作，不得瞞報、緩報，更不得協助員工隱瞞或者躲藏，否則可能涉嫌危害公共安全類犯罪或妨害傳染病防治罪。二是運營管理風險。如果企業未遵從當地政府或有關部門防控要求，私自提前復工，進而引起新型冠狀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同樣可能涉嫌危害公共安全類犯罪或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又如提供網絡服務的相關企業在疫情防控期間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經監管部門責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虛假疫情信息或者其他違法信息大量傳播的，則可能涉嫌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三是失范經營風險。在疫情防控期間，如果企業借物資緊缺之機哄抬價格，或者相關電商平臺明知他人囤積居奇哄抬物價而予以放任，甚至合謀參與，導致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可能涉嫌非法經營罪。相關廣告經營企業如果利用廣告對防控疫情的相關商品或者服務作虛假宣傳，情節嚴重的，則可能涉嫌虛假廣告罪。因此，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企業應當提高對刑事風險管控的重視程度，對自身運營情況、員工身體情況、防疫管理情況全面進行梳理和排查，以確保員工的身體健康和企業的正常運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