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爭端是中國新時代實現貿易強國的重要保障
作者：傅東輝 2019-10-01引言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曙光”。 根據十九大精神，中國國際貿易也在進入一個新時代，這個新時代的標志就是中國正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然而，我們必須看到面向新時代的重大障礙。衡量貿易強國有許多經濟和技術指標，但如果中國企業仍在“替代國”條款羈絆下連起碼的國際貿易平等權利都沒有，可以被任意宰割，如果中國很多人仍把WTO爭端機制視為“怪獸”，始終猶猶豫豫，躊躇不前，那么，中國實現貿易強國的目標就是一句空話。因此，中國要實現貿易強國，首先要成為WTO貿易爭端的強者，徹底告別舊時代強加于中國的一切不公正和歧視性的條約性貿易羈絆，要善于駕馭WTO爭端機制，積極維護WTO貿易秩序，這關系到我們能否實現新時代貿易強國的偉大使命。我們必須為此確定正確的戰略目標，制定切實有效的方案，而不應在美歐國家“賴賬”面前大驚失色、無所適從，也不應自暴自棄，放棄WTO爭端權利。十九大要求我們“堅持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全球化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我們應求團結、講策略、敢斗爭，邁向國際貿易的新時代。當前美國貿易戰正塵囂甚上，我們要以多邊與雙邊并重，無論是多邊體制下的WTO爭端，還是雙邊關系下的反制，都要主動迎戰，戰則必勝。我們應以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武裝頭腦，在錯綜復雜的國際貿易風云變幻中，去接受對中國崛起的真正考驗。
早在七年前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貿易大國。彭博社2013年2月10日報道，根據中國和美國政府分別公布的數據，2012年中國首度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然而，貿易大國并非貿易強國，貿易大國可能就像養肥了的豬，只能被人任意宰割，只有貿易強國才是林中雄獅才能捍衛自己的合法貿易權利。然而，中國在國際貿易上非但不是貿易強國，還是典型的貿易弱國。
例如，就在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的當年，美歐相繼對中國出口達幾百億美元的光伏產品發起雙反案件調查，借著反傾銷“替代國“例外規則，一下把中國這個全球領先、市場份額最大的新能源產業整得七零八落，凸顯了中國這個貿易大國和貿易弱國這對矛盾的巨差。
2012年9月6日，歐盟悍然向中國光伏產品發起了歐盟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雙反案件，僅中國應訴企業就達129家（含集團），該產業對歐出口金額空前絕后，案值達250億美元。占當年中國對歐盟總出口金額3339.9億美元7.5%，[1] 遠遠超出了雙反產品出口金額占中國出口總額1-2%的傳統預計。該案雙反初裁平均臨時反傾銷稅47.5%，這意味著250億美元對歐出口可能頃刻間化作泡影。加上美國、印度和澳大利亞前后對中國光伏產品雙反調查，無疑是雪上加霜，這對于融資程度極高的光伏產業及具風險，并可能對中國整體經濟引發危機。可見，一個反傾銷中小小的“替代國“例外規則，可以使得中國強大的新能源光伏產業不堪一擊，這已足以說明”替代國“規則已經從一個小小的戰術層面問題牽制著中國全球化發展的一個天大的戰略問題。但國內法律界并不習慣從戰略上看問題。因此，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如果中國不能在幾年內徹底解決“替代國”問題，中國在新時代實現貿易強國的偉大使命就是一句空話。
為什么反傾銷調查中一個“替代國”規則能夠把中國一個巨大產業頃刻之間打翻在地呢？為什么一個小小的“替代國” 規則能夠牢牢地纏著中國阻止它走向貿易強國呢？這就是因為中國在入世時對這個歧視性條款做出了過渡期臨時承諾，因此，在入世15年內中國在被反傾銷時不享有與其他WTO成員完全同等的貿易地位和權利。為此，一個泱泱貿易大國的龐大出口產業，可以輕易成為他人盤中菜，刀下肉。因此，中國要實現貿易強國，一定要徹底廢止“替代國”條款，只有徹底摘掉中國企業頭上的緊箍咒，中國才能成為貿易強國。2016年12月11日中國入世15周年日已經歷史性證明，光靠等待發達國家自動廢止“替代國”條款已經成為一種幻想，所謂條約和法律賦予的權利，仍然要用法律和爭端手段來捍衛或實現，因此，我們必須憑借WTO爭端機制，主動運用WTO爭端機制，達到徹底廢止“替代國”條款，維護新時代國際貿易秩序的目的。中國訴歐盟緊固件案，從2009年起就試圖通過WTO多邊爭端抑制對“替代價”的濫用，終于在2016年1月18日中國入世議定書15年到期前夕贏得了WTO上訴機構對濫用“替代價”的全面否定。這是為新時代中國實現貿易強國所做的最好歷史備注。
二. 中國應為實現新時代貿易強國制定戰略目標
新時代中國國際貿易的任務之一，就是實現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這是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為之奮斗的主要目標之一。商務部鐘山部長在十三屆人大會議期間向中外記者進一步闡明了這一目標。但是，美歐西方國家卻在中國崛起之路上設置了各種路障，其中最令中國企業切齒的就是對反傾銷“替代國”條款日落的賴賬。
中國從40年前實施改革開放政策，至2001年入世時已經成為貿易大國，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和經濟發展速度讓西方世界擔憂，以至某些西方國家鐵了心要遏制中國的發展，把一系列過渡性歧視條款作為中國入世的沉重代價強行塞進中國入世議定書，尤其是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5條規定，WTO其他成員國對中國產品反傾銷可以采用例外規則，即”替代國”制度，直到中國入世滿15年止。正是由于“替代國”制度，中國出口產品可以在任何時候被進口國叫停，使中國企業完全不具有平等的國際貿易地位，生殺大權被牢牢握在西方國家競爭者的手掌中。80年代末中國彩電生產和出口才剛剛起步，便被歐盟反傾銷，一直到15年后顯像管彩電被數字彩電所取代止，始終被排斥在歐盟市場之外。另外，中國被稱為自行車王國，但我國對歐盟出口自行車從1992年被征高額反傾銷稅，迄今25年，仍被排斥于歐盟市場之外（除個別臺資企業得到新的豁免）。
然而，畢竟中國入世議定書為“替代國”條款規定了最高15年的大限，中國人民為之強忍了整整15年。當2016年12月11日，中國入世15年期限已到，但美國歐盟卻公然賴賬，拒不履行WTO義務，繼續歧視性地采用“替代價”對中國反傾銷，2016年美歐相繼大規模對華鋼鐵產品反傾銷，使貿易保護主義甚囂塵上。一時間讓不少中國人感到迷茫。西方的賴賬，遠遠超越了善良中國人的理解極限，卻也暴露出中國的應對策略不足。顯然，這與中國在新時代要實現貿易強國目標相距甚遠。
反躬自省，我們存在三個主要問題：第一，機械地認為只要耐心等待，“替代國”條款到期便會自然終止。第二，沒有從戰略高度把“替代國”條款視為實現貿易強國的主要障礙之一。第三，沒有把WTO爭端機制提升為實現貿易強國的主要戰術手段之一。因此，我們沒有為如何徹底終止“替代國”條款制定戰略目標，沒有從中國入世起就為徹底廢止“替代國”條款著手精心準備，也沒有在WTO爭端上表現出主動性，甚至充塞著“替代國”日落不可知論。
回顧一下毛澤東為中國革命不同階段設定的戰略目標和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仍然值得我們今天借鑒。在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戰略方針，在抗日戰爭時期提出了論持久戰的戰略思想，在解放戰爭前夕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戰略目標。正是由于毛澤東正確戰略思想的指導，才使中國革命由弱變強，取得了最終勝利，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借鑒，值得今天法律人學習。今天，面對美歐對WTO義務的賴賬行為，這些困難和障礙比起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所遇到的困難要小得多，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礙。
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替代國”條款已經成為中國實現貿易強國的主要障礙之一，中國必須把“替代國“規則上升到戰略高度來對待，如同抗戰時期毛澤東把敵后游擊戰這個戰術問題上升為戰略目標，今天我們應為舊時代“替代國”條款的壽終正寢制定出戰略目標和切實方案，應把WTO爭端應對從戰術層面提升為實現貿易強國的主要戰略目標之一。我們既要避免被急躁速勝所左右，又應科學地為徹底埋葬“替代國”制度指明方向，從戰略和戰術上確保實現新時代的貿易強國。
要徹底廢棄舊時代“替代國“規則，實現新時代貿易強國，需要我們武裝思想，重新認識WTO，畢竟這是西方發達國家通過WTO體系套在中國頭上的枷鎖。 那么，什么是WTO？ 為什么一個信奉“公平“、“公正”和”平等”的國際貿易組織不給中國“公平”、“公正”和“平等”，一定要把“非市場經濟帽子”給中國帶上一萬年？然而，令很多人不解的是，WTO卻又讓中國發展成了全球第一貿易大國。于是，一些人針對“替代國”條款，認為中國入世是喪權辱國，甚至主張退出WTO[2]； 而另一些人又因中國從WTO實際受益，鼓吹WTO法是“模范法”。一直到2016年12月11日美歐公然“賴賬”，才使許多人幡然醒悟。
其實，上述兩種觀點都是各執一端，以偏概全。關于WTO的“真經”是西方國家傳授給我們的，很多人老是看不透它。真像中國近代學習西方民主，卻一直受到西方國家的侵略和欺負。后來，是我們學會了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思想武器，才使中國革命走向了成功。因此，今天對于我們以前看不透的WTO，有必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給予重新認識。
以史為鑒，使我們看到WTO法和貿易規則實際是在美歐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下制定的，其本質上仍然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合法”掠奪的工具，是西方國家利用技術優勢和競爭優勢所制定的為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實現市場準入的利器，中國不能忘記在加入WTO時是如何極度恐懼自由貿易，以至“狼來了”充滿了當時的媒體，中國接受WTO是被動的，也正由于中國和發展中國家長期處于發展階段，面對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和規則優勢，廣大發展中國家很難借助WTO超越發展，除了亞洲四小龍，這是例外，這是美歐發達國家處心積慮地專門網開一面制造的誘餌。然而中國入世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WTO的性質，中國的規模經濟和合作共贏的新理念是對WTO的重大改造。 但是，西方國家的掠奪本性不會輕易改變退出WTO舞臺。西方國家訴中國稀土案就是最典型的一例，是十足的弱肉強食案。正因如此，中國在稀土案的上訴曾引發眾多發展中國家作為第三方對中國的公開支持。反而是國內對應訴稀土案的阻力更大。
但是，又如何解釋中國成為WTO的最大受益者呢？其實，這正是因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抵御了西方國家利用由他們制定的舊時代規則對我們的“合法”掠奪。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闡述，加深了我們對此的認識。相反，被美歐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認可市場經濟地位的俄國和東歐國家，卻沒有像中國那么幸運從WTO獲利，其中根本的原因就是其急劇政治變革導致了經濟亂象。當然，辯證地看，中國迄今從WTO獲得的受益再大其實也是暫時的，如果中國不能徹底廢除入世議定書第15條某些過時的例外條款，那么，我們就很難突破實現貿易強國的瓶頸，最大受益者就會變成最大受害者。
這就是我們以歷史唯物主義對WTO本質的認識，同時也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對WTO發展變化的認識。WTO是在矛盾運動中發展變化的，一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在推動去全球化逆行，正在發動全面貿易戰；但另一方面,中國崛起又為WTO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動力，推動著WTO慢慢前行，并有可能逼美退卻或轉化，從而加速實現中國新時代貿易強國。
黨的十九大報告在闡述如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時指出：“中國人民的夢想同各國人民的夢想息息相通，實現中國夢離不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正確義利觀，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十九大報告的最后這一段，實際是中國對全球化立場的一個完整表述，中國以和平發展，互利共贏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價值觀，反映了我們與西方國家弱肉強食，以強凌弱的市場準入核心價值觀的本質區別，從而也反射出WTO現有規則的缺陷和不足，是我們重新認識WTO的重要理論依據，支持我們徹底廢除“替代國”條款，實現新時代中國貿易強國的大方向。
中國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就享有該多邊貿易組織成員的基本權利，并承擔相應義務。雖然中國在入世議定書第15條接受了15年過渡期反傾銷“替代國”等例外條款，但也享有充分權利于過渡期后徹底廢除“替代國”等例外條款。然而，條約與法律賦予的權利，實際是要用實力和法律去實現和捍衛的。WTO實則是一個很脆落的國際組織，是在美國主導下構建的國際貿易秩序，WTO不同于聯合國，沒有常設權力機構，對于WTO多邊貿易秩序的維護，主要依賴于WTO爭端解決機制。迄今為止，WTO成員總體上表現了對WTO專家組和上訴機構裁定的遵守，如同參加球賽的成員基本遵守球場裁判對犯規的裁定和執行。然而，當美國新總統特朗普率先舉起反全球化旗幟之時，當原來創設并引領WTO的主要貿易大國發生轉向，并表示對WTO爭端機制不再信任和遵守時，情況就變得十分復雜。WTO爭端機制也因此變得格外重要，一方面，中國應努力維護WTO貿易秩序，確保WTO爭端機制的正常運行，反對美國單方面的干擾和倒退。但另一方面，中國更應積極主動參與WTO爭端，爭取在WTO爭端保持起碼的勝訴率，否則中國就沒有話語權，我們就沒有能力去維護WTO多邊貿易秩序，中國與其他貿易大國共同引領WTO就會是一句空話。
中國從2001年12月正式成為WTO成員至2017年底共16年，在此期間WTO爭端機制一共受理了291起爭端案件，涉華案件共54起，占案件總數18.5%。其中，中國為被告39案，中國為原告僅15案，占中國案件總數28%，不到三分之一。占WTO案件總數291案5.2%，排在美國（16%）、歐盟（14%）、加拿大（6%）和阿根廷（5.5%）之后。中國在WTO成為一個被告大國，實際不符合中國是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實情。而中國作為一個原告“小國”，更不能反映中國作為反傾銷第一受害大國所遭受的所有屈辱與不公。這反映出我們對WTO爭端案件管理缺乏積極主動的進取性，也表明忽略了以WTO爭端引導WTO前行的重要性。
對于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5條反傾銷“替代國”條款的日落，美歐公然“賴賬”，大大增加了WTO爭端機制的壓力。事實上，在歐盟緊固件案上訴中，WTO上訴機構對于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5條反傾銷“替代國”條款日落已經做出了肯定性法律解釋，
“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5條（d）項規定，第15條（a）項于中國加入日以后的15年失效（也就是2016年12月11日）……既然第15條（d）項規定了第15條（a）項效力的終止，那么它的適用范圍也就不能超過第15條（a）項。這兩條都是有關正常價值認定的專門規定。換句話說，第15條（a）項包含了涉及對中國反傾銷調查中認定正常價值的特殊規則，第15條（d）項則反過來規定這些特殊規則將在2016年失效，并規定了某些可能導致早于2016年失效的條件。” [3]
而美歐竟然以“賴賬”公開向WTO上訴機構挑戰，反映了問題的嚴重性。在中國一百多年來的近代史上，中國被西方列強通過國際條約所遭受的欺詐和恥辱都還歷歷在目。美歐對于中國入世議定書“替代國”日落條款的“賴賬”向中國人民表明，我們在任何時候對于西方國家都不能有任何輕信。我們必須用中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來維護WTO全球化規則的底線，必須通過主動訴諸WTO爭端機制實現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
綜合分析中國WTO爭端原告案件的現狀，我們可以看到，對于WTO爭端的主動性和能力仍然是我們的主要缺失，對于訴諸WTO爭端原告案勝訴把握，基本上被不確定性和不可知論所所左右。使人最為擔心的就是DS516訴歐盟價格對比案的結局。
五．中國訴歐盟緊固件案全勝是中國在新時代走向貿易強國的重要標志
中國向WTO訴歐盟緊固件反傾銷措施案執行之訴的全勝，是中國近40年來應對歐盟反傾銷濫用“替代價”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中國入世15年來依托WTO爭端機制首次挑戰歐盟濫用“替代價”的重大突破。WTO上訴機構于2016年1月18日作出執行之訴上訴裁定，判決中國6項訴求全勝（5項訴求針對濫用“替代價”）. 歐盟緊固件案措施不公的實質是歐盟濫用印度“替代價”，以暗箱操作和貍貓換太子的手法，用印度汽車緊固件與中國普通緊固件做價格對比，裁定平均傾銷幅度高達77.5%。WTO上訴機構從以下實體和程序五個方面全面否定了歐盟對華緊固件反傾銷中對“替代價”的濫用：
第一，歐盟不披露“替代國”企業產品特征信息，違反了WTO反傾銷協議第6.5和6.5.1條程序規則；第二，歐盟未及時披露“替代國”企業產品特征信息，違反了反傾銷協議第6.4條知情權和第6.2條抗辯權的程序規則；第三，歐盟錯誤認定“替代國”企業不應遵守利害關系方應履行的義務，違反了反傾銷協議第6.1.2條利害關系方應提供非保密信息的義務；第四，歐盟對影響價格可比性的各種差異因素，包括對“替代國”企業成本差異拒絕給予適當調整，違反反傾銷協議第2.4條價格公平比較的實體規則； 第五，歐盟把與“替代國”產品型號不可比的中國產品出口價排除在傾銷計算之外，違反反傾銷協議第2.4.2條傾銷幅度計算實體規則。
中國訴歐盟緊固件案勝訴的意義在于，此案即管過去，又管未來。所謂管過去是指，中國可以憑借此案裁定，對歐盟過去一系列濫用“替代價”的錯案向WTO爭端機制起訴，據我們統計，至少有50多項歐盟現行反傾銷措施，都與緊固件案采用了同樣方法濫用了“替代價”，我們可輕易贏得50多案反傾銷措施勝訴，并把緊固件案的突破轉變成徹底清算歐盟濫用“替代價”的殺手锏。所謂管未來是指，雖然歐盟目前仍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并繼續適用“替代價”，雖然歐盟2017年10已月修改反傾銷法，并以“市場扭曲”為由頒布了新調查方法，繼續變相適用“替代價”，只要我們能夠徹底杜絕對“替代價”的濫用，把“替代價”最終關進籠子里，那么，歐盟即使仍然拒絕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也將完全失去實際意義。
緊固件案的勝訴意義怎么評價都不會過高！ 緊固件案上訴機構不僅作出認定：中國入世議定書規定的“替代價”條款應在中國入世15年內日落，而且從技術層面全面禁止了對“替代價”的濫用，堵住了歐盟可能規避“替代價”條款日落的“后門”。這是中國企業首次親身感受到WTO爭端機制的威力。并看到歐盟不得不從表面上全面糾正緊固件案的違規措施，從行政、立法和司法上全面摒棄歐盟原有“替代國”制度，盡量與WTO裁定保持可能的一致性。
當然，WTO上訴機構對歐盟緊固件案的裁定，歐盟是不服的：行政上歐委會拒絕把緊固件案對于“替代價”適用和價格對比規則的裁定直接適用于其他對華反傾銷調查案件或復審案件；立法上歐盟在擯棄原有“替代國”制度的同時另出臺一套“市場扭曲”的立法規定，推行變相“替代價”；在司法審判上，歐洲法院在與WTO緊固件案裁定保持一致的前提下，盡量采用司法經濟，縮小WTO緊固件案裁定對歐盟反傾銷實踐在實體認定方面的負面影響。
非常遺憾的是，我們淺嘗輒止，放棄了乘勝追擊，沒有把歐盟緊固件案所形成的禁止濫用“替代價”的基本規則，有效適用到歐盟對華所有反傾銷案中去，以達到全面阻止歐盟繼續濫用“替代價”，并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國。
中國2016年1月贏得歐盟緊固件案后，至今已整整過去了兩年半時間，我們遲遲不發起對歐盟濫用“替代價”的全面清算，使歐盟得到了喘息機會，得以集中精力于2017年10月通過了反傾銷法修改，最終引入了臭名昭著的“市場扭曲”條款，以圖撈回在WTO緊固件案丟失的資本，使“替代價”得以“復活”。但是，中國在WTO歐盟緊固件案的全勝，已不可逆轉地成為中國新時代走向貿易強國的標志之一。
六．應以中國在WTO爭端的更多勝訴迎接新時代中國貿易強國的到來
迎接新時代貿易強國的到來不是一句空話，這是中國實現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的戰略目標，如果我們不能徹底廢止“替代國”條款，不能逐漸縮小其負面影響，或不能有效抵制形形式式的新“替代價“，我們就不能完成十九大交給我們的圣神使命。我們有以下理由支持這個新時代的開啟。
首先，美歐公開“賴賬”，仍在繼續違規對中國反傾銷中適用“替代價”，甚至在阿根廷WTO部長會議上美、歐、日三方發表聯合申明，倒打一把，不指名地指責中國在貿易方面存在不端行為，這在一定程度上使給人帶來疑惑，值得給與澄清。事實上，2016年12月11標志著“替代價“日落的分水嶺。在此之前，我們可以挑戰美歐濫用“替代價”，但是，我們無權阻止美歐合法適用“替代價”。但在此之后，美歐不僅不能繼續濫用“替代價”，它們甚至連合法適用“替代價”的權利都喪失了。因此，如果說在此分水嶺之前，美歐可以理直氣壯，在此之后，美歐只能蠻橫地、違規地適用“替代價”，即使美歐能夠整理出一套中國非市場經濟的黑材料，也無法在國際法上證明繼續適用“替代價”的合法性。其實一個失去理智、不講誠信、不守規矩的競爭對手最終只能自降身份，自取其辱。相反，我們要牢牢占據法律和道德制高點，加大宣傳美歐的背信棄義，和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掠奪，要揭露和歷數美國在WTO范圍的種種劣跡，確保贏得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5條WTO爭端的勝訴。
第二，關于中國訴歐盟違反反傾銷價格對比方法案（DS516“替代價“條款日落案）的結果應加強研究加強對WTO爭端實踐的實際研究。WTO爭端裁定雖然存在不確定性，爭端結果完全是有規律可循的從WTO爭端總體情況分析，基本發展方向是公平、公正和透明，雖然每個案件具體情況不同，但把各個案件連成一線分析，這個基本規律是很清晰的，實際是原來由發達國家推動的全球化的異化發展，是向著程序公正、公平和透明度的發展。
從全球化最初推動者的原始意愿看，實際是美歐等發達國家預憑借技術優勢和競爭優勢，推行貿易民主和平等，達到加強對全球市場的占領，和對發展中國家弱者的盤剝。為了防止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國反過來憑著貿易民主和平等形成對美歐國家市場可能的沖擊，設計了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的游戲規則，授予進口國調查機關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其中反傾銷協定第17.6條就是容忍調查機關自由裁量權的典型條款。當然，反傾銷和反補貼協議也為程序公正性納入了符合西方民主與法制特點的程序性基本條款。從WTO貿易實踐發展看，這些公平、公證和透明的爭端程序條款在貿易爭端中本來是用來裝飾門面的，但是，隨著WTO發展中成員越來越多地參與，對美歐出口構成了制衡的威脅，因此，美歐在WTO爭端案件中開始大量訴諸程序性條款為其作為被告主張權利，贏得了WTO爭端的大量勝訴（包括美國訴中國的絕大多數案件）。美國在訴中國電工鋼案件中，可以僅憑ADA第3.1條損害調查的基本原則主張，而否定實際存在的損害事實，這是美歐國家在WTO貿易爭端中教給我們的奇招，反過來，也促使WTO貿易爭端在WTO各成員之間對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共識下推進，形成了一個極大的反差現象。
例如，在各國貿易救濟實踐中，調查機關都用盡自由裁量權以保護本國產業，把貿易救濟變成一把利刃。而在WTO貿易救濟爭端案件中，各國原告則用盡程序公正性規則，恨不得把貿易救濟的每一個程序規則都解釋為對抗調查機關自由裁量這柄利刃的盾牌。
中國入世16年以來貿易救濟的發展就是在這兩條線上的交叉，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對美歐發起的雙反調查與美歐對發展中國家發起的雙反調查數量上已達到平衡點，而貿易救濟規則的自由裁量權與程序公正性的較量也達到了極點。中國對外貿易救濟被訴案件的全部“敗訴”與中國緊固件案對濫用“替代價”的全勝，一定程度上都與此背景相關。
而WTO各成員對WTO爭端向公平、公正和透明發展已經形成了基本共識，美歐即使敗訴，卻也不敢對程序公正性有任何抱怨。例如，縱觀長期以來WTO貿易救濟爭端裁定的既得成果，都是對調查機關自由裁量權的強烈抵制，如歸零、雙重救濟、損害認定的肯定行證據和客觀審查、非歸因要求、知情權和抗辯權等。
在追求WTO爭端公正、公平和透明度理念上的最大成果，是中國訴歐盟緊固件案對“替代價”濫用的全勝，以及該案WTO上訴機構對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5條“替代國”條款日落做出的肯定性法律解釋。也正是WTO全球化的這一發展，使得美國無力抵制由其主要參與制定的程序規則的良性發展，最后唯一剩下對抗的辦法，就是美國用破壞手段阻止WTO上訴機構成員的遴選，威脅退出WTO，并大規模適用WTO安全例外規則，威脅現有國際貿易秩序的合法地位。由美國挑起的中美貿易戰，已經不再是某種假設。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正是因為WTO爭端向著公平公正和透明度發展，才使得WTO成員形成了重要共識，而這種共識理念正好與“替代國”規則決然抵觸，格格不入，這正是我們爭取中國贏得勝訴的政治基礎和法律基礎。
第三，我們應乘歐盟緊固件案的東風，從兩個方向主動發起進攻：首先，把歐盟歷史上濫用“替代價”案件被征稅的50多案措施全部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這是斷其后路，徹底清算濫用“替代價”；其次，把歐盟在2016年12月11日之后裁定的違規適用“替代價”的案件統統訴諸WTO爭端機制，在訴其違規不放棄“替代價”的同時，再訴其濫用“替代價”。這是抓現行，有一案訴一案，不讓歐盟喘氣，我們在訴其違規繼續使用“替代價”的同時，一定要把“立法違法”和“適用違法”結合起來，要讓案例自己說話，證明適用“替代價”就是濫用“替代價”，就是對抗WTO雙反規則所追求的公平、公正和透明的程序公正性。這樣，才能令WTO法官明白“替代價”的實質，才會最大力度地支持中國勝訴。
第四，應糾正或縮小中國訴歐盟反傾銷價格對比方法案（DS516）的現有缺陷。WTO爭端的勝負很依賴訴訟能力和技巧。我們在DS516案至少存在四大缺陷：其一，中方在訴歐盟違反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5條“替代價”日落條款的同時，還訴GATT第6條第1款“注釋2”，把對GATT第6條第1款“注釋2”的舉證責任主動攬到自己頭上。其二，錯誤要求把歐盟修改后的新反傾銷法一起納入原訴求。中國訴歐盟時間是2016年12月12日，歐盟至2017年12月19日才正式投票通過新法修正案。這等于我們給對方將近一年的時間來準備規避WTO爭端的新法修正案，這等于給自己留下了天大困難。即使我們已經對歐盟草案內容有所了解，單獨訴其立法違規本身就是困難的，訴一個還未看到具體調查終裁結果的法律修正案立法違規困難更大，為何不能分開起訴，確保訴一個勝一個呢（除非策略上有其他要求）？ 其三，在阿根廷訴歐盟生物柴油案中，中方的作為第三方意見支持調查機關可以采用境外信息，是一大缺陷。該案外國代理律師還把上訴機構這一裁定歸功于聽取了中國第三方意見，成了一個歷史笑話。因為中國支持境外信息的立場將可能成為中國應對反傾銷新的枷鎖，我們對此卻仍然毫無認識。其四，我們一直主張在訴歐盟立法違法的同時，應該訴其實施違法，把具體案例納入WTO爭端，尤其是歐盟如何濫用“替代價”，一舉兩得，而且可以避免單獨以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5條為訴由，不致使整個WTO爭端程序從書面到書面，完全沉溺于文字游戲，看不到立法違規背后是美歐國家對中國企業的欺負和肆虐，以至降低案件的政治影響力對我方勝訴的支持。如果我們不能消除或縮小上述至少四大缺陷對案件的消極影響，案件結果的不確定性依然十分嚴重。能夠未雨綢繆是WTO爭端勝訴的前提。
事實上，美歐繼續適用“替代價“，等于向全球宣告其繼續濫用”替代價“，實際是為”替代價“自掘墳墓，也是客觀上為中國訴諸WTO爭端創造了更多的勝訴條件。歷史將證明，”替代價“終將隨著中國的崛起而消亡，中國應在WTO爭端的節節勝訴中去迎接新時代貿易強國的到來。
結論
中國正在邁入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的新時代，實現貿易強國新時代的標志就是中國將熟練運用WTO爭端機制，實現中國企業完全平等的國際貿易權利，尤其是在應對國際反傾銷調查時，將不再被“替代國”制度所束縛，打好貿易救濟的翻身仗。把任何擋住中國實現貿易強國的絆腳石一一搬開。我們不懼怕美歐“賴賬“，但中國應為徹底廢除”替代價“條款制定正確的戰略目標和方案。 我們認為，徹底送走舊時代的”替代國”制度，只是時間問題，美歐國家也需要過渡期來適應。我們應遵照十九大精神，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動參與WTO爭端，成為全球化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完）
[1] 見中商情報網 http://www.askci.com/news/201301/10/104820_96.shtml
[2] 中評社2017年12月10日社論
[3] WT/DS/397/AB/R, 15 July 2011, Page 122 Para 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