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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由于中國現行的《反壟斷法》及其相關法規中未明確規定“單一經濟實體原則”的概念，導致對關聯企業之間活動的合法性較難精準判定。2024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壟斷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首次明確了這一概念。本文將從“單一經濟實體原則”的概念的發展和其目前在中國反壟斷實踐中的情況入手，討論分析因關聯公司的壟斷行為而被判定承擔連帶責任的法律風險。

單一經濟實體原則（The “Single Economic Unit” Doctrine）是指在反壟斷法體系中兩個或多個具有獨立法律地位的實體因其中某一或某些實體在決策方面缺乏獨立性，受到另一個決策中心的實際控制，而被視為一個單一的經濟單位。在歐洲競爭法中，單一經濟實體原則的適用并不僅僅運用于判斷相關經營者是否因構成單一經濟實體而使得其內部共謀免于受到壟斷處罰，同時在執法實踐中也意味著如何對構成單一經濟實體的關聯企業作為一個整體確認處罰主體和計算銷售總額以計算最高罰款限額。

單一經濟實體原則起源于1970年前后，由歐共體委員會就衡量經營者的自治權與違反《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條約》（現《歐盟運行條約》）的規定所作出的一系列決定和判例中。先例中規定，如果子公司“不享有經濟獨立性”[1]或僅執行母公司發布的指示，并且“沒有真正的自由來決定其在市場上的經營政策”[2]，或者說“在決定其市場行為方式上沒有真正的自主權”[3]，那么母公司及其子公司則被視為一個單一的企業，母子公司之間形成的企業內部共謀不構成相關壟斷協議。

同時，單一經濟實體原則也會被歐盟運用于責任歸屬認定方面，該原則下母公司可能需要對子公司的壟斷行為負責。目前實踐中，歐盟委員會擴大適用了單一經濟實體原則，傾向于母公司無論是否煽動其子公司實施壟斷行為，或是否實際參與子公司壟斷行為，只要母公司有能力并確實對其子公司施加決定性影響，就應承擔連帶責任[4]，換言之，“控制”是判定單一經濟實體的核心要素。此外，在罰款數額認定中歐盟有權依據單一經濟實體原則將包括母公司在內的整個集團的總銷售額作為最高罰款限額計算基數[5]。雖然這種嚴苛的“連坐”責任認定方式因一定程度違背基本法律原則而受到批評，但是歐盟法院依舊支持歐盟委員會的這一做法，且他們認為這種方式不但能確保罰款的追回，也最大限度降低了企業破產風險[6]。

我國在反壟斷執法實踐中已經一定程度予以采納運用，但是該原則在我國制度層面長久以來其實一直處于缺失狀態。執法實踐中，缺少明確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引，執法機構在個案中，對單一經濟實體原則的適用解釋模糊。今年7月1日起施行的《解釋》中法院首次明確：在反壟斷糾紛中可以運用單一經濟實體原則的概念來判斷相關經營者是否構成競爭者[7]。然而，《解釋》仍未明確具體標準。

在我國目前適用單一經濟實體原則的案件中，執法機構主要從相關企業的股權結構、重要管理人員交叉任職情況、實際經營情況等方面綜合考量相關企業是否屬于單一經濟實體，對壟斷行為共同承擔責任。例如，在別嘌呤片壟斷協議案[8]中，發改委基于高管人員兼職、業務混同等因素，認定并非同一股東絕對控股的關聯公司重慶青陽**公司和重慶大同**公司在別嘌呤片壟斷協議達成和實施過程中決策、行動具有一致性，屬于共同行為人。在伊士曼首諾壟斷協議案件[9]中，上海物價局認為伊士曼**公司和首諾國際**公司均由伊士曼化工公司直接或間接全資控股，且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實際經營地點一致，共同負責伊士曼品牌產品在中國市場的銷售工作，因此兩家企業在壟斷協議中屬于共同行為人。當然，單一經濟實體原則運用的核心要點應當是“控制”關系，因此企業之間也可以通過非股權方式實現控制和被控制關系，例如在葡萄糖酸鈣原料藥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3]中，雖然涉案的三家公司之間并不存在相互持股的關系，國家市監總局從人員任職、業務關聯、財務關聯、公司業務決策、利潤流向等判定普云惠**公司和太陽**公司沒有獨立經營意志，由康惠**公司實際控制他們開展經營活動。

然而，即便執法機關在適用單一經濟實體原則時予以分析說明，執法機關適用的考量標準仍然讓人產生疑惑，例如，在深圳理貨公司壟斷協議案[11]中，在中外運**公司均對兩當事人僅持股50%且兩當事人的法定代表人一致、經營范圍重合的情況下，國家市監總局基于《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交通部等部門關于深化中央直屬和雙重領導港口管理體制改革意見的通知》和《關于組建第二家外輪理貨公司有關問題的通知》兩政策文件中關于理貨市場建立競爭機制的要求，以兩當事人獨立開展生產經營為由，認定他們屬于具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但是，兩經營者實際具體哪些經營管理方面的表現導致他們無法適用單一經濟實體原則，國家市監總局卻并未進一步論述。除此之外，并非所有處罰決定書中執法機構都會對單一經濟實體的適用與否詳細分析，例如在利樂公司壟斷案[12]中，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直接將包括利樂集團位于瑞士的總部在內的6家利樂集團關聯企業視為一個整體，但并未明確說明基于哪些因素、何種標準推導出該結論。

在責任歸屬認定方面，我國執法機構目前并未像歐盟一樣采用較為“激進”的做法，只有少數案件在判定屬于單一經濟實體之后以母公司在內的整個企業集團的銷售額作為基數計算罰款數額。例如，在揚子江藥業壟斷協議案[13]中，國家市監總局認定揚子江藥業**公司是整個集團公司的核心和中樞，在壟斷協議的達成和實施中是決策者、實施者和監督者，其下屬的藥品生產和銷售子公司在壟斷行為的決策和實施上不具有獨立意志，最終以揚子江藥業**公司2018年度銷售額的3%進行罰款。相反，我國部分執法機構更為注重法人人格獨立，并未關注到企業在市場活動中實施涉案行為背后的經濟性因素，使得涉案行為背后實際“黑手”并未得到法律的制裁，例如，在北京紫竹壟斷協議案[14]中，北京市監局僅處理了北京紫竹**公司，并未追責其母公司華潤紫竹**公司，且也未解釋為何在華潤紫竹**公司對北京紫竹**公司達到絕對控股的情況下，并未認定母子公司屬于一個經濟體，要求母公司承擔責任。

總結理論與實踐，從反壟斷法的立法本意出發，相關聯的經濟實體如何合法、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避免被視為單一經濟體受到指摘，至少應對以下方面進行把控：

（一）股權控制

股權控制達到何種比例可能被視為滿足單一經濟實體，還需要在法律層面上有一個原則性的規定。比如以50%為原則，然后再判斷具體實施過程中還需要綜合考慮哪些其他因素，比如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業務指導和管理程度、資金調配和利潤分配等方面的控制情況。

（二）人事控制

這里的人事既包括了兼任，也包括了一方對另一方高管任命的影響力，從而達到實控的目的。甚至某些情況下，親屬、非合法正當的男女關系也可以起到控制作用。除此之外，對于員工的管理，如招聘、培訓、薪酬福利體系等方面的協同程度，以及員工在企業間的調配和流動，對判斷是否屬于單一經濟實體也有重要審查意義。

（三）財務控制

統一的財務管理體系，包括預算編制、財務報表合并等，企業之間互相擔保、貸款及資金安排的協同性也是親疏遠近的重要指標。

（四）業務控制力

商場上的朋友有時和單一經濟體有相似之處，但實際上他們是競爭對手，只是暫時成了一致行動人。為了各自利益他們會做出同樣的動作（例如，在某些行業協會的安排下的集體行動，甚至打一場高爾夫球就商定共同對供應商發出降價通知）。所以，這里需要做出區分。

業務控制上我們要分析關聯企業產業鏈上下游以及業務協同效應（如原材料采購、生產協作、銷售渠道共享等），既要看整合度，也要看協同性，業務流程的連貫性和相互依存性越高，就越傾向于被視為單一經濟實體。

此外，還可以看他們的投資計劃、市場策略、產品定價等方面的一致性程度，以及決策過程中的信息共享和協調機制。商標、著作權等知識產權甚至商業秘密方面的共享情況，這些也都是判斷的依據。再復雜些，公司之間還可能因為簽署了一些戰略協議、獨家協議而有一體化傾向。

單一經濟實體原則對厘清壟斷行為背后的責任歸屬、罰款金額、規制跨國企業等方面都有著重要作用。但是，我國需要通過更進一步的規定和具體案件完善單一經濟實的適用標準和規則，以解決當前的困境，提高反壟斷執法的水平和效率。

對企業評估相應的反壟斷法風險而言，在目前適用標準不明朗且缺乏指導性執法案例的情況下，關聯公司是否會被判定對相關壟斷行為承擔連帶責任時應當從更審慎嚴苛的角度分析評估，降低企業的“連坐”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