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企業“事前”建立刑事合規體系的價值—以“合規整改”為視角
作者：袁遠 2022-04-25合規整改背景下，企業及個人可因“事后”建立完善的合規體系而被不起訴，說明刑事合規體系具有重要價值，能預防犯罪、促進合規經營、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等。但是，刑事合規在“事前”的重要價值往往被忽視，導致企業對刑事合規體系建設不重視。本文基于“事前”刑事合規體系賦能合規整改的重要功能，從時限、減免處罰、剝離企業責任、滿足合規整改要求等幾方面論述了其價值，呼吁企業重視刑事合規建設，完善刑事合規體系。本文還初步討論了合規整改視角之外刑事合規體系的價值。
一、背景及問題的提出 為了更好地為企業創造良好營商環境，推動“六穩”“六保”政策落實落地，徹底貫徹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相關指示批示精神，2020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根據《關于開展企業合規改革試點工作方案》，將上海、江蘇、山東、廣東的6家基層檢察院作為首批試點，開展涉案企業合規整改工作，踏出了我國探索企業合規整改的第一步。檢察院要求符合條件的涉案企業開展合規整改，整改結束并驗收合格的，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決定起訴的也會提出輕緩的量刑建議。2021年4月，第二批改革方案繼續增加了檢察院試點。在總結前期試點經驗的基礎上，2022年4月最高檢宣布，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在全國檢察機關全面推開。至此，合規整改工作邁向了“新階段”。 如果說改革之初，各項工作還在“摸著石頭過河”，可以說經過兩年多的探索和經驗積累，合規整改的相關理論儲備已經逐步成熟，各項制度也逐步完善。關于合規整改的驗收標準、成果的可持續性判斷、第三方監督評估體制、合規體系的構成要素等各項標準也逐步清晰。因此未來的合規整改工作將更加嚴格，更“有法可依”。進入“新階段”后，企業合規整改工作的難度也會大幅提高。 合規整改計劃，本質上是一項刑法激勵措施。它能夠給予涉事企業較寬緩的刑事處遇。包括從寬的刑事處罰，甚至免于刑事起訴，以此激勵企業構建刑事合規體系，預防犯罪。但面對這樣一份司法“厚禮”，很多企業的股東、高管并沒有真正認識到它的價值，有些企業甚至認為自己“絕對不會有問題”，或“合規整改”是面對“出事”的企業，自己的企業沒有出事，不需要刑事合規建設。但是，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疫情影響、國內營商環境、復雜的國際形勢等因素，企業的刑事法律風險劇增。企業一旦出現刑事法律風險，可能會給企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屆時很多企業會將這份“厚禮”當做救命稻草。殊不知，隨著合規整改的持續深入，越發強調杜絕“紙面合規”。如“事前”沒有相對完備的合規體系，面對嚴格的驗收標準、專業的第三方監督評估專家和有限的時間，合規體系要構建完成、試運行并通過驗收的難度可想而知，是否能夠享受到這份“厚禮”變得難以預測。 出現這種問題的根源，在于企業對“事前”刑事合規體系的價值認識不足。 應當認為，合規整改激勵的最終目的在于促進企業“事前”建立相對完備的合規體系，鼓勵企業積極預防犯罪，而“事后”合規體系完善是合規整改激勵的第二層作用，主要在于預防再犯。就此而言，“事前”建立相對完備的刑事合規體系，即關乎到企業預防犯罪，避免刑事法律風險，更是企業陷入刑事訴訟程序后能否“出罪”的關鍵。但如此重要的作用或價值，往往被企業忽略。 因此，有必要對“事前”建立相對完善的刑事合規體系的價值進行充分研究。 二、時限的價值 筆者對最高檢公布的典型案例以及部分合規整改案件進行了梳理。具體時限如下： 表1：近2年來合規整改典型案例 以上數據顯示，上述9個典型案例的平均整改期限只有3個半月左右，大部分集中在3到4個月，最短的1個月（1例），最長的9個月（1例）。即便這樣，也需要注意：上述表中，部分檢察院收到案件后不可能立即開展合規整改工作，需要經過評估研判，與涉事企業、評估專家溝通。因此實際開展合規整改的期限要小于上述期限。筆者曾經調研過10家合規整改企業，8家企業的合規整改時間都沒有超過2個月。 綜上，結合承辦律師的辦案經驗，應當認為合規整改的期限往往較短，一般在3個月左右。因為合規整改是在法律框架內開展的試點工作，很難突破刑事訴訟法關于案件辦理期限的規定。因此，檢察院也只能在時限允許的情況下開展相關工作。時間短任務重，幾乎成為企業合規整改任務的普遍特點。 眾所周知，合規建設往往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更何況體系建設完畢后，需要運行一段時間以供檢察院或者第三方監督評估人員進行效果評估。因此，在沒有充分準備下，在檢察院要求的時間內完成合規建設難度很大，更何況還有運行、效果評估。涉案企業中，又有很多屬于中型甚至大型企業，歷史問題、機構設置問題、股權結構問題、運行管理問題等比較多，要一層層梳理完善必然需要較長時間。案例7中，從檢察院收案到不起訴決定作出只有不到3個月時間，該企業仍然沒有完成合規整改，幸運的是檢察院依據已經有的整改成果，結合當時疫情情況，為促進企業復工復產，作出了不起訴決定，并要求繼續合規整改。但并不是每個企業都如此幸運。 因此，如何在有限時間內，高效地完成合規整改任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只有“事先”有準備，事后才能有高效的行動。即事先建立相對完善的刑事合規體系，才能更有把握驗收合格。風險來臨后，才能在短期內補短板、找不足，盡快完成整改任務。否則，來之不易的合規整改機會由于時間太短而不能通過驗收，則非常遺憾。 三、減免處罰的價值 合規整改的結果，并不必然意味著檢察院一定不起訴。參與合規整改的企業被起訴的也比較常見。原因可有多種，其中企業的一貫表現尤其是對刑事合規的重視程度較為關鍵。 刑法貫徹主客觀相一致原則，體現在刑罰中，既要衡量行為人造成的危害結果或行為本身，又要衡量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平衡兩者最終確定刑罰。當然，行為外觀最能體現行為人主觀惡性。而檢察院開展合規整改的目標企業，一般應當具有較高的意愿和整改決心，以及具備完成整改各方面的條件，否則無異于浪費時間。事先建立的合規體系在此時就能彰顯其價值。一方面說明企業一貫重視刑事合規，具有整改決心，另一方面說明企業有合規整改的基礎條件，其合規體系在日常經營中也會經過運行，只不過“表現不佳”。因此，具備刑事合規體系基礎的企業更容易被檢察院列為考察目標。 例如，某企業“事前”一貫不重視刑事合規建設，無論內部管理還是對外商務合作，既沒有刑事合規意識，也沒有建立健全刑事合規體系，更缺少相對應的組織機構建設，說明該企業主觀上對法律尤其是刑法比較漠視，甚至目無法紀，“事后”自然要遭到嚴懲。相反，積極主動的態度自然能夠爭取到較“優惠”的處罰結果。例如，某企業一貫重視刑事法律合規，建立了相對完備的合規體系，只是因為實踐上沒有落實到位，或者個別人員鋌而走險觸犯刑罰，至少說明企業或企業家在主觀上，盡到了相關努力，只是由于一時疏忽才觸犯刑法，情有可原，主觀上可苛責性就沒有那么強烈。 是否具備刑事合規體系，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企業對待刑事法律的主觀態度。國際上，早就有國家將企業“事前”是否具備合規計劃作為不起訴的條件之一，可見其作為衡量主觀惡性大小的重要地位。如意大利是較早開展合規計劃的國家之一，其“231號”法令和相關規定明確，如果企業在“事前”已經建立了有效的刑事合規措施并付諸實施的，企業可以免責。再如美國的《聯邦公司起訴規則》（又稱為《霍爾德備忘錄》Holder Memo）明確規定將企業是否存在有效的合規計劃作為衡量企業一貫表現的重要因素。進而，2003年生效的《聯邦起訴商業組織原則》（又稱為《湯普森備忘錄》Thompson Memo）將企業的“真誠性”作為遴選合規不起訴對象的重要標準。這里的“真誠性”即為企業的主觀態度，具體是指企業“事前”已經建立了有效的合規計劃并真誠第愿意在“事后”修正。英國甚至通過《反賄賂法》（Bribery Act）要求企業必須建立相關反賄賂合規體系，如果不建立后果嚴重的會受到法律處罰。 可見，國際上對于“事前”建立刑事合規體系的司法態度比較一致：由于充分體現了企業的一貫表現（客觀）和對刑事合規的重視（主觀），給予已經建立合規體系的企業以刑事激勵，處罰上予以“優待”，甚至可以免責。 四、滿足驗收要求的價值 當前，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已經較為成熟，且檢察院已經聯合工商聯等多部門，建立了評估專家庫。參與評估的有來自工商聯、行業協會、律所、會計師事務所、銀行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等合規專業人士。可以預見，今年起第三方評估機制會大量運用到相關案件中。 表二：較有代表性的部分省、市、區級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專家庫簡況 數據來源：相關省市區檢察院官網等。2022年4月11日訪問整理。 表二中開展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的，既有全國一線城市，也有第一批開展合規試點的省、城市，也有一般行政區。從人員構成上看，50%以上的構成人員來自中介機構，如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師事務所等，30%左右來自相關監管部門，如市場監督管理局、稅務局、生態環境部門、人力資源部門等，還有20%左右來自科研單位、高校等研究院所。從人員專業背景、知識結構、實踐經驗上看，足以出色完成合規整改的監督和評估工作。因此，想要“紙面合規”“糊弄了事”幾乎不可能。如果缺乏“事前”刑事合規體系的企業欲開展刑事合規體系建設，在規定時間內從無到有、從有到完善、再到驗證結果，尤其是要通過第三方監督評估專家的“火眼金睛”，難度可想而知。 相反，如果能夠“事前”進行刑事合規建設，事發后，可以快速鎖定問題，查找漏洞，第三方專家也能更有針對性地提出整改要求和整改意見，大大降低刑事合規建設的難度。另外，大多數“事前”刑事合規體系建設都是律師事務所或會計師事所共同參與的。因此合規整改中，律師等專業人士與評估專家溝通協調更加專業、高效，使整個合規整改過程更加順暢。由于事先準備充分，驗收結果也能更加符合預期。 五、剝離責任的價值 我國刑法第31條規定：“單位犯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刑罰。本法分則和其他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我國單位犯罪采雙罰制，既處罰單位，又處罰相關人員。由于企業的各項行為均是通過個人做出的，因此相關人員的犯罪行為很可能會影響企業甚至歸罪于企業。即我國單位犯罪雙罰制的特點，可能會造成實踐中個人責任與企業責任的“捆綁”。因此，將企業與個人的行為厘清界限，對企業而言非常重要。 理論上，企業犯罪畢竟有其獨特的刑法邏輯和自洽基礎。企業是擬制的犯罪主體，與自然人有著本質不同，包括其犯意的體現方式、決策程序、行為實施過程等。以此看，應當能夠較為清晰的分辨個人犯罪是否可歸責于企業，即在合規整改的背景下，企業和個人的刑事責任應當也必須厘清。實踐中，合規整改合格的企業免于起訴，而相關個人被起訴的案例也較為常見（如表格1所列的案例9），說明企業的刑事責任和個人的刑事責任可以也應當被區分開。雖然是“被不起訴”（相對不起訴），但對于企業來說也是難能可貴。 我國企業合規整改的初衷，是采取刑事法律激勵的措施，給企業一個機會，避免“辦好了一個案子、整垮了一個企業”，同時倡導建立合規體系預防犯罪，努力創建良好的營商環境。因此，如果企業“事前”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刑事合規體系，只是個別管理人員、技術骨干、企業高層拒不執行相關體系規定，惡意利用其漏洞，進行商業賄賂、侵害他人知識產權等犯罪活動，企業還要因此與個人“捆綁”，承擔刑事責任就顯得比較“無辜”。 深言之，企業已經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合規體系，這表明企業在“主觀”上并無犯罪的主觀惡意，反而還積極開展刑事合規體系建設，來預防犯罪、糾察犯罪。正是因為犯罪主體“擬制”的特點，其主觀可以，也已經通過建立刑事合規體系充分地表現出來了。如有的企業已經在公司章程或合規章程中明確規定了企業的合法經營理念、制度和相關組織機制，且生效運行。如果有人惡意利用、規避，反而可以證明違背了企業的初衷和一貫堅持的原則。由于企業被定罪處罰的后果非常嚴重：企業喪失進入相關市場、行業的資質、導致其社會活力下降、工人失業，未參與犯罪決策的領導層、股東也會深受其害。這從側面說明“事前”建立刑事合規體系，企業正是為了避免這些處罰及不利后果，為企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空間。 不可否認實踐中認定“單位意志”下的行為標準有待進一步厘清，企業領導行為和企業行為界線也需要進一步區分，這導致企業容易入罪。因此，“事前”刑事合規體系是有效厘清單位和個人的責任邊界，使企業和相關個人“劃清界限”的關鍵。實踐中，有的企業被要求合規整改，說明原有的體系有漏洞，需要補足，通過驗收后無需承擔刑事責任，而相關人員被繼續追責，正是基于企業已有的刑事合規體系。可謂起訴和不起訴都是“罰當其罪”“罪責刑相適應”。 被稱為我國“企業刑事合規無罪抗辯”第一案——2017年雀巢公司員工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案，就是企業在建立刑事合規體系后，與個人責任厘清而成功無罪抗辯的典型案例。五位被告人有的主張自己的行為系公司行為；有的辯護人提出本案屬于單位犯罪的辯護意見，還有的被告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按照公司要求所做的，所獲取的信息都是提供給公司的。但雀巢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刑事合規章程和規則（《雀巢公司指示》等），包括禁止賄賂、禁止非法收集客戶個人信息等（收錄于雀巢公司員工培訓教材）。雀巢公司隨即以合規章程等制度為重要證據，阻止了五名員工將刑事責任歸于企業的企圖，成功地完成了無罪抗辯。 六、余論：非合規整改視角下的刑事合規價值 上文主要研究了“事先”建立的合規體系，對企業在“事后”進行合規整改的重要價值。但即便離開合規整改的視角，合規體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價值。例如，完善的合規體系能夠有效預防犯罪，減少企業、企業家高管等因為刑事風險帶來的重大損失。即便發生了犯罪行為，也能根據刑事合規的有關制度第一時間收集證據，鎖定行為人，盡快進行處置，防止企業的損失擴大。再如，完善的合規體系能夠吸引大型企業的關注以及合作。大型企業的商業伙伴基本都建立了穩固的合規體系，尤其是反商業賄賂、侵犯商業秘密等刑事合規體系。這即是大型企業對合作伙伴的基本要求，也是從外部治理角度自我保護的基本手段，以此提升合作伙伴的質量，確保商業合作合法合規。又如，企業要進行刑事合規建設，勢必要對企業現有的內部治理結構和運行體系進行較為徹底的調整，以適應合規要求，進而給股東優化內部治理以契機和“理由”。企業內任何人員的利益，都不能凌駕于企業整體、全體股東之上。而進行合規體系建設，正是為了保障企業的整體利益和行穩致遠。因此如果以往進行企業內部權利的調整困難重重，刑事合規建設會是非常好的“平臺”。 總得看，本次最高檢進一步推進的合規改革試點工作，進一步提升了刑事合規的價值占位，促使企業不僅在“事后”認識到錯誤，更要清醒地認識到“事前”建立刑事合規體系的重要性，務必重視建立、完善并及時修訂。 當然，建立、完善刑事合規體系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它包括了很多要素，如風險防范體系（事前預防）風險監控體系（事中識別）和違規應對體系（事后處置）等。筆者將繼續更新文章，討論刑事合規體系的構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