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機構“準不良”非標資產的風險化解之道
作者：蔣俊清 2021-06-12近年來，國內金融市場、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資本市場、互聯網金融等重點領域大小風險事件頻頻發生。不少原先排名靠前、規模浩大的地產公司、金控集團、AAA主體、以及網紅上市公司等，如海航、泰禾、華夏幸福、明天系、中民投、永煤、樂視、東旭等都爆發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質的風險事件。同時，風險也不再像以往那樣比較集中在工商企業等基礎資產客戶層面，而是擴散蔓延到了銀行、信托、券商、保險等持牌金融機構。如包商銀行65億二級資本債全額減記，進入破產序列；安信信托百億項目違規暴雷觸發自身重大風險事件；四川信托多個產品無法兌付，被正式接管等等。
風險大量爆發，并且不斷擴散蔓延的主要原因有多項。宏觀層面主要是近十年表外業務和參與機構高速發展，整體蘊含不少盲目擴張、投機炒作、弄虛作假和泡沫經濟。在國家監管層面重拳出擊和清理整頓下原形畢露，難以為繼，以及經濟下行、貿易摩擦、疫情沖擊等因素影響下實體經濟償債能力進一步削弱等不利因素疊加。
而具體業務層面，主要是在快速發展中不斷聚集積累的不規范、高風險的表外非標債權業務（下稱“非標業務”或“非標”）正在不斷暴露和瓦解崩塌引發了連鎖風險！再加上不少金融機構重發展，輕管理，特別是缺乏對非標業務的風險和法律防控，導致頻繁觸雷，風險事件愈演愈烈，最終波及自身。
關于非標業務，監管層面曾有專門定義，是相對于標準化金融資產來講的。指未在銀行間市場、證券交易所市場交易的債權性資產，包括但不限于信貸資產、信托貸款、委托債權、承兌匯票、信用證、應收賬款、各類受（收）益權、帶回購條款的股權型融資等。
非標業務在銀行理財、券商資管、信托、以及各類交易所表外業務中為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金控集團、資本市場等等都提供了大量的債權為本質的資金。根據金融頻道媒體估算，2017年非標資產規模大概為37至39萬億元之間，足以可見非標業務體量之巨大。雖然2018年資管新規出臺后，銀行、券商、信托公司等機構大多積極落實整改，不斷退出和壓縮非標規模，但其存續規模仍不容小覷。
非標業務興起的初始原因和我國社會融資體系中銀行作為主導，而銀行又面臨著資本充足率、存貸比等多項強約束，以及相關貸款監管要求和風控門檻而無法完全滿足社會融資需求有關，非標應運而生。而將非標納入理財投資和資管產品后，由于其收益更高、形式更靈活，增強了資管產品的表面吸引力，不斷激發金融機構業務沖動，又進一步加劇了非標的野蠻生長。
需要注意的是，非標最初并沒有和風險暴露及擴散蔓延直接劃等號。然而，隨著業務的發展，非標許多附加“技能”伴生發育，比如可以規避各種監管要求，達到套利目的；許多信用資質較差，無法通過銀行信貸、公開市場融資的企業和項目也趁機通過非標滿足融資需求；甚至還有一部分真實性都無法保障的項目也跑步進場、渾水摸魚。日積月累之后，非標業務整體風險也越來越大。最終在監管層面下定決心不斷加大清理整頓力度以及經濟下行等多種因素疊加之下，開始逐漸暴雷，并愈演愈烈。
為何非標業務風險影響巨大，一旦出險，局面很難控制呢？除了部分底層融資人及項目信用資質更差或存在真實性等問題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達到監管套利等目的，其交易結構大多經過人為復雜設計和安排。扭曲的交易結構和錯亂的法律關系埋下了嚴重的風險隱患。
實踐中為避免被監管穿透認定為債權性質，非標大量通過特定資產收益權、股權收益權、分紅權、優先購買權，甚至是提前兌付通知、提前到期確認函、優先轉讓單等進行包裝。再通過融資人、或其關聯方及指定第三方轉讓或回購、優先購買、差額補足、流動性支持、提前兌付等方式實現信用輸出和還款。
在資管業務擴張期，非標是被機構使用最多的跑馬圈地工具，既能夠繞開各種監管，又能弱化資金用途，調節報表，還有信息不透明的“好處”，是集多種優勢于一身的“業務利器”。但也正是為了達到上述功效，非標的交易結構往往多層嵌套，股債混淆，把還款義務和投資權利偷換概念、和一些單據憑證混為一談，甚至還創造發明了許多缺乏法律效力的概念和權利來沖抵債權和擔保權利。這樣一來，原本簡單明了的債權債務法律關系被各種錯亂之后，在法律關系認定、訴訟保全等方面都面臨巨大困難。比如有的融資租賃業務，為規避監管，安排了商業銀行向承租人放貸，租賃公司再向銀行提供兜底，同時自己也和承租人簽有融資租賃合同。這樣一來，在同一筆業務中同時存在借款合同、融資租賃合同，還有差額補足協議等等，且還存在實際資金發放和還款對象不一致情況。到底是哪種法律關系？證據之間還存在沖突，對違約債務的訴訟保全造成了極大的不利影響。不僅如此，多層嵌套還特別容易阻滯風險傳遞，以至于基礎資產發出風險信號時，資金方未能及時感知，錯過了提前化解的最佳時機。
那么，在目前嚴峻的風險形勢下，金融機構應當如何采取積極措施主動應對非標業務風險，提前化解和處置可能存在隱患的項目，有效避免或減少風險事件對自身的沖擊呢？筆者結合多年不良資產和非標業務風控及法律工作經驗，建議如下：
第一、建立“準不良”非標資產的風險管理專門體系
風險化解第一要務是和時間賽跑，落后一步處處被動；提前一招，逢兇化吉。特別是在情況更加復雜，信息更加不透明的非標業務領域。目前金融機構對非標業務的風險管理普遍存在反應不夠及時，認識不夠深刻、敏感性不足的情況?？墒钦娴牡鹊交A資產債務人公開違約時，往往已經病入膏肓，流動性早已枯竭，核心資產可能已經轉移，或者變賣，被查封等等。而且大多數債權人都在此時蜂涌而上，輪候查封，并案處理、管轄權異議，以及可能涉刑等等更加不利于風險化解的情況都會出現。
實際上，非標業務雖然結構復雜，多層嵌套干擾了風險暴露和監控管理，但是核心債務人、擔保人、具體項目都有明確指向。通過提升風險監控的合理性、專業性，加大密度和深度，可以及時預警。而更加重要的是在預警之后，需要清晰明確的風險管理方式和職責劃分。因此建議金融機構對非標業務可以建立一套專門的“準不良”風險管理規范。比如在監控技術方面，可以優化債務人更有針對性的負債指標、流動性指標、業務指標。再如具體項目層面，也同樣可以設計更符合項目交易結構和法律關系的監控邏輯和具體指標。有條件的機構，還可以在風險預警系統中設置上述參數和閾值，不斷優化對非標“準不良”的風險預警及時性和準確率。
一旦非標業務被及時劃入“準不良”管理范疇，則需要落實到具體的責任部門和人員，及時通過現場排查等方式核實情況，調查掌握第一手真實信息，準確預判風險，提交公司高層決策應對措施，并成立專項小組實施推進。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金融機構風險排查，主要聚焦在基礎資產項目和主體層面，缺乏對交易結構和全套法律文件的關注。大多數項目風險暴露后，進入保全程序才發現還存在重大法律瑕疵或對維權有較大影響的法律漏洞。彼時再要債務人或第三方等配合相關文件的補簽等事宜，操作難度之大，回天乏力。因此，對于比較特殊的“準不良”非標業務，建議同時對交易結構和全套法律文件審慎核查，及時發現可能存在的法律瑕疵或疏漏，及時研究制定解決方案，在風險化解環節一并解決。
第二、及時運用法律工具完善風控措施，打好法律補丁
對于排查發現交易結構混亂，相關文件存在重大法律瑕疵，互相矛盾等重大法律風險問題的，建議結合債務人、有關方的實際狀態和配合意愿，以及風險事態的發展情況，一案一策，及時打好法律補丁。由于本項工作和具體融資人、項目、交易結構、增信方式、政策規定等都有密切關系，法律補丁具體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補簽協議、補出承諾、修訂或廢止存在重大不利的原文件等等，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本文暫不展開。
第三、催收、重組，訴訟多項手段多元實施，早處理、早見效
根據筆者在某藥材公司2.88億，某高速35億，某銀行35億、某銀行10億，某銀行5億，某上市公司2億，某地產5億，某信托35億等重大項目風險化解工作的經驗和總結。準不良非標項目的風險化解不宜簡單粗暴的直接訴訟維權，而是充分運用催、壓、談、和等手段，不斷搜尋各種有利條件，也為必要的訴訟保全提前做好證據、確權等方面充分準備。在過程中優先通過重組、轉讓、資源整合、流動性注入、資本運作、資產證券化非標轉標等方式，結合法律工具運用得當，以爭取更好、更靈活的化解方式和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