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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錄

一、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有效認定商業秘密的秘密性？

二、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有效認定商業秘密的保密性？

三、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有效認定商業秘密的價值性？

四、商業秘密“三性”本身是否存在關聯？

本期召集人：曾崢

近期，華為海思與尊湃通訊關于侵犯芯片商業秘密一案引發熱議，近年來侵犯商業秘密類的刑事案件也是持續增多。商業秘密不僅是影響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更是國家創新戰略驅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商業秘密被侵犯，輕則損害企業利益，重則可能國家整體的創新生態。

然而，這類案件的專業性、復雜性也給我們的法律實踐帶來了一些新的挑戰。從辯護角度如何有效認定商業秘密？關于商業秘密類刑事案件，有哪些常態和非常態的辯護思路？這都是有待我們深入探討的問題。希望大家暢所欲言，共同探討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辯護策略。

問題一：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有效認定商業秘密的秘密性？

司法實踐中商業秘密的秘密性認定意義重大。它是確定保護范圍的首要要件，影響舉證責任分配，還是判定侵權是否成立的關鍵，如何有效認定商業秘密的秘密性？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商業秘密是指“不為公眾所知悉、具有商業價值并經權利人采取相應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經營信息等商業信息”。

技術信息、經營信息要構成商業秘密，首先要具備“秘密性”，或稱為“非公知性”，“權利人請求保護的信息在被訴侵權行為發生時不為所屬領域的相關人員普遍知悉和容易獲得的”，就屬于“不為公眾所知悉”，具備非公知性。從辯護的視角，要考察相關技術信息、經營信息是否已通過公開的渠道為公眾所知悉，包括通過公開出版物（著作、期刊、學術論文等）公開、通過互聯網、展會等途徑公開，使得他人無需再進行創造性勞動即可獲取。同時要注意一般常識、行業慣例、行業通用知識與商業秘密的邊界，單純的行業慣例、通用參數不構成商業秘密。

此外，當某項信息與勞動者的一般知識、技能、經驗結合太近，一般不宜將該信息作為商業秘密予以保護，否則將不合理地損害他人的合法利益。

司法實踐中認定商業秘密“秘密性”，核心是判斷信息的非公知性，即在被訴侵權時是否“不為所屬領域相關人員普遍知悉且不易獲得”，同時結合三大關鍵因素：一是時間因素，以侵權行為發生時為認定節點；二是知悉程度，若信息屬行業常識、已公開披露或多主體掌握，則喪失秘密性；三是獲取難度，需常規儀器、簡單操作即可獲取的信息，不滿足秘密性要求。鑒定意見往往是重要證據，此類鑒定需圍繞“侵權時”“相關人員認知”“獲取難度”等核心要件展開，確保結論符合法律認定標準。

我辦理的一起涉案生產線價值近億元且涉及出口的案件中，發現權利人在雙方合作后已在公開學術雜志上發表文章披露核心技術要點，我們以此否定技術的非公知性，該意見被公安機關采納，該案在公安階段即撤案。法律上，非公知性雖由權利人舉證（如通過鑒定），但證明“非公知性不存在”這一消極事實，行為人一方有能力且應主動推進，不能被動應對；從辯護角度來講，單純以鑒定查詢流程等程序性問題來質證很難有效，很難獲得法院認可，更有效的方式是主動查找公開出版物、教材等能證明涉案信息已公開的實質證據；此外，商業秘密有無明確載體記載會影響分析角度，但即便無對應載體，通過其他公開渠道的證據仍可否定其非公知性。

對于非公知性這一點，普遍知悉主要是指知悉的程度，應當理解為知全、知盡、知透，無需創造性勞動或額外代價即可通過常規渠道獲取，如公開出版物、展會、產品手冊、網絡公開材料等。單就外觀尺寸、結構的直觀查看方式獲得的技術無法實現預期的效果，不能認定為普遍知悉?！叭菀撰@得”則是該信息相關領域內的多數人可以通過合法方式、途徑且不必付出一定代價即可知悉信息的可能性。

最近我辦理了一個成功刑事控告的商業秘密案件，該案中的商業秘密系經營信息，經營信息的非公知性怎么論證呢？要著重考慮本行業的特點，以及該信息在本案行業內的影響。不同行業對信息“秘密性”的判斷標準、信息傳播的難易程度等存在差異，結合行業特點和信息在行業內的實際影響，才能更準確判斷其是否未被公眾普遍知曉。像客戶名單里客戶的交易習慣、特定需求，意向產品及價格體系中的底線價格、預警價格、離岸價格等，這類信息是對經營有關鍵作用的深層內容，就可以被認定為非公知的秘密信息。

我補充一個點，就是關于公知信息重組后是否構成商業秘密問題的判定。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將為公眾所知悉的信息進行整理、改進、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如果該新信息不為所屬領域的相關人員普遍知悉和容易獲得的，則同樣可以認定為商業秘密。對于重組后的公知信息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意義上商業秘密的必要條件及其邊界厘定，既涉及經營者利益，又涉及公共利益，如商業秘密的認定標準過高，則不利于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經營者合法權益；如商業秘密的認定標準過低，過于擴大商業秘密的范圍，則可能不當限縮社會公眾對非商業秘密信息的使用權益，并導致限制自由競爭、破壞相關市場競爭秩序的后果。對于該類商業秘密，主張權利的一方當事人應當舉證證實涉案信息構成商業秘密的新信息應屬區別于現有公開信息的深加工信息，他人不經一定的努力和付出代價不能獲取。重新組合后的信息是具備商業競爭優勢的信息新組合，整理加工后的信息創造出現實或者潛在的新商業價值。

問題二：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有效認定商業秘密的保密性？

關于“商業秘密”的“保密性”，權利人通常會通過哪些方式證明其采取了“保密措施”？辯護律師應如何審查和質證這些保密措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應當通過商業秘密及其載體的性質、商業秘密的商業價值、保密措施的可識別程度、保密措施與商業秘密的對應程度以及權利人的保密意愿等因素，認定權利人是否采取了相應保密措施。常見的“保密措施”包括：簽訂保密協議或者在合同中約定保密義務；通過章程、培訓、規章制度、書面告知等方式，對能夠接觸、獲取商業秘密的員工、客戶、來訪者等提出保密要求；對涉密的廠房、車間等生產經營場所限制來訪者或者進行區分管理；以標記、分類、限制能夠接觸或者獲取的人員范圍等方式，對商業秘密及其載體進行區分和管理；要求離職員工登記、返還、清除、銷毀其接觸或者獲取的商業秘密及其載體，繼續承擔保密義務等，達到足以防止商業秘密泄露的效果。

辯護中應當從形式和實質兩個層面關注是否具備保密性要件。首先，關注權利人是否形式上采取了上述保密措施，包括是否約定有保密協議、保密條款中是否對保密義務做了明確、具體的約定，是否采用保密門禁、限制訪問等具體舉措，防止商業秘密泄露。如果形式上沒有采取這些措施，則不符合保密性要件。其次，即使形式上、表面上采取了這些措施，但是事實上并沒有落實，比如有關技術信息、經營信息等隨意放置，甚至上傳到公共網盤，員工都可以查看等，保密制度形同虛設，則不符合商業秘密的保密性要件。此外，如果僅制定了原則性的針對所有人員的保密制度，比如跟所有員工簽訂了帶有“保密條款”的格式合同，但沒有采取限定涉密信息的知悉范圍、單獨簽訂保密協議等確保秘密的合理措施，也不能認定采取了適當、合理的保密措施?？傮w而言，權利人所采取的保密措施要與被保密的客體相適應，以他人不采取不正當手段或不違反約定就難以獲得為標準。

在侵犯商業秘密罪案件里，權利人證明自身采取了保密措施，常見有這么幾種方式：一是制度層面，制定《保密管理制度》這類規章，明確秘密范圍、權限等；二是技術層面，搞加密、權限控制，加保密標識，限制文件操作；三是合同層面，和員工簽保密、競業限制協議；四是經濟層面，給保密工資；五是宣傳教育，通過郵件、會議強調保密。

而我們從辯護角度審查這些措施，關鍵看三點：合理性上，得明確具體、能落地，和秘密價值匹配，不能太模糊或過度限制；有效性上，核心是看有沒有真執行，比如加密軟件是不是在用、權限審批嚴不嚴、協議有沒有對價；還要看舉證全不全，得有系統日志這些實據證明措施持續有效，不是臨時補的。

要是這些措施就停在紙面上，沒真落地，或者漏洞明顯，那就能主張它不算法律要求的“相應保密措施”，進而否定商業秘密的構成。

剛剛二位律師都有提到，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需要證明其對秘密信息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這個合理性非常重要。常見的如限制接觸、監控記錄、文件標識、建立保密制度、簽訂保密協議等等。辯護律師可以通過考察保密措施的合理性，分析權利人是否真的是有積極保護商業秘密的主觀意愿，是否通過多種方式傳達了對商業秘密的重視和保密要求。如果他人能夠輕易突破保密措施獲取商業秘密，那么該保密措施的合理性就值得懷疑。

辯護律師在審查權利人提供的保密措施時，需要從多個角度質疑和評估其合理性和有效性，從而否定商業秘密的“保密性”。

1、審查保密措施的“合理性”：

區分對待：權利人是否對不同的信息采取了差異化的保密措施？如果對所有信息（無論是核心技術還是普通辦公文件）都采取一樣的“保密”措施，那么可能說明其保密措施過于籠統，不具有針對性。

成本與收益：權利人采取的保密措施是否與商業秘密的價值相匹配？如果一項價值不高的信息卻采取了極高的保密措施，或者一項核心機密卻沒有任何實質性的保護，這都可能是不合理的。

行業慣例：權利人的保密措施是否符合行業慣例？有些行業，如高科技研發，保密措施通常非常嚴格，而在某些傳統行業則相對寬松。可以對比同行業其他公司的做法來評估其合理性。

普遍性和系統性：保密措施是否被普遍實施，而不是在訴訟時臨時拼湊的？例如，如果公司有保密制度，但實際上從未向員工宣講或執行過，那么該制度就不具有實質性。

2、審查保密措施的“有效性”：

措施的可執行性：權利人采取的措施是否真的有效執行了？例如，公司有門禁系統，但任何人都可以隨意進出；或者設置了計算機訪問權限，但所有員工都用同一個密碼。這都說明措施是無效的。

信息的可公開性：即使采取了保密措施，信息是否已經通過其他渠道公開？例如，專利申請文件、公開的論文、行業會議的演講、產品發布會上的介紹，或者通過反向工程可以輕易獲取。如果信息已經處于公眾領域，其“保密性”就不復存在。

證據鏈條：權利人提供的保密措施證據是否完整且可信？例如，如果權利人說有保密協議，辯護律師應要求提供協議原件或有被告簽字的復印件。如果權利人說有訪問日志，應審查日志是否真實、未被篡改，并確認日志中是否有不正常的訪問記錄。

行為人的接觸渠道：行為人接觸到信息的渠道是否合法？如果行為人是通過合法途徑（例如正常的工作職責、職務晉升）接觸到信息，那么即使信息是商業秘密，也不能直接認定為侵犯商業秘密罪。

問題三：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有效認定商業秘密的“價值性”？

商業秘密的價值性不僅是確認商密要件的“三性”之一，而且往往關乎損失或賠償數額的計算，既是論證的重要依據，又是權利人啟動相應法律程序的目的和原因。關于商業秘密價值性的有效認定，各位有何見解？

商業秘密的“價值性”是指該信息具有現實的或潛在的商業價值，能夠為權利人帶來競爭優勢或經濟利益。價值性方面著重關注信息的“實用性”、“經濟性”。最為典型的是已實際應用，形成收益，如技術秘密實際已經用于生產，已經形成了收益和競爭優勢；經營秘密已實際促成交易，帶來穩定收益。

無論是技術信息還是經營信息，信息內容本身應當是合法的，不違反國家的強制性規定。以食品配方為例，如果配方中的某種成份或含量違反了國家食品安全的強制性規定，比如添加了非法物質，或者超過了國家有關食品添加劑的強制標準，即使權利人對這一配方采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也曾經利用這一配方生產了產品，客觀上形成了收益，但是因為配方的成份違反了國家強制標準，此前所生產、銷售的產品可能屬于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甚至是偽劣產品，從根本上不具有價值性，不能認定為商業秘密。

判斷商業秘密“價值性”時，首先，看信息是否能為權利人帶來實際商業價值，比如通過降本增效直接提升利潤、開拓市場，這是價值性最直接的表現。其次，若信息暫未產生直接收益，需進一步考量其潛在價值，即是否能為后續生產經營或研發提供支撐。再者，還需關注“隱性價值”，即信息能否通過間接方式為權利人創造競爭優勢，例如失敗的實驗數據可避免重復投入、節省成本，這類雖不直接產生收益，但能減少損耗、提升競爭效率的信息，同樣符合價值性要求。

剛才蘇老師提到的產品指標超過國標、本身不合格的情況，是個非常好的反駁角度，既然產品本身不合格，那對應的配方或技術即便看似有價值，也不符合法律規定，自然談不上商業價值。

不過，從一般情況來看，針對價值性這一構成要件提出質疑，難度其實不小。畢竟權利人只要能證明某個配方或技術具有商業價值，通常就能初步滿足要求。而且，實踐中大家在價值性上投入的精力往往有限，因為它和后續的重大損失（比如是否達到30萬的立案標準）這兩個要件，事實上是需要綜合起來考量的，不能孤立看待。

如果商業秘密的經濟效益尚未完全顯現，或者無法直接用財務數據量化，在司法實踐中也會通過審查權利人的投入來反向推斷其潛在價值。權利人可以提供研發項目預算、研發人員工資、采購設備的發票等，證明為獲取或開發該信息所付出的巨大成本。高昂的研發投入通常意味著該信息具有較高的潛在價值。除了資金投入，權利人還可以證明為開發該信息所耗費的巨大時間，例如研發周期、測試時間等?；蛘咛峁﹨⑴c該項目的核心人員名單、專業背景、工作時間等，證明為獲取該信息付出了大量的人力資源。

如果權利人無法清晰證明自己的損失，也可以反過來推導，通過侵權人的獲利來推斷商業秘密的價值。例如，如果侵權人利用權利人的客戶名單成功開拓了新業務，其新增的銷售額和利潤可以作為證明該客戶名單價值的證據。或者，整理侵權人為獲取該秘密信息所付出的成本的證據。例如，侵權人支付給泄密者的費用、為獲取信息而進行的賄賂支出等，這些都反映了侵權人對該信息的價值認可。

問題四：商業秘密“三性”之間的關聯性

商業秘密的“三性”本身是否存在關聯，如何利用該關聯性進行有效辯護？

秘密性的核心價值在于“信息因非公知而具有競爭優勢”，若信息本身無實際或潛在價值，其是否具備秘密性便失去法律討論意義。辯方可通過證明價值性缺失，從根本上否定秘密性保護的必要性。例如，某軟件公司主張其開發的某辦公軟件后臺代碼為商業秘密，且為其投入了保密成本，或通過評估、鑒定的方式確定了其相應的經濟價值，但辯方通過技術分析發現：該代碼存在大量冗余程序，運行效率遠低于行業通用代碼，且無任何獨特功能模塊，未為公司帶來用戶增長或利潤提升。此時可結合秘密性展開抗辯：一方面，該代碼因效率低下，行業內無其他企業愿意獲取或使用，客觀上不存在非公知的保護必要；另一方面，即使代碼部分內容未公開（形式上的秘密性），但因無實際價值，不符合《刑法》保護商業秘密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立法目的，不應認定為刑法意義上的商業秘密。

在“三性”關聯辯護中，秘密性與保密性的聯動是易被忽視的關鍵邏輯鏈。實踐中，控方常割裂兩者，單獨主張信息具有非公知性與已采取保密措施，但辯方可通過證明保密措施的不合理性，間接削弱秘密性的成立基礎。

從司法邏輯看，若某信息真具有秘密性（非公知性），權利人必然會采取與其秘密程度相匹配的保密措施 —— 這是商業主體保護核心利益的理性選擇。反之，若保密措施存在明顯漏洞，可反向推斷信息的秘密性存疑。例如某機械制造企業主張某生產工藝參數為商業秘密，但辯方舉證發現：該參數未被納入企業涉密信息清單，接觸參數的車間工人未簽訂專項保密協議，且參數可通過車間公示的生產流程表間接推導得出。此時可提出抗辯：若參數真屬于非公知的秘密信息，企業為何未采取最基本的清單管理、人員約束措施？

確實。保密性與價值性的內在關聯在于措施強度應與價值高低正相關。我額外提一點，可通過“第三方接觸情況”來論證保密措施與價值是否匹配。若權利人主張某信息具有高價值，卻未對合作方、供應商等第三方采取保密約束（如未簽訂保密協議、允許第三方隨意使用信息），辯護方可指出：一方面，未約束第三方說明保密措施不完整（保密性缺陷）；另一方面，放任第三方使用，證明信息無獨占性價值（價值性缺陷）。

在商業秘密“三性”的法律認定中，存在隱性的邏輯順位關系，即價值性是秘密性與保密性的前提基礎，辯方應優先從價值性切入，再聯動其他兩特性展開抗辯，形成更具層次感的辯護邏輯。從立法目的來看，《刑法》設立侵犯商業秘密罪的核心在于保護能為權利人帶來競爭優勢的經濟利益，若信息不具備價值性，即使符合秘密性與保密性的形式要件，也不屬于法律需保護的商業秘密范疇。這意味著價值性是商業秘密構成的實質門檻，秘密性與保密性則是形式要”，實質門檻不滿足時，形式要件的討論便失去意義。因此，辯護方在質證時，應優先論證價值性缺失。若能證明信息無法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不具有實用性，即可直接否定商業秘密的成立，無需再陷入秘密性鑒定、保密措施細節的復雜爭議中，大幅提升辯護效率。

此外，商業秘密“三性”的認定并非絕對統一的標準，需結合具體行業特性調整合理性判斷尺度，辯方應充分利用行業差異，論證控方主張的“三性”不符合該行業的商業慣例與客觀實際，打破控方的標準化質證邏輯。

結語

感謝各位專家的無私分享，商業秘密“秘密性、價值性、保密性”的確認，是其獲得法律保護的前提與核心，兼具法律規范與實踐指引雙重意義。秘密性確認排除公眾已知信息，防止泛化保護；價值性確認聚焦具有現實或潛在競爭優勢的信息，保障企業核心利益；保密性確認則要求權利人采取合理保護措施，倒逼企業完善內部管理。三者協同，既是司法機關判定侵權是否成立的關鍵依據，也是企業防范風險、維護創新成果的重要標尺，更能推動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的穩定構建。司法實踐中，律師可圍繞商業秘密“三性”確認這一核心前提，對控方提交的證據展開專業審查，如質疑涉案信息秘密性的查新依據、價值性的論證邏輯、保密性的措施合理性，削弱控方證據鏈的完整性。下一期，我們將圍繞侵犯商業秘密犯罪在案具體證據如何有效質證的問題展開進一步討論，期待各位的精彩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