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第一槍——從網紅輪Peak Pegasus的生死時速說起
作者：劉炯、湯旻利 2018-07-10中美貿易戰早已成為近期的熱門話題。2018年6月16日凌晨，我國商務部正式發布的《關于對原產于美國的部分商品加征關稅的公告》表示，由于美國政府依據301調查單方認定結果，宣布將對原產于中國的500億美元商品加征25%的進口關稅，且其中對約34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的加征關稅措施將于7月6日實施，對其余約160億美元商品的加征關稅措施將進一步征求公眾意見，因此中方為捍衛自身合法權益，宣布自2018年7月6日開始，對原產于美國的大豆等農產品、汽車、水產品等進口商品對等采取加征關稅措施，稅率為25%，涉及2017年中國自美國進口金額約340億美元。該公告同時指出，中方擬對自美進口的化工品、醫療設備、能源產品等商品加征25%的進口關稅，涉及2017年中國自美國進口金額約160億美元。
該公告在業內掀起軒然大波，無數雙眼睛都密切關注著誰會在7月6日成為中美貿易戰中第一個“被迫吃螃蟹的人”。隨著新關稅實施起始日的臨近，很快一艘在海上風馳電掣、名為Peak Pegasus的貨輪成為了舉世矚目的對象。眾人都密切關注著這艘滿載美國大豆又以中國為目的地的貨船能否在新關稅正式生效之前到達中國。
Peak Pegasus所載的貨物恰恰也是中美貿易戰中炙手可熱的物品——大豆。中國為全世界最大的大豆進口國，而美國恰恰又是全世界最大的大豆出口國。新關稅的實施，使得一粒小小的大豆即能改變兩國的進出口貿易格局。
雖然，Peak Pegasus一度成為網紅熱搜，但是如此熱度卻未能助其順利“通關”。網傳，由于未能在新關稅實施之前達到中國，此批大豆的進口關稅納稅人面臨的是7000萬人民幣的巨額關稅。該事件著實讓人唏噓，與之有關的一系列法律與商業問題也耐人尋味：
1.誰應承擔巨額關稅
在得知Peak Pegasus未能在新關稅生效之前到港后，第一個躍入人們視線的問題即是誰負責此筆巨額關稅？賣方還是買方？由于相關的買賣合同并未能從公開渠道獲得，問題的答案也變得撲朔離迷。
不過，從一般貿易實操來說，買賣合同下都會對進出口關稅的承擔方式做出約定。國際貿易中，買賣雙方也經常直接援引使用“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Incoterms）”下的某一貿易術語，并根據該貿易術語下的具體規定劃分買賣雙方的費用負擔情況。
在進口海運貿易中，不少中國進口商選擇使用CIF貿易術語。在大豆買賣中，CFR貿易術語也非常常見。在該兩個貿易術語下，進口關稅一般都由買方承擔。當然，本次事件中最終應當由哪一方承擔巨額關稅，仍舊受相關買賣合同下具體約定的影響。如相關合同未約定，或其約定存在模糊，則買賣雙方就此問題的針鋒相對在所難免。
2.對直接相關的合同之影響
與本次事件最直接相關的就是所涉大豆的買賣合同（以及其他被加收關稅商品的買賣合同）。由于大豆并非高附加值的產品，25%的關稅上漲足以影響定價和消費者對于新定價的反應。故而業內已經有預期認為本次關稅的上漲會導致中方取消或轉賣現有的在美大豆訂單，并在未來從其他供貨渠道尋找更價廉的替代品大豆。可見，由此導致的一輪有關買賣合同的糾紛也將隨之顯現。
除了買賣合同，直接相關的還有與該批貨物有關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租約等）。據悉，Peak Pegasus在本次承運過程中存在遲延——如按所涉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規定，該輪的到港時間早于新關稅開始征收之時。雖然，在海運過程中，一定的遲延也較為常見，托運人和承運人之間也未必不能通過友好協商的方式直接消化此類延遲。但是，本次遲延面臨的是7000萬人民幣的巨額關稅，承運人及托運人之間劍拔弩張的談判情形更可能發生。
對于上述兩種合同下的紛爭，一般較為常見的糾紛除了見于對當事人雙方權利義務的劃分爭議，還會集中見于當事人雙方對合同下合同終止、合同解除、不可抗力、合同轉讓、情勢變更、違約與索賠等條款存在不同理解，并導致相關爭議。
3.對間接相關的合同之影響
新關稅所涉商品的買賣合同只是一長串貿易鏈中的一個環節，該環節的變故也會如蝴蝶效應一般導致與其相關的上下游貿易鏈中的各類合同在履行過程中產生偏差甚至糾紛。此時，某一貿易商是否妥善處理好其所經手的各個合同之間的協調與統一，也對其是否能在這一變故中全身而退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以本次的大豆買賣合同為例，與之有關的系列合同的覆蓋面也很廣。大豆作為許多產品（油類產品、大豆類食品、豆粕飼料等）的原材料，其價格的波動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各合同之間的買賣差價、不可抗力事項、索賠條款、違約事項、爭議解決方式等是否已經做到“背靠背”式的互相統一，在此時就顯得尤為重要。
4.完美的合同？
上述幾個問題都足以顯示合同的重要性。在交易之初，合同的起草事關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是否得以明確劃分，以此給當事人在合同履行過程中有清晰的指引。爭議發生后，如何解讀合同又影響到糾紛的解決及最終的責任承擔方式。
客觀來說，并沒有完美的合同。這一方面受制于人類有限的智慧——當事人雙方無法在一開始就預估到所有的突發情況和糾紛可能。一方面也受制于合同訂立的成本問題——對于一份事無巨細都精確約定的合同，其前期的談判成本是非常高的，當事人往往無法承擔此類談判過程中的時間及金錢支出。
不過，需要認識到的是，太過簡單、模糊的合同又會導致爭議發生后，雙方在解決爭議的過程中需要耗費很多額外的后期成本（談判、律師、訴訟或仲裁的成本）。故而，前后期投入和成本之間的平衡也非常考驗合同起草者的業務能力及商業遠見，需要基于經驗的運籌帷幄。
5.涉及國家的新型商業糾紛
本次中美貿易戰是全世界新形勢下的一個典型縮影。除了上述更容易發生在商業個體之間的合同糾紛，本次中美貿易戰也讓人們更加關注國家之間在國際商業交易中的糾紛及其解決方式。
如今的商業糾紛不僅僅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商業個體之間的紛爭，還有可能上升到商業個體與東道國之間的糾紛、甚至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紛爭。隨著貿易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化、“一帶一路”國家間國家緊密的合作，如何真正有效運用好現有的國際規則（比如WTO框架下的爭端解決機制、ICSID框架下的爭議解決等），以維護商業個體及主權國家的合法權利？這些問題給涉外法律服務工作者帶來了新的挑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值得我們進一步摸索與歷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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