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國競合，看“知識產權”的博弈與突圍
作者：齊寶鑫 2023-12-04
撰文 | 齊寶鑫 知識產權律師 博士
知識產權：
看不見硝煙的戰爭
最近“遙遙領先”的華為Mate60手機火了，中美之間的科技戰爭再次引爆全網。有人認為，這次華為突然推出Mate60系列手機，是華為對美國針對華為所進行的全面科技封鎖的一次大反擊。類似當年的長津湖戰役初期，志愿軍對美軍的突然襲擊。而事件背后，凸顯的是中美之間對“知識產權”的爭奪。
一直以來，芯片和生物醫藥都是美國最核心的科技資產。廣為人知的是，美國制裁了中國高科技企業華為公司和中芯國際，而少有人知道的是，美國也制裁過中國生物醫藥企業藥明生物。
生物醫藥產業也好，半導體產業也好，解決技術“卡脖子”難題，企業有兩個戰略選擇：要么學習浙江吉利，選擇買來主義，通過連續性的國際并購獲取技術能力；要么學習華為公司，選擇自立更生，把員工變成股東，決戰上甘嶺。
早年間，西方習慣于詬病中國如何不尊重知識產權，白嫖西方的技術創新；現在我們選擇了尊重知識產權，越來越多的企業愿意花錢去購買西方的品牌和技術。如果花錢買都不被允許了，這就是筆者定義的“技術卡脖子”。
中美之間有很多方面的差異，而最大的差異，就是科技差異，中國企業必須走創新引領發展的可持續道路，才能實現技術領域的偉大復興，這就要求企業把知識產權戰略管理抓起來，實現三個轉變：
（1）把知識產權從成本中心轉變成利潤中心；
（2）把過去被動的戰術應對轉變為主動的戰略作為；
（3）把事后的知識產權糾紛處理轉化為事前的知識產權戰略規劃。
簡單說，就是未來要更加強調知識產權的運營功能，而過去我們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功能強調的多，運營功能強調的少。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國家知識產權局起草的《專利轉化運用專項行動方案（2023-2025）》，就是在回應國家關于加快知識產權轉移轉化和提高專利產業化率的明確要求。
所謂視野半徑決定選擇，選擇決定結果。一萬米高空宏觀上看知識產權，看到的是國家知識產權的政策管理，比如中美日德國家知識產權管理的歷程和啟示；一千米高空中觀上看知識產權，看到的是行業知識產權管理，是生物醫藥和半導體等行業的知識產權管理實務，強化大學、科研院所與企業的產學研合作，讓知識產權反哺科研，并成為行業發展的引擎；一百米上空微觀上看知識產權，看到的是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讓企業知識產權管理制度變成效益，同時做好知識產權訴訟的應對，特別是擬上市企業惡意知識產權訴訟的應對。
知識產權“突圍”：
從磚頭瓦塊到專利商標
什么是知識產權？為什么知識產權對中國經濟轉型這么重要？知識產權發展需要什么樣的政策環境？
什么是“知識”？課本上的才是知識，知識姓公，全社會都可以免費用。中國臺灣省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翻譯成“智慧產權”，更能體現這組英文詞的本質，主要姓私。中國大陸把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翻譯成“知識產權”是一個美麗的錯誤，也造成了實務界對知識產權的嚴重誤解。
第一個提出“知識產權”這一名詞的是法國學者Carpzov。筆者曾經用CARPZOV的每一個首字母串聯起來，形象地解釋知識產權管理的要義：C-creation（創造/獲取）、A-administration（管理）、R-run（運營）、P-protection（保護）、Z-zigzag（曲折）、O-from zero（從零開始）和V-victory。
中國的知識產權管理是舶來品，要一切從零（Zero）開始，知識產權管理的道路曲折艱辛(Zigzag)，通過知識產權的“獲取”（Creation）、“管理”（Management/Administration）、“運營”（Run）以及“保護”(Protection)四位一體的合理手段，最終目的是宏觀上的國家創新驅動、中觀上的行業創新發展和微觀上的企業持久創新，也就是科技創新走向勝利（Victory），為國家、行業和企業帶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可見，知識產權對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既然知識產權對于經濟轉型如此重要，那么我們需要營造什么樣的環境來促進知識產權的發展和升級？這里不得不提到從“招商引資”到“招才引智”的迫切性。
而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從“招商引資”到“招才引智”的轉變又是核心特征之一。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招商引資”成為政府的政績要求和官員錦標賽GDP的硬指標，也是老百姓耳熟能詳的話題。筆者認為，“招商引資”的提法已經過時，應該更多提倡“招才引智”。從引進外資的角度，要提倡從“合資”到“合智”的必然轉變。“引資”到“引智”，一字之差，變化千里。
招商引資，顧名思義是“招進商人/企業、引進資金”。問題是，中國現在缺資金嗎？根據國家外匯局管理局2023年9月7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8月末，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達到31601億美元，我國經濟保持回升向好態勢，經濟韌性強、潛力大、活力足，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
這就要求企業從過去強調“磚頭瓦塊”的硬實力，轉變為重視專利商標的軟實力。從“磚頭瓦塊”，到專利商標，就是創新驅動的內在要求，這也回答了知識產權對中國經濟意味著什么。
在“磚頭瓦塊”的時代，企業對于招商引資的主要關注點在于，能得到多少土地、投入多少資金、創造多少就業（以普通的產業工人為主）等。
從政府的角度考量，因為給不了企業那么多土地，往往結果是“事與愿違”。
從商人的角度考量，看不上土地多的西部和鄉村，而又較難獲得資源緊缺的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的土地。
地方政府有GDP指標，企業有獲取更多政府實惠的現實需求，雙方在博弈中合作。
地方政府出土地、出廠房、出資金，而一旦入住的企業出現危機，成片的爛尾樓和空廠房就變成地方政府心頭的痛。更可怕的是，從銀行擔保的債務無法償還，地方政府債務高筑，可謂“政怨沸騰”。
而追求軟實力的“引智”邏輯就大有不同。
以上海某律師事務所為例，在上海浦東陸家嘴僅僅租賃三層樓面的辦公場所，一年營業額約四十億元，納稅約八億元。想象一下，如果是與地方政府合作的低端制造企業，政府要拿出多少土地？又要投入多少資金？還有可能變成無底洞。
再如在線教育培訓行業，尤其在前兩年疫情的特殊情境下，甚至不需要任何辦公場所，老師也能在線上傳道授業，用知識和智慧啟發學生，創造更大社會價值。于企業和當地政府而言，產生的經濟價值或許也夠高。
因此，“招商引資”和“招才引智”的最大區別在于，前者關心投資和固定資產，最典型的如房地產企業，憑借“磚頭瓦塊”取勝；后者則關心人才和知識產權（中國臺灣的翻譯更準確，“智慧產權”）。投資的衡量標準是投資額的數量，而投智的衡量標準是專利質量和科技成果的轉化。
既然承認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就要承認知識產權是招才引智的獲取目標。承接上篇《很多企業不知道，商業秘密遠比專利重要一百倍》的觀點，隨著人的流動，作為知識產權的重要體現形式的商業秘密也在流動。招才引智是一種主動的人的流動，無論是大學引進院士，還是一個地方引進一位生物醫藥的研發專家，都是為了這些高學歷人才腦子里的“智慧”，知識產權人把這種智慧的表現形式叫做知識產權。
筆者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知識產權何以在這幾年變成企業管理者群體里被頻繁提到的詞匯？
從國家層面說，科創板的落地，讓知識產權的春天來了。科創企業要上市，要體現科創屬性，要至少擁有五項發明專利，知識產權這個詞匯被負責上市的中介機構，比如券商、律師事務所和會計師事務所反復提及，就像營銷為王的企業，經常提及廣告一樣。
從企業層面說，商業競爭也燃燒到知識產權糾紛領域。當競爭對手的企業負責人張三發現李四的企業要上科創板，張三接受了知識產權律師的建議，發起惡意知識產權訴訟，通過專利侵權糾紛，侵犯商業秘密糾紛和侵犯商標權等糾紛對擬上市企業發起進攻，就像商業戰爭中的價格戰一樣。因此，知識產權相關的詞匯在科創板開始的四年里，被大量提及，企業家群體對知識產權詞匯變得更加熟悉。
“突圍”之本：
一位錢先生，抵過大投資
而當意識到傳統“招商引資”的弊端，中國經濟要轉型升級，就要逐漸向著“招才引智”轉變，國家發展、產業升級和企業創新都要靠“招才引智”來實現。正所謂“發展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
一位錢先生，抵過大投資。
錢學森先生回國的時候，中國還沒有知識產權立法。
中國的專利法是1985年才開始實施，而德國早在1877年就頒布了第一部專利法，中德差距大約一百年。日本專利法于1885年頒布實施，和中國正好差了一百年。美國專利法于1790年頒布，中美專利法頒布時間差了約兩百年。
專利制度實施越早的國家，科技越發達。
這是事實。所以才說，科技創新和知識產權保護是雙胞胎。
美國總統林肯也說，專利制度給智慧之火添加利益之油。
在國內基礎科研沉淀不夠、科技成果轉化不足的背景下，美國《拜杜法案》屢被提及。除了政府領導、學界、官媒、自媒外，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兩萬字采訪中也有說到，足以看出《拜杜法案》的江湖地位。1980年，美國科技成果權屬改革最為重要的成果《拜杜法案》出臺，法案主要內容是：
在美國，凡是使用政府科技或企業資本投入產生的成果，其知識產權獲得的收益大致“一分為三”：1/3歸學校或公司，1/3歸研發團隊，余下的1/3歸負責轉化成果的中小創新企業。
這意味著，“政府及大企業播種、研發團隊育苗，科技創新企業或市場機構施肥剪枝生根，最后成才和開花結果，之后每年結的果大致等分為三份，各取回報與收獲。”
此可謂為一舉多得！
其一，國家層面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在之后的幾年內翻了十倍，重塑了美國在世界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
其二，美國的大學、研究機構得以享有政府資助科研成果的專利權；
其三，更加提升了技術發明人將學術成果轉化的熱情，學術人才不必創業，也能通過持有1/3產權獲得巨大激勵。
不僅僅在學術界，科技領域的方方面面都體現著：自主知識產權才是搶占市場的大棒。縱觀全球大企業，哪個是靠別人的品牌？靠別人的技術？
要從“鐵公雞”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投資項目審批為主過渡到科技＋人才的雙引模式為主。中韓兩國在這方面有著不同的邏輯。
韓國人很善于挖人。假如美國一個公司科技實力雄厚，中國的邏輯往往是給錢給地，把這個項目落地中國，這是大手筆。而韓國則找到最核心的科研人員，挖過來，研發一個新項目落地。
這是截然不同的思路，給個人的錢再多也是少，而給企業的錢再少也是多。韓國的汽車、半導體、液晶面板等行業的騰飛都是如此。
全國各地的招商局/辦的思路要改變。比如上海，鼓勵推行“雙招雙引”，也就是“招商引資”“招才引智”雙管齊下。說的直接一些，像上海這樣的資本充裕、產業發達地區，把“招商局”改為“招才局”，“引資”指標改為“引智”指標吧。
各個地方政府不僅僅要“攀比”引進了什么大項目，更要“攀比”引進了多少博士、引進了多少科技成果轉化項目。
在這一點上，杭州市余杭區率先作出創舉。2021年5月31日，在區級層面探索設立招才局，推進“招才引智”與“招商引資”深度融合，以高效、靈活的方式整合招才引智工作資源，加快推進“人才特區”建設。
余杭是浙江的人才高地。在設立招才局時，該區便已引育了“兩院”院士25名、海外院士9名，國家級海外高層次人才155人、省級海外高層次人才242人，市級E類及以上人才4693人，35周歲以下青年人才超20萬名。而僅僅到2021年底，余杭就累計引進及合作“兩院”院士和海外院士48名，海外高層次人才4955名，其中國家級海外高層次人才179名、省級海外高層次人才266名，國家萬人計劃14名，浙江省領軍型創新創業團隊16支，數量和質量均位居省市前列。
周黎安教授的錦標賽理論和條塊結合理論很形象地展現了在GDP硬指標邏輯下的亂象。
作為一種政府治理模式，晉升錦標賽是上級政府針對多個下級政府部門的官員設計的一種晉升競爭。競爭優勝者將獲得晉升，競賽標準可以是GDP增長率、稅收收入、地方就業率等多項指標。逐漸地，兩個地方之間的競爭，既涉及政府官員之間的“官場競爭”，又包含所在地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
上級“條條”部門與下級“塊塊”的結對競賽，往往也是為了做出一些印象政績。
在這些大背景下，筆者更多強調了“合智理論”和轉化指標，它們預測了“智本”軟指標邏輯下的新生。
過去，房地產為王的年代，企業家群體熟悉磚頭瓦塊；現在，創新為王的年代，企業家群體熟悉專利商標。
磚頭瓦塊，是硬指標，房地產行業是典型，硬指標體現的往往是短視套利，硬指標通常不可持續。
專利商標，是軟指標，生物醫藥和半導體行業是典型，軟指標體現的往往是長期主義，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我們一起思考：從招商引資到招才引智，從磚頭瓦塊到專利商標，知識產權對中國經濟意味著什么？知識產權對企業家意味著什么？兼顧宏觀上的國家創新驅動、中觀上的行業發展升級、微觀上的企業持久創新，加強自主科技創新，尊重知識產權，強調知識產權管理和運營，鼓勵“招才引智”與“合智”思維。本文不可能提供完美的答案，但拋磚引玉，讓企業管理者更注重知識產權，是筆者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