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反舞弊的行為定性與實踐處理（一） ——企業反舞弊的處置途徑
作者：方亮 賀志忠 濮禮雯 2025-05-16近年來，企業員工舞弊行為呈現不斷加劇的趨勢，對企業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的同時，嚴重損害了企業的公眾形象和市場聲譽，還可能導致客戶、商業合作伙伴、投資者以及監管機構對企業失去信心。騰訊發布的《反舞弊通報》顯示，2024年度騰訊反舞弊調查部共發現并查處觸犯“騰訊高壓線”案件百余起，百余人因觸犯“騰訊高壓線”被解聘，其中二十余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機關處理。對于舞弊行為如何定性，且實踐中應當如何適當處理，是企業亟須解決的問題。針對上述問題，筆者擬從企業反舞弊的處置途徑、企業反舞弊涉刑案件常見罪名解析、企業反舞弊涉刑案件訴訟跟進要點三個方面，通過四篇系列文章進行分析。
從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到基層員工，在履職過程中都可能潛藏著舞弊風險。有效防范員工舞弊行為對于企業管理而言是一項頗具挑戰的任務，通常要求企業投入大量的資源和精力，并尋求外部專家的協助，以達到滿意的效果。有一些企業通過建立和完善內部制度和監管機構來預防和應對舞弊行為，并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也有一些企業為了節約成本，愿意接受一定的管理“灰度”，這也為員工舞弊行為的發生提供了可乘之機。
整體而言，處置員工舞弊行為對于公司的長遠利益和長期發展至關重要。無論是創始人或接班人直接領導，還是職業經理人專業管理，對員工舞弊行為保持嚴厲的治理態度均有利于企業的長期穩定發展。相反，若企業對舞弊行為采取無視或放任的態度，即便短期內看似不會影響盈利狀況，但長遠來看，這與企業長期發展的理念相悖。員工舞弊行為一旦形成風氣并蔓延，會給企業帶來不可估量的負面后果，因此對舞弊行為進行及時有效地處置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民事財產追索
員工涉嫌舞弊行為，但尚未達到刑事立案標準公安機關不予以立案，或公安機關立案后偵查發現員工實際侵占金額未達追訴標準而撤案，或公安機關以盜竊罪等罪名立案偵查，檢察機關審查后變更罪名為職務侵占且認定犯罪金額未達追訴標準而作出不起訴決定等，公司無法通過刑事法律途徑追究其責任或尋求救濟。在此情況下，若員工與公司未達成和解、調解，且員工未能主動返還公司財產或賠償相關損失，公司可通過民事訴訟途徑追究員工的民事責任，并尋求相應的法律救濟。
為實現舞弊員工法律責任的追究與損失挽回，需審慎選擇民事訴訟案由與路徑。基于實務操作，現就“不當得利糾紛”“財產損害賠償糾紛”及“損害公司利益責任糾紛”三個案由展開深入討論，以探索最佳救濟途徑。
（一）以不當得利糾紛為案由提起民事訴訟
不當得利，是指沒有合法根據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損失的事實。不當得利糾紛，是因不當得利的事實而引起的權利義務爭議，基于不當得利而產生的債稱為不當得利之債。《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
構成不當得利須同時滿足四項要件：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到損害、一方獲利與另一方受損存在因果關系、一方獲利沒有法律根據。前三項不難證明，實踐中舉證難點是“沒有法律根據”。
不當得利的常見情形包括：民事法律行為不能成立、無效及被撤銷所產生的不當得利；履行不存在的債務所引起的不當得利；因合同解除產生的不當得利；基于受益人、受害人或第三人的行為而產生的不當得利；基于事件而產生的不當得利等。
不當得利的事實發生后，依據法律規定，造成他人損失的一方，應將取得的不當利益返還受損失的人。其中利益與損失限于財產損失。而侵權責任中的損害，不僅包括積極利益（積極減少），也包括消極利益（消極減少）。對于公司來說，不僅包括財產的減少，也包括應當增加的財產而未增加。取得不當利益的方式也多種多樣，既可能涉及法律行為，也可能涵蓋事實行為，可以是受損人的行為，也可以是得利人的行為。簡而言之，僅從法律條文的角度審視不當得利糾紛，只要涉及財產利益，其產生原因并未受到嚴格限制。其中既存在“給付型”不當得利，也有“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只要雙方之間存在牽連關系，并且沒有相應的法律規定或缺乏必要的基礎法律關系，即可構成不當得利。
在實踐中，對于不當得利請求權的成立與否進行判斷時，無需考量受益人的故意或過失行為，以及其行為是否具備違法性質。因此，公司通過不當得利糾紛訴訟對員工職務侵占行為進行追究是可行的，在實務案例中亦能體現。
如（2022）滬01民終3222號上海聯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訴姜金鳳不當得利糾紛一案中，上海一中院認為：“姜金鳳作為XX公司、聯昌物業公司的物業經理，代為收取小區業主的物業費、停車費確屬職務行為，在物業管理事務交接過程中應由兩家公司進行前后期費用的結算，但是，鑒于姜金鳳擔任過兩家公司的物業經理，且聯昌物業公司起訴XX公司返還物業費、停車費的訴請已被法院生效判決駁回，現聯昌物業公司基于不當得利請求權要求實際收取物業費、停車費的姜金鳳予以返還，具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應予支持。”
再如（2022）魯0991民初1877號深圳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訴李某某不當得利糾紛一案中，法院認為：“該案中,被告利用快遞員的職務便利，使用公司網絡系統，以代替客戶填寫發貨客戶名稱、收款賬戶等方式，占用客戶資金歸自己使用，雖然檢察機關決定不起訴，但被告占用的資金應當退還。鑒于德邦物流公司已將涉案資金74311元已經全部返還客戶，故被告持有的這74311元無法律依據，構成不當得利，應當返還受損失的原告，并依原告主張的自2021年3月22日起按照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支付利息。”
綜上所述，從法律理論和實務案例兩個角度出發，以不當得利糾紛為案由，對員工侵占公司財產的行為進行法律追訴是可行的。實務中當用人單位以不當得利為由對員工提起民事訴訟時，其得到法院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為法院更加注重實體正義的實現，而未對案由的合理性進行深入探討。這種情況下，法院可能并未將不當得利案由視為存在“瑕疵”，從而未選擇駁回起訴或訴訟請求。
（二）以財產損害賠償糾紛為案由提起民事訴訟
財產損害賠償是指因為財產受到損害，權利人請求賠償損失的糾紛。處理財產損害賠償糾紛的法律依據主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二百三十八條，即物權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規定：“侵害物權，造成權利人損害的，權利人可以依法請求損害賠償，也可以依法請求承擔其他民事責任。”公司以財產損害賠償糾紛為案由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返還被侵占財產及賠償損失，是較為通用的救濟途徑。
侵害物權損害賠償，須滿足一般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一是存在侵害物權的行為以及由此引發的損害后果，這些行為可能包括侵占、毀損、非法處分等形式。二是侵害物權的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必須存在因果關系。三是行為人對于物權侵害的行為存在主觀故意或過失。員工利用職務便利侵占公司財產，符合侵權行為的一般構成要件。公司作為物權所有人及受害人，可以“財產損害賠償”為由起訴，要求返還財產、賠償損失。
在(2022)粵2071民初36060號中山某公司、韋某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一案中，法院認為：“韋某受中山某公司派遣在中郎加油站任職營業員期間，擅自挪用加油款及公款合計21680.77元的行為已構成對中郎加油站財物的侵占，中山某公司為其前述侵占行為向中郎加油站墊付了相應款項后，韋某經中山某公司多次聯系仍不退還款項的行為損害了中山某公司的財產權益，故本院對于中山某公司訴請韋某賠償財產損失的訴求予以支持，韋某應向中山某公司賠償財產損失17525.8元，”
在（2022）粵0606民初16187號佛山市紅升發不銹鋼有限公司、劉木清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一案中，法院認為：“被告劉木清未經原告佛山市紅升發不銹鋼有限公司同意私自向廣州宏鑫金屬制品有限公司收取貨款并未將該貨款支付予原告的行為構成了對原告財產權的侵害，依法應當返還，故原告主張被告返還貨款71133元及支付利息（以71133元為基數從2020年8月9日起按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計算至實際清償之日止），合法有據，本院予以支持。”
（三）以損害公司利益責任糾紛為案由提起民事訴訟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理解與適用（2011年修訂版）》，損害公司利益責任糾紛，是指公司股東濫用股東權利或者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反法定義務，損害公司利益而引發的糾紛。故法律規定損害公司利益的主體包括兩類，一類是股東，一類是董監高。結合企業反舞弊，主要探討后一種情形。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董事及監事由于擁有較多公司權利，若未能妥善行使職權，存在濫用權力之風險，可能觸犯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進而給公司帶來經濟損失。
根據公司法相關規定，董監高損害公司利益的行為規制的邏輯來源于董監高對公司具有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若公司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利用職務之便侵占公司資產，公司有權以損害公司利益責任糾紛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返回被侵占財產及賠償損失，維護公司的合法權益。
關于訴訟主體的適格，高管身份的認定需要結合法律規定、章程規定以及公司經營實際狀況等因素來具體確定。實踐中，因公司章程規定不明確、公司人員職權與職務不相符合等運營不規范的情形，容易導致高級管理人員的認定產生爭議。
在(2023)滬0114民初12600號某某公司與姚某損害公司利益責任糾紛一案中，法院認為：“所謂高級管理人員，是指公司的經理、副經理、財務負責人或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人員等在公司擔任重要職務、負責公司經營管理、掌握公司重要信息的人員。本案中姚某承認自己為某某公司的副總經理，能夠對日常經營進行決策或管理，其亦具備相當的公司管理或者收益分配的主觀意愿，其高級管理人員的身份已為公司內部人員熟識或認可。姚某可以認定為某某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并應受到公司法規定的約束。姚某作為某某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利用特殊身份、管理權限未經法定程序將公司財產轉移至其個人及譚某名下，明顯存在過錯，并已經給某某公司造成財產損失，并應承擔款項返還義務。”
在對此類案件進行審查時，法院會對公司利益受損是否因高管的侵權行為所導致，結合舉證責任的分配以及證據情況進行綜合審查。若公司能夠初步證明存在因果關系，高管不能證明因果關系不存在，高管可能會面臨訴訟中的不利局面。但對于公司而言，要確切證明損失的具體金額及其與高管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實踐中存在相當大的舉證難度，且每個案件的具體情況，以及法院在裁決時所依據的尺度和標準，都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當公司面臨此類爭議時，不僅要全面梳理收集自身所掌握的所有相關證據材料，在必要時應向法院申請調查取證，以便更有力地組織證據來支持自身的立場。同時，為了預防此類問題的發生，公司在日常運營中應更加注重規范化操作，特別是在高級管理人員的任命和解聘程序上應更加完善，對相關文件的保管也應更加細致，以確保對其職權的有效監督，從而最大程度維護公司利益。
二、勞動關系處理
針對員工舞弊行為，公司亦有權根據勞動法的相關規定及公司內部管理制度，對涉及舞弊行為的員工進行相關問題處理及追責。
（一）解除勞動合同
勞動法的立法宗旨在于捍衛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促進勞動關系的和諧穩定。對于勞動者因違反勞動法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主要圍繞“違反法律規定解除勞動合同、保密義務或競業限制，并對用人單位造成實際損失”的情形進行界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勞動者違反本法規定的條件解除勞動合同或者違反勞動合同中約定的保密事項，對用人單位造成經濟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實踐中，企業發現員工侵占公司財產行為后，往往因勞動者的不誠信，導致雙方無繼續履行勞動合同的可能，企業一般都會勸退或以嚴重違紀為由解雇勞動者。
2022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180號指導案例孫賢鋒訴淮安西區人力資源開發有限公司勞動合同糾紛案，對用人單位解除理由的審查方式及依據進行了闡釋和說明：“人民法院在判斷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行為的合法性時，應當以用人單位向勞動者發出的解除通知的內容為認定依據。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用人單位超出解除勞動合同通知中載明的依據及事由，另行提出勞動者在履行勞動合同期間存在其他嚴重違反用人單位規章制度的情形，并據此主張符合解除勞動合同條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由此可以看出，企業在訴訟階段變更或增加解除理由的，法院不予采納與認定；在作出對勞動者不利處理決定前，必須首先對其違規違紀事實進行深入調查和核實。若在處理決定后補充收集的證據，將不能作為證明該處理決定合法的有效依據。
（二）扣除員工工資
勞動者需要賠償用人單位損失的情形以及具體的賠償數額，均由法律規定并受到相應限制。對于侵占公司財產的員工，只要其仍然有能力繼續為用人單位提供勞動服務，那么企業就有權通過每月扣除部分工資的方式，來追回由此產生的損失。
各地出臺的工資支付規定明確了扣除后的剩余工資部分不低于當地月最低工資標準。《北京市工資支付規定》（2007修訂）第11條規定：“因勞動者本人原因給用人單位造成經濟損失，用人單位按照前款規定扣除勞動者工資的，扣除后的余額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資標準。”《廣東省工資支付條例》（2016修正）第15條規定：“因勞動者過錯造成用人單位直接經濟損失，依法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的，用人單位可以從其工資中扣除賠償費，但應當提前書面告知扣除原因及數額；未書面告知的不得扣除。扣除賠償費后的月工資余額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當員工面臨勸退或解雇時，若其未發的工資、提成、獎金及其他應得費用足以覆蓋因其行為給企業帶來的經濟損失，企業有權在合法范圍內扣減勞動者的工資以抵償相應財產損失，并須及時通知該員工。若其對工資扣減存在異議，并在向企業提出后未得到合理解決，有權依法申請勞動仲裁，要求支付被扣減的工資。在此情況下，企業同樣有權申請反仲裁，要求員工依法承擔因其行為導致的經濟損失賠償責任。
三、提出刑事控告
相比較前兩種處置途徑，對舞弊人員采取刑事控告是最有力、最有效的方式，這將對舞弊人員帶來極大的震懾，同時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可以有效解決民事財產的追回問題，也可以有效解決舞弊人員的勞動人事問題。
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二）》，該修正案自2024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此次刑法修正案的內容表述簡潔明了，針對性強。特別是針對民營企業內部腐敗瀆職行為以及外部行受賄行為，明確了相應的刑罰體系和處罰標準。這一修正案的出臺，不僅是對國家在新形勢下對民營企業經濟發展所提出的新要求等政策導向的積極回應，如202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中強調的，“出臺司法解釋，依法加大對民營企業工作人員職務侵占、挪用資金、受賄等腐敗行為的懲處力度”，同時也是為了在法律層面上實現不同所有制企業間的平等保護，確保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受到一視同仁的對待。
如果舞弊調查的結果是舞弊行為情節惡劣，涉案金額大，構成刑事犯罪的可能性較大，則應考慮向有管轄權的公安機關進行報案。刑事報案需要將涉案材料按照公安機關的程序要求，對證據進行規范地收集、整理、固定，并撰寫報案材料，一同提交給公安機關。為了提高效率和成功率，公司可以在正式報案前向專業刑事律師進行咨詢，評估可行性后，按照要求準備規范的報案材料，正式提出刑事控告，在稍后的系列文章中，將詳細介紹這一部分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