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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面對百年變局與世紀疫情，中國經濟凝心聚力，砥礪奮進，于全球經濟復蘇低潮的大背景下逆勢前行，實現了十四五遠景規劃的良好開局。中央在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重視資本市場提振經濟的關鍵作用，監管與改革并舉，書寫出助力經濟發展的中國范式。在這一年里，A股注冊制全面推進，市場活躍度大升，A股上市公司累計達到4697家，總市值突破90萬億，524家公司實現IPO上市，合計募集資金5437.73億元，均創歷史新高[1]。從結構上看，加大對創新型中小企業的扶持和包容是全年改革工作的落腳點，A股市值整體呈紡錘型分布，100億以下小市值股崛起，合計占比66%[2]，進一步提升了市場韌性，完善了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

與注冊制改革“寬進嚴出”相對應，優勝劣汰機制推進發行主體風險下沉，2020年12月31日，滬、深交易所發布史上最嚴退市新規[3]，加快“劣質”上市公司退市步伐，2021年共有17家上市公司從A股退市（不包含3家吸收合并），退市數量達歷史新高。更加嚴格的事中事后監管與違法違規懲戒制度也體現了全面優化資本市場發展生態的決心。繼19年新《證券法》，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落地，2021年5月，國內證券糾紛普通代表人訴訟首次實踐落槌；2021年7月，中辦、國辦發布《關于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的證券執法司法體制機制；同月，證監會《證券期貨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辦法》發布實施，這是規范稽查、處罰工作的首部專門性規章；2021年11月，國務院發布《證券期貨行政執法當事人承諾制度實施辦法》，以行政法規形式對行政執法當事人承諾制度作了規定。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的相關制度規范齊頭并進，資本市場全面進入“強責任時代”，凸顯高效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整體效應。

從資本市場公眾公司涉刑維面上看，根據對公眾公司公告的不完全統計，2021年度不完全統計共有74家公眾公司披露了涉刑情況，其中38位公司實際控制人或控股股東，20位公司董事長陷入刑事追責程序。回顧本年度熱點事件，有公司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實控人、董事、經歷、財務均受到刑事強制措施，公司董事會無法正常運轉；也有公司高管利用資金、信息優勢誤導投資者，集資詐騙、操縱證券市場被判處無期徒刑；還有公司爆出單位行賄丑聞受刑事制裁，牽連一系列負面消息，嚴重挫傷商業信譽及業務營收。

自2018年資本市場公眾公司公告涉及刑事案件分析報告以來[4]，我們致力于持續跟隨關注公眾公司涉刑事件的整理評析，梳理、描摹資本市場刑事風險畫像，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下文將根據數據收集情況展開具體分類說明，期鑒之而警鐘長鳴，作為企業合規治理的經驗教訓。

1、涉及案件的主體身份

依照案件中所涉及主體、當事人身份分類：公眾公司及其子公司或關聯公司、或其高管處于被害人身份（或控告方）的有2起，占比2.70%；處于第三人身份的有2起，占比2.70%；處于嫌疑人或被告人身份的有70起，占比94.59%，相較于去年有顯著提升。

公眾公司信息披露多為影響未來經營走勢的相關情況通報，披露涉及的主體多集中于實際控制人、控股股東、董事長及公司董監高等重要人員[6]。

實際控制人、控股股東、公司董監高是公司規范運作、誠信經營的“關鍵少數”，《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第一百六十條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和第一百六十一條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中均明確規定了實際控制人的刑事責任，并提高了刑事處罰力度；同時，最近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修訂草案）》中亦有效銜接《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兩條新規定進一步強化控股股東和經營管理人員的責任：第一百九十條明確“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執行職務，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給他人造成損害的，應當與公司承擔連帶責任。”第一百九十一條明確，“公司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利用其對公司的影響，指使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從事損害公司利益或者股東利益的行為，給公司或者股東造成損失的，與該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承擔連帶責任。”

大量司法案例表明，公司走到違法犯罪處境，離不開“關鍵少數”疏于管控下的肆意妄為，而我國公司股權結構的現實特點也決定了一旦公司涉刑，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往往難辭其咎。隨著監管和司法環境趨嚴，公眾公司及“關鍵少數”面臨的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刑事責任風險將進一步加。一方面，公眾公司需強化合規運營意識，進一步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及規則制度，推動制度的運行落實，加強對“關鍵少數”培訓，明確自身義務和責任，勤勉盡責，樹立底線思維，做好履職留痕，遠離違法違規行為；另一方面，公司可以關注歷史高頻違規事項，針對性的做好重點事項溝通和制度完善。

2、地域分布

相關公告主要涵蓋了25個省級行政單位，廣東、北京、浙江、江蘇、上海作為經濟發達省市，公眾公司保有量基數較大，相對涉刑事件數量也更多。

3、板塊分布

披露主體中涉及刑事案件的公眾公司大部分為新三板企業，主板、中小板（2021年2月5日起中小板已經并入主板）、創業板和科創板公司涉刑案件較少。新三板掛牌的規范性、操作難度相對A股較低，且在融資時不設財務指標要求，方便中小企業低成本融資。基于政策、行業傾向、和公司主體的現實考慮，新三板的基數比例明顯更大,管理相對寬松，案例檢索發現甚至有部分為涉黑涉惡類案件。

當然，單從數量上看2021年新三板涉刑比例較前年一有所下降。自2020年證監會發布新三板轉板上市指導意見后，上交所、深交所相繼也給出了具體的試行辦法，從股轉中心到交易所從制度規范層面為掛牌公司打開了轉板上市之路。2021年9月北京證券交易所的成立實現了原新三板精選層向上市公司的轉化，進一步利好優質中小企業未來預期，在其帶動下也為創新層、基礎層注入了市場活力，激發了新三板中小企業合規經營動力。在“建制度、不干預、零容忍”九字方針的指引下，北交所的設置為新三板企業的風險把控起到了引領帶頭作用，也會逐步提高相關企業整體質量。

4、行業分布

根據2012年證監會發布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標準》，相關披露主體可分為14個行業，其中制造業仍然居于第一，占比達到56.76%，其次是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20.27%）、租賃和商務服務業（5.41%）、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2.70%）以及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2.70%）。相較于2020年，制造類企業涉刑案件數量相平，但在整體涉刑案件比例來看明顯增大。一方面，制造行業龐大的企業基數對應了頻發的刑事風險，另一方面，整體經濟壓力較大的背景下，制造業面臨產業升級轉型陣痛。實現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制造業用人、土地及資本方面生產要素壓力必然會上升。制造行業所多發的稅務、環境類犯罪問題，也是運營情況復雜的集中體現。

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包括電信、廣播電視和衛星傳輸服務、互聯網和相關服務以及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在算法時代以及數字化經濟背景下，互聯網行業銳意進取的創新精神在提升經濟活力的同時，近年來也逐步暴露出資本異化下的壟斷、短視、逐利等不良問題。近年來國家相繼出臺的《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以及針對細分行業所發布的具體條例辦法，對于互聯網平臺經營者以及數據信息收集、處理者都提出了更高更明確更細致的監管要求，需重視的刑事風險自然有所提升。

5、涉及罪名

從犯罪侵犯的客體角度劃分，除8起未明確公布涉嫌具體罪名的公告之外，剩余66起案件共涉及94個罪名，可以分為危害公共安全罪（5，5.32%），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47，50%），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22，23.4%），侵犯財產罪（6，6.38%），貪污賄賂罪（11，11.7%），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3，3.19%）六大類。

以涉及的刑事案由劃分，根據犯罪類型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舞弊類犯罪（挪用公款、挪用資金、職務侵占、偽造公司印章、串通投標），貪腐賄賂類犯罪（貪污、行賄、單位行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利用影響力受賄、對單位行賄），證券類犯罪（內幕交易、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操縱證券市場、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非法集資類犯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欺詐發行股票），詐騙類犯罪（詐騙、合同詐騙），稅務類犯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虛開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虛開發票），網絡犯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非法利用信息網絡、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涉黑類犯罪（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以及其他犯罪（公共安全、人身安全等）。

可以看到，證券類、涉稅類以及貪腐賄賂類案件仍然占據多數。商業賄賂、舞弊類白領犯罪本就是企業一以貫之的合規命題，而證券市場監管的升級也必然會帶出相應的涉刑案件增加，這二者自不待言。在稅務方面，長期以來多種或明或暗的“避稅”通道成為企業縮減成本的重要法寶，而不合理的稅務風險管理，輕則降低公眾公司納稅評級，信譽受損及高昂罰款，重則面臨刑事處罰。2021年3月24日，中辦、國辦公布了《關于深化稅收征管改革的意見》，這是對十四五時期稅收征管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對實現稅收現代化建立了總體規劃。隨著金稅四期等系統的完善，實現多維化、全方位的全流程監控，搭建起各部委、各大銀行和參與機構之間信息實時同步共享、核查的通道。監管升級意味著不少埋藏在深層的違法主體將被挖出，涉稅案件會進一步增多，近期因稅務問題被處理的多個頭部網紅主播及明星也釋放出監管的相應信號。

對比2020年分析報告，公眾公司整體涉刑案件數量有所上升，地域分布上華東、華南區塊以及部分經濟發達地區依舊排名靠前，涉案主體由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維持領先。具體罪名分布上，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占比第一，貪腐賄賂罪類型（以職務侵占罪、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受賄罪為代表）占比明顯減少；網絡犯罪（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為代表）成為新熱點，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罪取代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成為刑事風險最高發的領域：

根據政策、法律變動與有數據走勢，可以預測后期涉及到公眾公司的刑事案件，可能出現的以下幾個趨勢值得關注：

（一）公眾公司涉及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操縱證券市場罪、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為代表的證券類犯罪案件數量會進一步增加

2021年7月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對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作了全面系統的部署安排，將“零容忍”上升到了新高度。《證券期貨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辦法》、《證券期貨行政執法當事人承諾制度實施辦法》等制度接續出臺，實現了執法效能的大幅提升，進一步豐富了投資者多元化救濟體系。證券執法司法體制機制持續完善的同時，立體追責體系也日益發揮威懾力。今年3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對欺詐發行、信息披露造假、中介機構提供虛假證明文件和操縱市場等犯罪行為加大懲戒力度，實現了證券法與刑法的“同頻共振”。隨著《刑法》體系下證券類犯罪的整體存在感提升，資本市場不法行為行刑銜接的加強，以往通過證監會行政處罰追究行政責任的不法行為，今后極有可能從刑事角度追究刑事責任，加大對行刑交叉領域案件的移送工作力度，以罰代刑將逐漸成為過去式。

與此同時，穿透監管要求協同推進風險處置與金融領域反腐敗工作，呼應2021年2月證監會發布《監管規則適用指引—關于申請首發上市企業股東信息披露》，強化對突擊入股、入股價格異常、利益輸送、“影子股東”等行為的監管約束，引導合法合規投資擬上市企業，在發行上市層面要求維護市場“三公”秩序。2021年5月16日證監會發布調查信息中重點提到“將重拳打擊肆意妄為、逃避監管的各類操縱市場行為，對于上市公司及實控人、私募基金、公募基金等相關機構和個人從事或參與的，證監會將會同公安機關依法徹查嚴處，絕不姑息。”[7]矛頭直接指向證券市場“偽市值管理、真操縱股價”的業界潛規則，以及參與其中的公眾公司、券商、公募等機構人員，為了股東套現、減持或質押等，聯合機構資金“抬轎”，通過“坐莊”操縱股價，實現各種灰色利益[ii]。對于公眾公司及資本從業人員而言，刑事合規與刑事風險控制的意識現在是，且未來也必將是必須重視關注的，且需要與真正的市值管理同行。

此外，數據顯示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在這一年激增。自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設該罪名以來，在裁判文書網上可查的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刑事判決書只有9例[iii]。其所規定的六種行為，盡管都明確指向致使公司受到重大損失，但從具體侵害法益來看，顯然分化為挪用資金、違規信披、內幕交易或是操作市場更為貼切。以“背信”為關鍵詞檢索Alpha數據庫行政處罰案例，也發現上市公司董監高背信行為多發生于違規信披、關鍵交易、違規擔保之中。從司法實踐來看，本罪的適用難點在于不僅要求董監高違背忠實勤勉義務給公司造成損失，還需要考量其危害結構大小以及主觀惡性嚴重程度。因為對于上市公司而言，在公司利益已然受損的既定事實下，再擔上實控人涉刑的負面消息，必然是雙輸的局面。結合現有的刑事案例來看，本罪一般適用于涉案人員同時觸及多類證券犯罪，需要數罪并罰時總括式的一種否定性評價。然而，從2021年監管的政策發文不難看出，無論是年中的《關于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還是年末所發布的《上市公司資金往來、對外擔保的監管》，對資金占用、違規擔保等嚴重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為，都表明了要“依法嚴肅清查追償，限期整改，加大對證券發行人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等有關責任人證券違法行為的追責力度”的決心，實際上使得本罪從后置的否定性評價上升為以往常被視為上市公司內部矛盾的資金占用、違規擔保行為所直接對應的前置紅線。

（二）數字經濟背景下，網絡類犯罪案件持續上升，公眾公司需加強內部信息數據保護，同時重點關注網絡安全義務及個人信息保護義務

針對今年有關公司涉及個人數據、地理數據等核心數據跨境導致重大風險的社會事件，《關于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單獨一節強調對于跨境數據流動，涉密信息管理需要進一步加強。《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網絡安全審查辦法》的審議通過，明確掌握超過100萬用戶個人信息的網絡平臺運營者赴國外上市必須向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以及《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法》的正式施行，都將時刻警示公眾公司在網絡數據方面的紅線意識。執法依據位階上升，監管尺度日益細化，要求企業嚴于律己，提升自身有關核心數據、重要數據、用戶個人信息保護義務的合規水準。而《刑法》作為“二次法”，不創設新的義務，在處置多為法定犯的網絡安全犯罪問題時需要參考前置行政法作為違法性判斷標準，此次關于網絡安全與信息數據保護的全面升級也必然會帶動相應刑事風險的提升，公眾公司有必要將其作為企業合規防控的重點問題加以關注。今年便出現了首例公眾公司因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董事長被判刑的案件。

網絡犯罪具有隱蔽性強、時間持續長和人數眾多的特點。隨著新興態、新技術的發展，伴生出各種新興犯罪，諸如虛擬貨幣、非法挖礦、“炒幣”類犯罪，鏈條化、產業化犯罪態勢明顯，成為我國犯罪預防的關注重點。同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寫明要“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數字經濟時代下，“數據”保護問題對于公眾公司數據權益的實現十分重要，特別是依賴大數據維持運營和服務的各大互聯網公司。在尋求外部咨詢機構的幫助下，也需結合自身情況對數據分類升級，建立高效全面安全的信息管理系統，確保信息數據合規。

（三）虛開增值稅發票罪等涉稅類案件數量將會增多

2021年9月15日金稅四期正式實施。基于“國地稅”數據合并的基礎上，國家將“非稅”業務納入監控范圍，企業更多的數據將被稅局掌握，實現“以票管稅”向“以數治稅”分類精準監管轉變。“以數治稅”時期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孤島，并且由于大數據、風險模型的充分運用、銀行稅務共享信息以及企業“數據畫像”，稅務機關可以更快速、更準確地找到高風險納稅人。根據兩辦《關于進一步深化稅收征管改革的意見》，稅務機關將健全“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制度，充分發揮納稅信用在社會信用體系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意味著，合規與否，還將影響納稅企業的優惠享受、貸款申請、高新資質，甚至經營者的個人信用。2021年12月某頭部主播被稅務機關行政處罰，追繳稅款、加收滯納金并處罰款共計13.41億元，說明原以為精心的合理“避稅”方式可能在監管穿透下無所適從。對于公眾公司而言，在稅務和會計處理上，必須從“形式合規”向“業務合規”轉型，建立、改造自身的稅務合規體系；另一方面，應盡可能起到行業示范作用將把合規要求和標準滲透輸出給合作方，確保稅務合規。

（四）公眾公司環境合規風險挑戰不可小覷

2020年我國正式確立碳達峰、碳中和國家戰略目標，標志著我國經濟結構、產業政策和能源戰略的重大轉型；2021年10月26日，國務院印發《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明確提出將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銀保監會、滬深證券交易所發布一系列規則引導公司完善自身治理機制、加強全面風險管理水平、提升信息披露質量、優化投資決策流程。而公眾公司由于僅注重發展而忽略環境指標被罰百萬的案例數不勝數，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環境合規管理方面，公眾公司的信息強制披露要求只會不斷強化及細化。嚴格履行自身環境信息披露法定義務，充分秉持ESG可持續發展理念才是上上策。近年來，檢察系統也逐步針對公司以污染環境罪、非法采礦罪為代表的破壞環境資源保護類犯罪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天價”的環境修復費用和雙罰制的懲罰模式，對于公司經濟以及內部組織人員無疑是重創。公司應當穩步推進綠色投資項目，自主全面公布ESG信息披露，才能在環境友好而享有稅收優惠政策的同時，避免在非財務風險引發“黑天鵝”事件。

（五）公司在并購中遭遇詐騙或者合同詐騙的風險控制仍需全面加強

通過企業并購重組以盤活資產、擴大規模、優化結構是資本市場的常見手段。2014年以來，國務院及相關部委為提振市場信心，加強資源整合，實現企業快速發展，先后發文為上市公司并購重組提供政策扶持。近年來，不少高估值、高商譽、高業績的溢價并購頻頻曝出詐騙事件，交易雙方慘淡收場。案例顯示因并購引發的合同詐騙類案件，除了收購方與被收購方，還涉及審計、評估、券商等中介機構、牽扯其中，其欺詐手段，多呈現綜合性系統性特點。利益受損方在民事途徑解決不暢的情況下，往往會訴諸向公安機關報案以解決問題，而在事實情況中，由于客觀情況千變萬化，“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仍然具有一定抽象性，需要嚴格的證據把握，相關證據的采集固定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造成公司的損失以及負面影響。2021年《信息披露管理辦法》的正式施行推動公司透明化，一定程度上會控制虛構應收賬款，虛報財務隱瞞負債現象的發生。證監會、公安部、國資委、銀保監會聯合發文的《上市公司資金往來、對外擔保的監管要求》更是特別強調防控高比例質押，以及不得從事違規擔保和資金占用等侵占公司利益的行為。隨著相關違法違規行為日趨隱蔽化、復雜化。監管也在促成多部門聯合協作，落實穿透式監管。對于公眾公司而言，嚴格把控實際控制人、董監高的規范操作，從內部環節把握風險防范，避免“三高”公司與第三方機構組合陷阱。往者已不及，尚可以為來者之戒，公眾公司在考慮自身業績和長遠發展戰略的同時，也需充分調查了解對方信息，詢問專業人員做好風險防控。

世紀疫情沖擊下，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嚴峻和不確定。從官方大刀闊斧的改革與監管動作來看，注冊制改革、北交所設立是為了釋放優質中小企業潛能，提升資本市場活力與韌性，而持續加碼監管力度，收斂控制市場風險，則體現了中央要求經濟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可以預見的是，官方將進一步引導資本市場的要素流通、資源配置作用，加大對科技創新、制造業、中小企業等重點領域支持力度，并填補現有的監管空白，提升違規懲戒力度，為資本設置有序流轉的“紅綠燈”。剛過而立之年的A股市場風華正茂，而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是永恒不變的主題，也是注冊制改革推行的發端。公眾公司是資本市場的組成者、參與者，也是演繹者、詮釋者。無數典型刑事案例試圖教育各市場主體，凌駕于市場之上，破壞秩序規則和公平競爭，依靠奉行“贏者通吃”的叢林邏輯攫取經濟利益的時代已經不復存在。而愈發嚴格完備的監管尺度，不僅是劃定界限也是明確責任，規避資本增殖擴張的固有危機，離不開公眾公司本身的自覺和努力。對資本及時立規矩、強監管，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為企業減負釋壓的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