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十一）加大證券類犯罪懲治力度
作者：曾崢 陳伊韜 2020-12-28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刑十一”），并將于2021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繼2019年新《證券法》落地之后，刑十一在證券類犯罪方面的改動相與銜接，刑事處罰力度隨之水漲船高，這意味著針對資本市場的強監管時代已經來臨。就證券類犯罪而言，修改內容集中于欺詐發行股票、債券，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提供虛假證明文件以及操縱證券、期貨市場四個方面，大幅提高了證券違法違規成本，進一步強化信息披露要求，壓實中介機構市場“看門人”法律職責。事實上形成了民事責任（民事賠償）、行政責任（行政處罰）、刑事責任（證券犯罪）三位一體的追責體系，為完善投資者保護制度，推行證券發行注冊制度改革提供了全方面、多層次、深領域的保障措施。
一、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 從修改中可以看出： 第一，擴大可以做為定罪依據的文件范圍。新增的“等發行文件”，將依照注冊制發行上市時還需披露的發行保薦書、上市保薦書、審計報告等其他文件均涵蓋在內，新增“存托憑證或者國務院依法認定的其他證券”，擴大處罰范圍的同時設置了兜底條款； 第二，加大處罰力度。增設“數額特別巨大、后果特別嚴重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值得注意的是，本罪自由刑的上限并未封頂，意味著如依照《刑法》第45條規定，最高可以判處15年； 第三，刑事責任主體方面，明顯進行了擴張，明確“公司、企業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作為組織者、指使者時的刑事責任，強化對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等“關鍵少數人”的刑事責任追究，法定刑幅度與前者相同，并規定罰金額度為“百分之二十以上一倍以下”，與現行刑法“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相比提高二十倍； 第四，新增單位犯罪罰金額度，同樣為“百分之二十以上一倍以下”。值得注意的是，現行刑法中單位犯罪判處罰金后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只處以自由刑，而草案中修改為按第一款規定處罰，即可以在自由刑基礎上同時并處罰金。 二、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從修改中可以看出： 第一，在處罰力度上加大。“情節嚴重”時的自由刑幅度由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改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取消了罰金刑的數額限制。同時，增設“情節特別嚴重”這一新法定刑幅度，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第二，在責任主體上增設“公司、企業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作為組織者、指使者時的刑事責任，法定刑幅度與前者相同； 第三，新增對單位主體的處罰規定，實行雙罰制。 修訂時我國市場經濟的成熟程度，以及資本市場的體量已經遠非現行刑法制定時的情況，而證券類犯罪的影響也是今非昔比。為了適應資本市場上日益擴張的資本體量，使得犯罪成本與本罪所涵蓋的經濟損失相匹配，確保罪責刑相適應，提高法定刑上限及增加法定刑梯度是非常及時且必要的。而將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的責任予以明確，強化對于公司決策層的刑事追責力度。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作為公司領導者，有著組織、指使相關人員從事虛報、隱瞞、違規披露信息的能力，是對應法律后果中因果關系的起始，將其納入刑法打擊范圍更符合現實邏輯，也能形成與《證券法》相關條文的有機聯動。同時，將刑事責任主體落實于公司高管與直接責任員工，適當放過企業本體，也更符合公司刑事合規體系建設的需要，對促進公司的可持續發展，發揮其自查自糾的主觀能動性具有積極作用。 三、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 從修改中可以看出： 第一，在責任主體上明確列舉出保薦機構人員作為該罪犯罪的主體。隨著金融服務業的市場分化與產業聚集，上下游鏈條的業務捆綁關系愈發緊密，也導致了證券犯罪往往牽連眾多，其在共同犯罪中分別所處的地位與實際作用難以細分，很可能出現量刑畸輕或畸重的情形。保薦機構等中介組織隨著市場的多元化發展，必然會承擔越來越重要的橋梁服務作用，在證券市場注冊制的大背景下，保薦機構及其人員作為資本市場“傳菜員”，其勤勉盡責對于資本市場健康發展不可或缺，此次修改將其納入刑事規制確有必要。 第二，在處罰力度上加大，增設了該罪“情節特別嚴重”情形，將法定刑提高到五年以上十年以下。針對評估師、會計師、律師等中介機構人員在證券發行、重大資產交易等活動中出具虛假證明文件且情節特別嚴重的施以重刑。這里的“情節特別嚴重”雖然還未出臺相關司法解釋，在幅度上可以部分比照《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八十一、八十二條所規定的嚴重情形作為參考。此次修改在量刑梯度上的擴展也是為了適應證券類犯罪普遍上調的刑事處罰力度。 第三，針對該罪的中介組織人員，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處罰由“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轉變為“擇一重處”。由原先的加重情節吸收犯變更為擇一重論處的特殊規定。參照徇私枉法罪第四款規定：“司法工作人員收受賄賂，有前三款行為的，同時又構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條（受賄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處罰。”根據張明楷教授的觀點，該行為本應以數罪并罰論處，刑法此處規定“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處罰”說明屬于特別規定、例外規定，只限于法律明文規定的場合。因此，需要將適用范圍加以限制[1]。依照歷史解釋，承襲舊有規范的立法原義，只有當中介組織人員以索取、收受財物目的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的才擇一重論處。若只是兩犯罪行為湊巧在同一時間段內發生，仍應以數罪并罰論處。 四、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 從修改中可以看出： 此次修改借鑒新證券法規定，針對市場中出現的新的操縱情形，進一步明確對“幌騙交易操縱”、“蠱惑交易操縱”、“搶帽子操縱”等新型操縱市場行為追究刑事責任。自2010年到2019年，中國證監會總計共對135件操縱市場案件作出行政處罰，在數量上為僅此于內幕交易、違法披露信息的第三大資本市場違法行為。然而與之相對的是十年間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僅對13起操縱市場案件作出刑事判決。原《刑法》第182條主要列舉了連續交易、約定交易、“對倒”三種操縱方式，并列以兜底條款“其他方法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的”。2019年7月兩高關于辦理操縱證券、期貨市場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進一步對“其他方法”加以細化，同年12月發布的新《證券法》也對新型操縱手段做出了回應。魔高一尺要求道高一丈，犯罪手段的層出不窮為刑事立法提出了緊迫性要求，刑十一修改將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新型操縱情形加以確認，有助于依法懲治證券、期貨犯罪，維護證券、期貨市場管理秩序，促進證券、期貨市場穩定健康發展，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值得注意的是，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是刑十一二審意見稿新增改動，與同期焦點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與冒名入學相比較為低調，但重要性不容小覷。 刑十一修改堅持了問題導向、凸顯了行業痛點，將預防化解金融風險、保障金融改革、維護金融秩序的目標，與注冊制改革推進所強調的信息披露制度建設相結合，體現出對違法違規行為“零容忍”的強硬態度。從相關行業發展角度上看，加快推進企業刑事合規體系籌備，規范運作模式，優化運營效能，樹立法制意識與規則意識，將危機解決于內部，將風險防范于未然，是今后推進企業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要。 注釋： [1] 張明楷.刑法學(第五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7月第五版,第125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