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吸犯罪如何辯護——以“打工皇后”安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為例
作者：方亮 賀志忠 2021-04-30一、案情簡介
安某曾是八十年代深圳打工妹的優秀代表，1996年進軍家政行業，成為深圳家政行業的領頭羊，被譽為“打工皇后”。2014年，為實現公司上市的夢想，在董某、趙某協助下，安某成立深圳市A科技有限公司（下稱A公司），意圖打造互聯網交易平臺“安某家庭商城”。在半年時間內，董某、趙某組建銷售團隊，通過開會、授課等公開宣傳方式，招募會員入駐商城并交納保證金，并承諾根據商鋪等級返利，期間共吸收資金合計2.88億。另外，安某、董某等人以安某集團將在香港上市為由，公開向社會出售安某集團股權期權，共收取投資款3700萬。
二、起訴書指控、一審辯護及判決情況
（一）起訴書指控事實
起訴書指控，被告安某、董某、趙某等16名人員無視國家法律，未經金融管理部門批準，違法向社會不特定公眾吸收公眾存款，數額巨大，情節嚴重，嚴重擾亂金融秩序，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追究刑事責任。另起訴書認定，被告人安某于2015年8月25日到深圳市公安局羅湖分局投案。
（二）一審辯護策略及觀點
辯護人在吃透控方邏輯、吃透事發背景、吃透控方證據、吃透法律規定、吃透法理解釋、吃透案例的基礎上，結合司法實踐和本案退贓退賠情況，說服當事人放棄無罪辯護想法，真誠認罪悔罪，只做“罪輕辯護”，最終達到判刑相較董某輕的目的即可。具體辯護觀點如下：
第一，關于A公司涉及的非吸金額2.88個億，已返還1.89億，說明有一半以上都已返還給被害人。
第二，關于出售安某集團股權期權非吸金額的分析。該吸收款項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使公司在香港順利上市，所籌集的資金也用于公司上市的工作中，應屬于公司的正常經營活動，已退還的1200萬，依法可以免予刑事處罰。
第三，被告安某在本案中僅起到次要、輔助作用，應認定為從犯，對其應當減輕處罰。
第四，安某構成自首。2015年6月8日主動到羅湖分局投案，并說明具體情況，其行為構成自首。
第五，安某構成立功。2015年6月8日，安某到羅湖分局投案自首以后，提供重大線索協助公安民警抓獲董某，構成立功。
第六，本案中，安某自首后積極退贓，自首前后累計退贓2200萬元。
（三）一審判決
一審判決未采納辯護人提出的“從犯”及“立功”的辯護意見，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關于主從犯問題，一審法院認為，安某、董某、趙某系本案犯意的提起者及涉案公司股東，且以A公司為依托通過組建銷售團隊發展會員并以繳納保證金及股權銷售形式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三人均系本案犯罪的決策者、領導者及積極實施者，均起主要作用，應當認定為主犯并對全案負責。
第二，關于立功的問題，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安某舉報董某犯罪的行為在前，到案在后，舉報時身份是舉報人，非犯罪嫌疑人，不符合立功的身份及時間條件，不構成立功。
其余辯護觀點，法院基本予以采納。
基于以上，一審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安某有期徒刑八年，并處罰金五十萬元。另外，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董某有期徒刑九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五十萬元，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趙某有期徒刑八年，并處罰金五十萬元。
三、二審辯護思路及觀點
（一）思路
本案一審基本達到既定辯護目標，安某比董某輕判一年半。那么二審又應該如何打？刑事二審改判非常難，概率極低，沒有過硬的新證據、新觀點，改判基本無望。經過反復評估，我們認為二審存在改判可能，主要思路如下：
第一，關于立功。一審判決對立功的理解過于機械，僅以安某當時的身份不符合立功條件就否定其構成立功，違背了立功的立法原意。立功屬于法定從輕情節，一旦認定，必然改判。
第二，關于從犯。一審未認定從犯也在辯護人意料之中，但辯護人認為，關于從犯的辯護觀點仍要堅持，要向二審法院強調這一觀點，即：即使不區分主動犯，在同為主犯的情況下，二者對犯罪結果的產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辯護人的目的就是促使二審在改判時對上訴人刑期減少的幅度盡可能大。這種做法是否起到作用不得而知，誰也無法準確體察二審法官的“心路歷程”，但是只要對上訴沒有副作用就值得一試。
第三，關于本案整體量刑。辯護人認為，一審對16名被告的量刑整體過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最高法定刑為十年有期徒刑，本案對董某判處九年半，對安某、趙某判處八年，其他被告人均在三年至六年之間，整體量刑偏重。
（二）觀點
第一，安某構成立功。辯護人對一審認為不構成立功的理由進行了反駁，在提供重大線索協助抓獲同案人時，當事人雖當時未被采取強制措施，但其身份已然是被追訴的對象，并不能因為警方未出具刑拘手續而否認其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另，立功的立法主旨旨在鼓勵舉報人協助公安機關以節約司法資源，沒有舉報人的行為就不可能在當時條件下抓獲同案人。在判定立功、自首等量刑情節是否成立時，在法律適用上不能過于機械。
第二，安某在本案中應認定為從犯，一審判決認定其為本案的主犯錯誤。關于安某在本案中的犯罪地位及作用，辯護人在二審中強調了關于構成從犯的意見：安某被董某所利用，充當了董某的“傀儡”，陷入到本案的“泥潭”中，董某才是本案的主犯。從本案的犯意發起、犯罪準備（包括使用A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出售安某集團股權期權）、A公司的設立、會員返利模式、會員管理系統的開發、會員管理系統實際操作和運營、營銷隊伍的搭建、組織、營銷以及財務管控均由董某一手組織策劃，董某才是本案的主犯。
第三，一審法院量刑過重。辯護人對全國非吸高發地時期相近、金額相近、情節相近的案件進行檢索并制作《類案檢索報告》，說明本案量刑整體高于類案量刑刑期。該份報告內容詳實，一共搜集整理了77份類案，并制作了摘要式表格，相信這份報告對案件整體量刑調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辯護成果
經過長達一年的二審，辯護人終于收到了案件的二審判決，二審法院采納了辯護人關于立功、量刑過重的辯護觀點，并進行了改判。判決原文如下：
“關于安某是否構成立功的問題,原判僅以安某是在到案前舉報董某、不符合立功的身份和時間條件為由否定了安某的立功情節，經查，安某并非簡單地舉報董某犯罪，而是以實際行動協助公安機關抓獲董某，如果沒有安某的協助，公安機關是否能及時抓獲董某尚不得而知，安某的行為有效節省了司法資源，符合立功的立法原意，不能僅以當時的法律身份而對其簡單否認。故本院認為構成立功，依法可以從輕處罰，相關辯護意見本院予以采納?！?/p>
“原判認定基本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審判程序合法。但對較多被告人的作用、情節未查實導致偏重，本院依法予以糾正。”
“上訴人安某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三十萬元；上訴人董某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五十萬元；上訴人趙某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三十萬元?！?/p>
二審法院雖最終仍沒有采納辯護人關于從犯的意見，但是從量刑結果上來看，已然達到了較好的辯護效果。
五、辦案感悟
（一）好的辯護策略是成功辯護的基石
所有的辯護都要達到一個目的，就是你的當事人合法利益最大化。本案中公訴機關將安某作為第一被告起訴，且從非吸金額的去向看安某掌控的金額大于董某?；诖?，安某的刑期高于董某是大概率事件。當事人剛開始試圖選擇無罪辯護，在辯護人說服下，最終同意認罪并認可關于爭取刑期少于董的辯護意見。實際上，這一策略是成功的。本案在羅湖法院大禮堂開庭，旁聽的投資參與人及群眾擠滿了整個禮堂。安某的誠實悔罪并表示全力退賠和董某的不認罪并“滿嘴跑火車”形成鮮明對比，這也是一審法院在量刑上董某從重安某從輕的重要原因。反過來說，如果我們采取無罪辯護的策略，而第二被告認罪并將責任往安某身上推，無限放大安某在本案中的作用，最后的判決結果可能會倒過來。刑事辯護中，證據和事實固然重要，但是正確的辯護思路、策略和方向更為重要。
（二）刑事律師需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
本案辦案周期長，從偵查到二審出結果，耗時三年七個月。在此期間，辯護人會見當事人50余次，閱卷8次，和公安機關、檢察官溝通無數次，搜集證據材料幾百余份。本案開庭從上午10點開到凌晨，連續開庭13個小時。一審關于構成“立功”的觀點雖未采納，但是辯護人并未放棄，繼續二審中詳細論證，最終說服二審法官。作為一名刑事律師，如果認定自己的觀點正確就要堅持，要堅定信念，要有不達目的不罷休、不到黃河不死心的精神，這才是刑事律師的精神內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