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承擔無限責任的糾紛案例解析——對《合伙企業法》第五十三條的實務探討
作者：石育斌、任麗莉、章夢瑩 2018-01-25一、糾紛實例
X公司為Z基金的普通合伙人（GP），Z基金在2009年投資了H公司，成為H公司的股東。2011年5月， H公司引入了M公司作為新一輪的投資人，M公司與H公司及H公司的原股東（包括H公司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Z基金及其余幾個自然人）簽訂了投資協議，約定：M公司作為新的投資人對H公司投資人民幣5000萬元，并取得H公司相應股權。若H公司未能于2014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則M公司有權要求H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回購M公司所持有的H公司股權。如其實際控制人不能或無力履行回購義務，其他現有股東就該等回購價款的支付承擔連帶責任。
M公司入股H公司后，H公司出現嚴重的經營困難，不僅未能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實現上市，且公司負有巨額債務，先后被眾多債權人起訴，其銀行賬號及全部資產亦被查封/凍結，公司長期處于停產狀態，其實際控制人亦被眾多債權人起訴。
因投資協議約定的回購義務已經觸發，而H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嚴重涉訴，M公司認為要求實際控制人履行回購義務的可能性不大，而H公司的其他現有股東中，僅Z基金為機構投資者，且X公司作為Z基金的GP，在管多只基金產品，存在一定的資金實力，因此，M公司從2015年1月開始與Z基金進行交涉，希望Z基金能夠履行連帶擔保責任，支付回購價款。但Z基金及X公司認為其在該項目中也受到了極大的損失，卻還要為其他投資人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并不合理，而如果Z基金沒有資金履行責任，屆時GP需要為Z基金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為此，X公司決定在M公司采取法律措施之前，將Z基金的GP換成一個沒有資金實力的公司擔任，那么即便GP必須要為Z基金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新的GP公司以其全部資產承擔即可，X公司無須對Z基金在其退伙之后發生的債務承擔責任了。之后，X公司在2015年6月完成了Z基金的GP變更，Z基金的GP變為Y公司。
2015年11月，M公司向某仲裁委員會提交了書面仲裁申請，請求H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履行股權回購義務（支付回購價款及違約金），并要求H公司其他原股東承擔連帶擔保責任。仲裁庭經審理后認為：投資協議約定的對賭條款經各方當事人協商一致而簽訂，為各方真實的意思表示，故該對賭條款對各方具有法律約束力。仲裁庭于2016年初作出仲裁裁決：H公司實際控制人向M公司支付股權回購款、滯納金，Z基金以及其他自然人股東對上述付款義務和本案產生的律師費、仲裁費之付款義務承擔連帶責任。
仲裁裁決作出之后，M公司向法院申請執行仲裁裁決。但由于H公司的實際控制人、Z基金和其他自然人股東均無可供執行的財產，M公司依據《合伙企業法》第四十四條“新合伙人對入伙前合伙企業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和第五十三條“退伙人對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發生的合伙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的規定，向執行法院提交了追加被執行人的申請，申請追加X公司（Z基金的原GP）和Y公司（Z基金的現任GP）為被執行人，要求X公司和Y公司對Z基金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經過我們的努力，該案件最后在法院的主持下達成了和解。雖然法院最終并沒有對追加被執行人的申請作出裁判結果，但在整個案件的解決過程中，我們對《合伙企業法》第五十三條 “退伙人對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發生的合伙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現希望通過本文的分享，對實務中運用該條款和GP防范運營風險提供一些參考。
二、“退伙前的原因”辨析
根據我國《合伙企業法》的規定，GP如在合伙企業存續期間退伙的，需要對其“退伙前的原因”發生的合伙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這一看似簡單的法律原則，在運用中卻可能因為理解不同產生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
在上文的案例中，X公司堅持認為，其于2015年6月已經完成退伙，M公司于2015年11月才向仲裁委提起仲裁，仲裁委于2016年初才做出生效裁決書，裁定Z基金應當承擔的責任。為此，Z基金的債務是在2016年初才產生的，該債務產生于X公司退伙之后，X公司無須對該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然而對于“退伙前的原因”，我們認為，不應當簡單理解為司法機關確認該債務的相關裁決形成的時間。雖然M公司提起仲裁的時間是2015年11月，生效的仲裁裁決書于2016年初才做出，但仲裁裁決所爭議的標的，即對Z基金形成債務約束的投資協議簽署于2011年5月，“退伙前的原因”指向的應當是在爭議雙方形成債權債務約束的交易文件的生效時間，而非合伙企業的債務履行義務實際觸發甚至被司法機關裁判確認的時間。也就是說，即便承擔債務的責任實際觸發是在GP退伙之后，但只要形成該等債務關系的交易文件在GP退伙之前簽署生效，那么GP仍需要對在其退伙之后實際觸發的該等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為此，X公司作為Z基金的前GP，雖然已經完成了退伙，但仍然需要根據《合伙企業法》第五十三條的規定承擔責任。X公司雖然在發現潛在風險的情況下，采取了一定的應對措施，但由于對法律規定的理解存在偏差，導致其采取的規避措施，并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
三、其他已決案例
X公司的案例在私募基金的法律實務中并不罕見。雖然X公司的案件最終通過和解解決，我們未看到法院對該問題的裁判觀點，但通過檢索，我們發現實務中已有類似案件的生效判決文書。本文選取了“黃國平與北京天業錦鵬資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全唐盛世（北京）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合伙糾紛案”，研究了其案件始末、法院判決，以了解法院對《合伙企業法》第五十三條的態度。
2012年7月3日，有限合伙人鄭瑤出資4萬元、普通合伙人北京全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全唐投資”）出資6萬元成立北京天業錦鵬資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簡稱“天業錦鵬”）成立。2013年6月8日，全唐投資從天業錦鵬退伙，合伙人變更為：普通合伙人鄭瑤出資4萬元，有限合伙人蔚曉明出資6萬元。
2013年9月8日，黃國平與天業錦鵬、全唐盛世（北京）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全唐盛世”）共同簽訂了《預期收益型：FOT基金合伙協議》（以下簡稱“《合伙協議》”）。2015年1月19日，黃國平因其與天業錦鵬、全唐盛世簽訂的該《合伙協議》產生糾紛，向北京市仲裁委員會（以下簡稱“北京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請。
2015年6月10日，鄭瑤、蔚曉明退出天業錦鵬，李昌、吳力博成為天業錦鵬的新合伙人，其中李昌為GP，入伙資金為6萬元，對入伙前有限合伙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2015年10月28日，北京仲裁委作出（2015）京仲裁字第1045號裁決書，裁決結果為：天業錦鵬、全唐盛世向黃國平返還投資款及利息3698451.6元，向黃國平支付黃國平為本案支付的律師費3萬元，并承擔本案仲裁費53684.19元。該仲裁裁決生效后，天業錦鵬、全唐盛世并未履行金錢給付義務，于是黃國平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在法院執行該仲裁裁決的過程中，因被執行人天業錦鵬、全唐盛世無財產可供執行，而本案債務發生在2013年9月8日，鑒于鄭瑤在2013年6月8日至2015年6月10日期間為天業錦鵬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的普通合伙人，為此，黃國平申請追加鄭瑤為被執行人。
法院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七十七條的規定，被執行人為個人合伙組織或合伙型聯營企業，無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人民法院可裁定追加該合伙組織的合伙人或參加該聯營企業的法人為被執行人。《合伙企業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有限合伙企業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組成，普通合伙人對合伙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合伙企業債務承擔責任。”第五十三條規定：“退伙人對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發生的合伙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本案中，仲裁裁決所確定的債務系由黃國平與天業錦鵬、全唐盛世簽訂的《合伙協議》所產生，因天業錦鵬無能力履行生效仲裁裁決確定的義務，鄭瑤作為天業錦鵬當時的普通合伙人應當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故黃國平所提追加鄭瑤為被執行人的申請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本院予以支持。
從上述已決案件的法院裁決理由，我們可以看到法院對于《合伙企業法》第五十三條的態度，仲裁裁決所確定的債務系由黃國平與天業錦鵬、全唐盛世公司簽訂的《預期收益型.FOT基金合伙協議》所產生，而簽署該協議時，鄭瑤為天業錦鵬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的普通合伙人，為此，雖然鄭瑤后來退伙，也仍然應當為其退伙之前天業錦鵬所簽署的協議項下產生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即：“退伙前的原因”的認定，不以司法機關作出生效裁判為依據，而應當以產生該等債務的交易文件的簽署時間為準，如交易文件簽署時間早于其退伙生效日，則該完成退伙的普通合伙人仍應當對合伙企業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通過以上案例分析，有限合伙企業的GP應當認識到，在有限合伙企業可能由于對外債務而需要履行責任時，GP如果希望通過退伙方式來規避GP對有限合伙企業該等債務的連帶責任，在法律上一般是不可行的。為此，對于GP而言，事先的風險隔離和風險防范就顯得尤為重要。
當然，在私募基金的運作過程中，規避GP無限責任所帶來的法律風險的有效方式，除了提高基金管理人的投資管理能力、做好充分的盡職調查、風險預警和風險防范之外，還可以通過由專業律師對基金結構進行適當設計（包括但不限于設置外部委托管理等方式），以實現真正的風險隔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