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期貨民事訴訟是否必須以行政機關定性為前提？
作者：郭重清 徐旭萍 2021-06-02—以各地法院司法裁判觀點為例
根據期貨相關法律法規規定，設立期貨交易所，由國務院期貨監督管理機構審批。未經批準，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設立期貨交易場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組織期貨交易及其相關活動，禁止在前款規定的期貨交易場所之外進行期貨交易。
實踐中，部分非法機構打著互聯網金融的旗號，非法設立期貨交易平臺，組織類期貨交易，利用各種手段和渠道，吸引投資者參與非法期貨活動。也有個別經地方政府批準設立的交易場所，違背國家相關規定和政府批準時的要求，采取集中交易方式進行標準化合約交易，開展非法期貨活動。
那么，投資者參與非法期貨交易后發生虧損，是否可以在不經過行政機關對非法期貨交易定性的情況下，直接通過民事訴訟方式維權？
觀點一：部分法院認為，涉及相關的期貨交易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應先經行政機關定性，具有行政管理性質，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
比如，四川高院在（2020）川民申2744號民事裁定書中認為，本案系彭某芝因使用大連再生資源交易所有限公司（下稱“大交所”）提供的交易平臺進行交易而產生的糾紛，目前大交所及其開展的業務處于國務院及中國證監會要求進行的行政清理整頓階段，而行政清理整頓目前尚未結束。《商品現貨市場交易特別規定（試行）》第二十條規定，“國務院期貨監督管理機構派出機構負責商品現貨市場非法期貨交易活動的認定”。雖然根據《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第二十一條的規定，法院審判與行政機關“清理整頓”并非相互排斥的關系，但本案中，彭某芝雖提出大交所存在非法期貨交易，并無證據表明相關部門對“大交所構成非法期貨交易”作出過認定。故此，對于非法期貨交易行為的認定由相應行政機關作為主體予以明確后，再確定是否屬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圍并無不當。
（2019）冀民申656號民事裁定書中，申請人認為，《國務院關于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范金融風險的決定》（國發〔2011〕38號）和《商品現貨市場交易特別規定（試行）》第二十條并未規定只能由行政機關對非法期貨進行認定，亦未排除人民法院的管轄權。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期貨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申1002號民事裁定書等生效的法律文書所裁判的內容，人民法院有權宣告非法期貨交易或者變相期貨經紀合同無效，并對無效的法律后果作出裁判。
河北高院認為，依照《國務院關于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范金融風險的決定》和《商品現貨市場交易特別規定（試行）》第二十條的規定，商品現貨市場非法期貨交易活動由國務院期貨監督管理機構派出機構負責認定，再審申請人主張被申請人永瑞公司從事非法期貨交易活動，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圍。
觀點二：也有法院認為，法院對涉及交易場所的非法期貨交易案件應當予以審理而無需先經行政機關定性。
比如，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再415號民事裁定書中認為，民事爭議同時涉及行政機關對于相關問題的處理，人民法院對于民事案件應否受理，是否應當依據相關行政機關作出行政決定后再行決定是否受理，應當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和第一百二十四條進行判斷。
相關的期貨交易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規定，行政機關自有權對于該經營形式進行定性，但是這一定性是否屬于行政機關獨有的權力，且在行政機關未予定性前，人民法院應否受理此類民事案件，則并無法律作出規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據相關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對于相關經營形式進行定性，并對相關民事案件進行審理。
信陽中院在（2020）豫15民終823號民事判決書中認為，原審對雙方的交易形式進行了審查，并得出雙方交易標的物并非案涉貨物的所有權，而是通過交易中價格的漲跌獲得收益的結論，認定案涉交易行為與期貨交易的特征相符并無不當。依據《期貨交易管理條例》之規定，期貨交易應當經相關部門審批，并在規定場所內進行，因上訴人南商所沒有相應的資質，一審認定其與劉某之間的合同應為無效合同符合法律規定。上訴人認為對于非法期貨交易活動的認定是一種行政行為，并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圍，但無相關的法律依據支持，本院不予采納。
北京高院在（2018）京民終426號民事判決書中認為，某一特定事實的認定如須經行政前置程序，應當由法律、法規明確規定，否則不應對民事訴訟程序的發起時間、人民法院事實認定權力進行限制。《期貨交易管理條例》僅明確了期貨監督管理的主管機關，并未明確規定期貨違法行為應經行政前置程序認定；《關于認定商品現貨市場非法期貨交易活動的標準和程序》中僅要求各地證監局對于非法期貨交易活動予以查處，亦未明確規定非法期貨活動的認定僅能由地方證監局進行。鑒于當前并無任何法律、法規對于非法期貨交易應由行政機關先行認定作出規定，故本案無須經過行政前置程序，人民法院有權對包括非法期貨交易在內的事實直接進行認定和裁決。
筆者認為，非法期貨交易案件的審理，對審判法官具有很高的專業性要求，而一般基層法院的法官很少接觸此類案件，無法對非法期貨交易進行準確界定。因此，法院在審理非法期貨交易活動案件時，如審判人員有足夠的專業能力根據《期貨交易管理條例》、《關于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范金融風險的決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的實施意見》以及《關于做好商品現貨市場非法期貨交易活動認定有關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規對非法期貨進行判斷，則毋須證監會的認定程序前置，可以直接根據查明的事實判斷交易活動的性質；如果審判人員對此類案件缺乏專業經驗，則應當向證監局移送認定協作請求，并把認定結果作為一項重要的參考依據來看待。
為保護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法院應避免既不移送認定，又不對交易活動的性質進行研判，直接以“非法期貨交易行為的認定由相應行政機關作為主體予以明確后，再確定是否屬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圍”為由，駁回當事人的訴訟請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