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 “救狗捐款風波”：法律框架下的行為定性
作者：王麗 陳陽陽 2025-04-02近日，“數百人捐款 10 萬元救狗” 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在網絡上掀起輿論波瀾。在這起事件里，名為 “擺渡人” 的籌款者成為焦點。其在多個微信群以及線上平臺 “追夢籌” 為一只名叫 “福佑”的流浪狗發起救助籌款，短短時間內便吸引了數百人響應，募得近 10 萬元善款。然而，隨著捐款過程推進，賬目問題逐漸浮出水面，引發捐款人質疑。
從法律角度看，“擺渡人” 的行為究竟是否屬于個人公開募捐？這不僅關系到此次救助行動的合規性，更牽扯眾多捐款人的切身權益。筆者結合《慈善法》等相關規定，通過本文剖析“擺渡人”的行為性質。
一、動物保護活動在慈善法律體系中的屬性界定
在法律范疇內，廣義的動物保護活動通常被認定為屬于慈善活動。盡管我國慈善法未明確將動物保護活動羅列在《慈善法》的第三條，但從當前的法學理論及實踐來看，動物保護行為契合慈善活動的本質特征。
以北京愛它動物保護公益基金會為例，該基金會專注于動物保護領域，將相關宗旨與業務范圍明確寫入章程，該基金會依法登記為慈善組織，這一典型案例有力地證明了動物保護活動在實踐中被廣泛認可為慈善活動的客觀事實。
二、 “擺渡人”募款行為的性質甄別
依據《慈善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慈善募捐是指基于慈善宗旨募集財產的活動。而判斷某一募捐行為是否屬于慈善募捐的范疇，關鍵在于準確判定其是否具備“公益性”特征，“公益性”要素是嚴格區分“公益募捐”與“私益募捐”的核心與關鍵。
我國《慈善法》雖未對慈善募捐的“公益性”作出直接、具體明確的定義，但通過對相關條款的解讀和綜合分析，不難發現其以“公益活動”和“面向社會”作為顯著特征。
具體而言，《慈善法》第三條在對慈善活動進行界定時，強調應屬于“公益活動”；第八條在定義慈善組織時，明確將“以面向社會開展慈善活動為宗旨”列為必要條件之一。由此可見，慈善募捐作為慈善組織基于慈善宗旨的募款活動，其中蘊含的慈善宗旨必然需滿足“面向社會開展”這一公益性要求。此外，在確定慈善活動受益人環節，《慈善法》明確規定慈善組織應秉持公開、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則，這一規定從側面清晰地表明慈善活動不應以特定的個體作為唯一受益對象，而應以“不特定的受益人”作為活動覆蓋與救助的目標群體。
根據《慈善法》第二十一條的規定，慈善法所指的“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會公眾的“公開募捐”以及面向特定對象的“定向募捐”。《慈善法》第一百一十三條提到的受到民政監督的“公開募捐”行為，在《慈善法》的特定語境之下，指向的應是“慈善公開募捐”行為，而非泛指所有公開進行的募款活動。
回到本次事件當中，“擺渡人”在追夢籌平臺發起的募捐活動，其救助對象并非廣泛意義上的狗狗群體或動物群體，而是僅僅聚焦于某一只特定的流浪狗“福佑”。基于這一關鍵事實，從法律角度分析，該募捐行為因缺乏面向不特定對象的公益性，故而不構成《慈善法》所規制的 “慈善公開募捐” 活動。
從法律關系的本質屬性剖析，“擺渡人”的此次行為在一定程度上與“個人求助”存在相似之處，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個人求助”行為，《慈善法》規定，個人求助是指個人因疾病等原因導致家庭經濟困難，并向社會發布求助信息的行為。
在本次募捐過程中，捐款人基于對流浪狗“福佑”的同情與救助意愿，自愿將款項交付給“擺渡人”，同時明確要求其利用捐贈款項專門用于救助指定的動物“福佑”。依據《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條關于“附義務的贈與”的具體規定，該行為符合其構成要件，因此在法律層面，應被認定為“附義務的贈與”行為。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如果“擺渡人”開展的公開籌款活動，其救助對象為不特定的動物群體，那么根據《慈善法》相關規定，將極有可能構成個人違法開展公開募捐活動，面臨相應法律責任追究。
三、“追夢籌”平臺法律責任分析
基于前文對 “擺渡人” 募款行為性質的深入分析，如果追夢籌平臺僅為案涉籌款行為提供網絡服務支持，從法律層面而言，并不構成對《慈善法》第 一百一十四條規定的違反。
根據民政部第 576 號《民政部關于指定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的公告》，當前經民政部門正式指定的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僅有三家，分別為水滴籌、輕松籌與暖心惠民，“追夢籌” 并不在這份指定名單之中。
因此，一旦“追夢籌”平臺在未經民政部門指定的情況下，擅自為個人求助性質的籌款活動提供網絡服務，那么該行為無疑觸犯了《慈善法》第一百二十四條以及《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管理辦法》第三條的規定。屆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將依法責令平臺限期整改；若平臺對整改要求拒不執行，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將聯合網信、電信主管部門，依據法律法規采取更為嚴格的進一步處置舉措，以維護慈善領域的正常秩序與公眾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