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中的法律服務機遇和挑戰
作者：吳衛明 2024-09-27轉載：中國律師雜志
民營企業是我國重要的市場主體，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黨和國家一直非常重視民營經濟的發展，中國共產黨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國還面臨著數字化轉型浪潮的機遇。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提出激活數據要素潛能，推進網絡強國建設，加快建設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數字經濟的發展與數字化轉型，無疑是經濟發展的新機遇，也給各類市場主體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民營企業具有很強的市場化屬性，對于新技術、新商業模式的反應更為敏捷，我國數字化領先企業中，有很多都是民營企業。律師作為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于民營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防范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法律風險，既是律師業的機遇，也是挑戰。
一、數字化給民營企業帶來的機遇和法律風險
民營企業從設立開始，即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且很多企業所處的領域屬于競爭性行業，這決定了民營企業往往對市場的信號更為敏感，對于新技術、新商業模式的應用具有較強的驅動力。但是，在數字化過程中，民營企業也面臨著新的法律風險。從已有的案例看，與數字化有關的各類行政處罰或者犯罪案件中，民營企業涉案數量較多。筆者認為，主要的原因如下：
1、新技術、新模式與新立法疊加產生的風險
數字化技術在近十幾年來加速發展和迭代，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密碼技術等新技術的應用，必然也會帶來新商業模式的不斷涌現。而這種新技術、新模式與新立法的疊加，一定程度上會引發新的法律風險。
首先，立法通常是在社會實踐達到一定程度后，總結社會實踐，權衡各方利益的基礎上進行的。因而，新技術、新商業模式的涌現，可能導致在現有的法律體系中難以準確找到對應的規則，或者對應關系不夠清晰。創業者本身如果不具備非常深厚的法律功底，就容易對相關經營行為的法律后果產生理解上的偏差，對于不合規的經營行為，未能發現該行為已經觸犯了法律的規定。
其次，由于數字化相關的法律，需要對新技術應用予以規范，立法中往往具有大量的技術術語，加之數字化企業的經營活動往往也具有依托計算機信息系統、自動化、流程化、創新化的特點，將這些復雜的技術要素、商業要素與法律關系的對應，也非常考驗企業經營者的法律專業能力。而新的法律實踐過程較短，經營者和法律工作者對法律的理解也需要一個逐漸提升的過程，這些都在客觀上增加了企業發生法律風險的可能性。
最后，對于司法實踐而言，企業經營者和法律服務工作者遇到的難題，司法機關同樣會遇到。如何構建新的知識體系，以及如何將新的社會活動與法律的規制進行對應，也是司法工作者所面臨的挑戰。并且，相較傳統法律領域，數字化領域的司法案例乃至示范性案例數量仍顯不足，數字化領域的司法審判能力和司法資源在地域之間也存在不平衡。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的法律風險。
雖然存在上述因素，但市場機遇不等人，民營企業由于對市場機遇的反應更為敏捷，在新技術、新商業模式的應用方面更為積極，其產生風險的可能性也更大。
2、缺乏完整合規體系導致的風險
按照市場經濟的基本準則，國家對于民營經濟的經營行為并不干預，而是通過立法給市場主體制定基本的行為準則，并且設定相應的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企業根據法律法規、監管規則的要求，將相應規則內化到企業的經營管理流程中，則屬于企業內部合規管理的問題。合規管理屬于企業內部管理行為的組成部分，因此，如何構建合規體系以及如何達到合規管理，國家并不干預。
與此相對應，國有企業則因為出資主體是國有資產管理主體，國企的經營行為受出資主體監管，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股東行使權益的體現。對于央企，國務院國資委制定了專門的合規管理辦法，要求央企建立完整的合規體系和流程，并在業務活動中落實。此外，地方各級國企，也都在不斷完善自身的合規體系。
除大型民營企業合規體系較為完善外，部分中小民營企業合規體系建設滯后。而合規體系建設滯后將可能會導致企業在識別新類型法律風險過程中存在一定的能力缺陷，或者即使能夠識別到風險，但缺乏有效的內部防控機制。這種風險識別、防控能力的不足，面對傳統法律風險時，或許可以勉強應對，但是面對新技術、新模式疊加并且法律關系融合的數字化領域的法律風險，則會捉襟見肘。
3、操作性風險
面對新技術、新模式，有時候操作環節的不慎，也可能會導致法律風險的產生。比如在數據安全領域，可能企業已經建立了相應的合規體系，但是具體實施過程和操作過程中，由于工作人員的疏忽或者不慎，仍有可能導致法律風險的產生。
二、律師的機遇和挑戰
1、律師的機遇
對于律師行業而言，隨著數字技術的應用，以及新商業模式的不斷產生，各種新類型的法律問題也在不斷產生。黨和國家也在各種會議精神、政策文件中提出了不斷完善數字化領域的相關立法，相關立法機構也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的立法計劃和立法征求意見稿。這都會形成新的法律服務需求，也會給律師行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僅以大數據帶來的法律服務機會為例，近些年來，數字經濟的發展，催生了大數據的應用。但是大數據的應用與數據要素的流通，在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同時，如果不加以規范，也會給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個人權益帶來危害。因此，我國近年來制定了一系列與網絡安全、數據安全、個人信息保護有關的法律法規，并針對數據出境制定了專門的監管規則。圍繞法律法規及監管規則的要求，企業應構建網絡安全、數據合規與個人信息保護體系，并應履行數據出境的合規義務，這都實實在在地產生了新的法律服務機會。
而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相關立法也在不斷推進，人工智能領域同樣會產生大量的法律服務機會。
這些新興產業領域中，民營企業無疑是重要的參與主體，律師以優質的法律服務幫助民營企業防范法律風險，也會大有所為。
2、律師的挑戰
如上分析，新技術、新商業模式與新立法的疊加效應，對于企業而言是法律風險產生的原因之一，對于律師而言，也同樣是一種挑戰。律師的挑戰主要來自于以下方面：
首先，是數字化領域專業知識的欠缺。由于數字化技術發展和迭代迅速，即使是數字化領域的專業技術人員，也需要不斷更新知識。由于大多數律師僅有文科的教育背景，對于數字化領域知識的學習有一定的難度，從而對業務中所涉及的技術和法律的邊界很難準確界定，從而影響服務能力的提升。
其次，部分專業技術名詞的法律界定仍在不斷完善中，但是企業的經營活動、合同簽訂、合同履行，又無法回避這些專業名詞和技術術語。對于律師而言，如何在合同、法律文件中準確界定這些名詞，以及如何準確分析其對應的法律關系，也需要較強的專業能力做保障。
最后，司法實踐案例的欠缺，也會影響律師的服務能力提升。如同司法機關工作人員一樣，律師也面臨司法案例不足的問題。律師學習法律服務技能，既有理論學習、法規學習，也需要司法案例學習。司法實踐案例的缺乏，也會影響服務能力的提升。
綜上，民營企業數字化發展給律師帶來新的服務，但同時也帶來新的挑戰。律師應通過行業知識與法律專業知識的綜合學習，以及深度學習最新的司法案例，提升自身的服務能力，以迎接數字化技術發展的挑戰，拓展服務新機遇。
三、律師如何做好數字化領域的法律服務
面對數字化轉型的蓬勃發展態勢，律師行業應抓住服務的機遇，幫助企業防范法律風險，從而助力民營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筆者認為，結合上述分析的法律風險成因與企業合規狀況，律師服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企業提供幫助。
1、通過前瞻判斷降低法律風險
由于數字化領域的法律法規、監管規則不斷完善，并且新的立法征求意見稿和立法計劃也已經有所披露。對于律師而言，應具有前瞻意識，除了對現行的法律法規、監管規則進行學習和研究外，還應前瞻關注立法征求意見稿和立法計劃的動向，從而可以為民營企業提供前瞻性的法律服務，提前預判并降低企業的違法違規成本。
2、通過積極引導化解法律風險
對于企業的經營活動，如果可能產生法律風險，律師應進行積極的風險提示和引導，對企業經營管理者充分解釋法律的規定和風險，從而引導企業合規經營，避免法律風險的產生。由于數字化領域法律問題的復雜性和前沿性，積極引導對于企業防范法律風險具有重要的意義。
3、通過合規賦能防范法律風險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律師參與企業的合規建設，即為“授人以漁”。通過合規體系構建、合規流程的設立、合規管控措施的落地、合規風險庫的建設，幫助民營企業建立能夠應對數字化轉型法律風險的內部防線，讓創新活動在得到法律保護的同時，防止法律風險的產生。
4、通過法律程序維護權利
如前文所述，新技術、新商業模式應用與新立法的過程中，如何理解法律的適用，可能會存在一定的爭議。在企業守法經營基礎上，如果因為對法律理解的不同而導致企業受到司法機關的追訴，律師應在《律師法》及相關法律、司法程序的基礎上，積極維護民營企業經營管理者的合法權益。
數字化發展給民營企業的發展帶來新機遇，但同時也帶來新類型的法律風險。對律師而言，服務民營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既是服務機遇，也有新技術帶來的挑戰。律師應不斷提升專業技能，在民營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提供優質的服務，幫助企業防范法律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