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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5年6月23日，《互聯網平臺企業涉稅信息報送規定》正式公布并施行；6月27日，國家稅務總局又發布了《關于互聯網平臺企業報送涉稅信息有關事項的公告》和《關于互聯網平臺企業為平臺內從業人員辦理扣繳申報、代辦申報若干事項的公告》。在《規定》以及配套兩公告出臺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了平臺經濟稅收征管失序的現狀，指出其強流動性和高虛擬化特征以及所得性質不明晰等問題，導致傳統稅制難以有效監管。通過講解平臺涉稅違法典型案件及稅務稽查方式與流程，和深入分析《規定》及其配套公告主要內容相結合的方式，展現了平臺經濟和網紅經濟下的稅務亂象，解讀了本次新規的主要內涵和意義所在。同時，探討了《規定》對互聯網平臺企業和平臺內經營者及從業人員的雙重影響，認為其加強了稅務機關的監管能力和力度，也增加了互聯網平臺企業、經營者與從業人員的合規成本和稅務風險。本文是筆者撰寫的涉稅合規指引系列文中的第八篇，前七篇文章分別為從李雪琴案透視公眾人物稅務合規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海外金融賬戶混同涉稅合規指引；高凈值人群海外存款涉稅合規指引；出口貿易海外收款涉稅合規指引；境內人士海外收入涉稅合規指引；企業破產稅收處理的關鍵流程及主要稅種應對實務指引；網紅“甲亢哥”如何在國內交稅？---外籍人員個人所得稅征管問題研究。

【關鍵詞】互聯網平臺企業 涉稅信息報送 平臺經濟 網紅經濟 稅務合規

平臺經濟的誕生對傳統稅收治理體系造成了較大的沖擊，由此產生的濫用核定征收等問題導致稅基的侵蝕與平臺的無序擴張，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資本的逐利性與平臺公共性之間的矛盾，加之征納雙方信息不對稱和我國征管體制的滯后性更加放大了此種矛盾。《互聯網平臺企業涉稅信息報送規定》的出臺正試圖在矛盾之中尋求緩和空間，充分利用好平臺企業“規則制定者”“信息收集者”“內部管理者”的角色定位，積極引導平臺開展稅收合規，督促平臺經濟的參與者積極履行納稅義務。

2025年6月23日，經國務院常務會議此前通過的《互聯網平臺企業涉稅信息報送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正式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6月27日，為貫徹落實國務院發布的《規定》，國家稅務總局發布了《關于互聯網平臺企業報送涉稅信息有關事項的公告》（以下簡稱《報送涉稅信息公告》）和《關于互聯網平臺企業為平臺內從業人員辦理扣繳申報、代辦申報若干事項的公告》（以下簡稱《為平臺內從業人員辦理涉稅事項公告》），明確了《規定》的具體實施操作。《規定》以及配套兩公告的出臺，提升了互聯網平臺企業稅務監管強度和效率，能夠促進平臺經濟的規范健康發展，營造了更加公平統一的稅收環境和經營環境。

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稅制基本建之于傳統的工商業社會，數字經濟背景下，稅法的“滯后性”使平臺經濟與既有稅收法律制度的不契合性逐步顯現，部分納稅人也利用了制度空白實施避稅行為，造成稅基侵蝕。因此，有必要制定專門?政法規，建?健全互聯?平臺企業涉稅信息報送制度，提升稅收服務和管理效能，保護納稅?合法權益，營造線上線下公平統?的稅收環境，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

（一）平臺經濟的強流動性和高虛擬化特征

與傳統經濟形態不同，平臺經濟呈現出強流動性和高虛擬化特征，稅收監管缺乏有效信息，加之現行法律行政法規缺乏關于互聯網平臺企業涉稅信息報送的具體規定，稅務機關無法及時全面掌握相關涉稅信息，導致稅務機關難以全面獲取交易數據。例如，網絡主播、小微商家可能通過隱匿收入、虛構交易（如刷單）等方式逃避稅收，造成國家稅源流失，以網絡直播平臺為例，消費者“打賞”后，該筆費用經直播平臺、第三方經紀公司之手后，再最終支付到主播手上。其中各平臺所獲之“分紅”“管理費”以及主播到手的所得性質應如何界定? 付款方究竟為誰? 均呈現出與傳統經濟迥然不同的模式，也給稅務機關的具體識別工作帶來了困擾。

（二）平臺經濟導致所得的稅收性質不明晰

平臺經濟容易導致所得的稅收性質不明晰。以直播電商平臺為例，帶貨主播的收入來源一般有商品導購傭金、動態獎勵推廣費和平臺獎勵等多種名目。這些所得背后的經濟實質究竟為何，對征管部門是一大考驗。此外，長期以來各種主播類型層出不窮，導致稅務機關在對主播征稅時無法有效鑒別主播收入背后的經濟實質。近年來，部分平臺開始對主播開展分類管理，將主播分為“獨立主播、公會主播、簽約主播、個體工商戶主播”等類型，部分平臺為規避繳納社保和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義務，讓個體從業人員注冊成為個體工商戶，以合作合同關系替代了背后的勞動或勞務關系，進而將他們的所得按經營所得歸類，并利用個體工商戶的核定征收政策以適用較低的核定稅率。依據《個人所得稅法》原理，經營所得系指一類既包含資本利得也包含勞動報酬性質的所得，如傳統的個體工商戶從事商業、飲食業、服務業等所獲收益。顯然對大部分平臺從業人員的所得中并不包含資本利得的性質，但平臺出于稅收利益考量，同時為了提升在與個體從業人員談判中的薪資議價權，遂將其所得“包裝”為經營所得，是一種典型的“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避稅行為。

（三）平臺經濟加劇稅源與稅收的背離和失衡

平臺經濟的跨區域特性加劇了稅源與稅收的空間背離。例如，某頭部直播平臺總部位于北京，但其簽約的千名主播實際在杭州、成都等城市開展直播業務，用戶打賞、商品銷售等交易主要發生在主播所在地，然而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主要稅款卻隨總部注冊地向北京集中，導致杭州、成都等實際交易地僅能獲得少量地方附加稅費，優質稅源與本地經濟貢獻不匹配，形成“經營在本地、稅收歸總部”的分配失衡。

這種失衡傳導至地方政府層面，引發府際競爭。如某東部省份為吸引電商平臺區域總部入駐，推出“前三年稅收地方留存部分全額返還”政策，某平臺為享受優惠，將本應設在物流樞紐城市的區域中心遷至該省，導致物流成本增加12%卻仍能通過稅收返還獲利，這種“稅收洼地”使企業決策偏離經營效率最優原則，扭曲了市場對資源的配置功能，也削弱了稅收對經濟活動的中性調節作用。

（一）經典案例示范

（二）稅務稽查方式與流程分析

（三）案件稽查邏輯比較——以“三案例”為例

三起案件均以大數據分析為線索起點，但因違法手段不同，稽查邏輯各有側重：余洋案聚焦“收入分散與體外循環”，田小龍案聚焦“銷量與申報的真實性核驗”，金茜茜案聚焦“收入性質的合規界定”，共同體現了“數據穿透+證據閉環+法律適用”的稅務稽查核心邏輯。

但是從監管邏輯來看，如何實現對上述數據的全面、快速以及完整地獲取，也是擺在稅務部門面前的重要問題，這也是上述規定及公告出臺的基本背景。

（一）《互聯網平臺企業涉稅信息報送規定》和《互聯網平臺企業報送涉稅信息有關事項的公告》的重點內容分析

《規定》全文共14條，涉及報送義務、內容、時限、免予報送的情形內容，《報送涉稅信息公告》則主要從實操的角度對規定進行細化明確，具體內容如下：

《規定》和《報送涉稅信息公告》通過明確 “誰來報、報什么、怎么報、不報怎么辦”四個方面問題，構建了全鏈條涉稅信息報送體系。

主體范圍上，覆蓋境內外各類互聯網平臺，通過優先級規則解決多主體報送爭議；

報送內容上，區分基礎信息與動態收入信息，針對直播、聚合平臺等特殊場景增設專項報送要求，既保證監管全面性，又通過“境外非境內收入豁免”“小額交易暫不報”減輕了境外互聯網平臺企業負擔；

時間與方式上，首次報送與季度報送的明確劃分，配合電子稅務局，甚至數據接口直連等數字化渠道，提升了實操可行性和平臺企業涉稅信息透明度；

法律責任上，階梯式的行政處罰類型，從罰款到信用懲戒到責令停業整頓，具有強大威懾力，提高了平臺的合規義務。

綜上所述，新規定通過構建涉稅信息報送體系，實現了對平臺經濟稅收監管的精準化。這不僅為稅務機關提供了數據支撐，也為平臺企業提出了更高的合規要求，有助于營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稅收環境。新規通過“報送-核驗-共享”的閉環，有效解決了平臺經濟強流動性、高虛擬化所帶來的監管難題。例如，直播平臺需報送主播與MCN機構的關聯關系，這有助于識別收入轉移風險；境外平臺通過境內代理人報送數據，填補了跨境業務監管的空白。稅務機關通過涉稅數據的大數據分析，實現“以數治稅”。

（二）《互聯網平臺企業為平臺內從業人員辦理扣繳申報、代辦申報若干事項的公告》重點內容分析

《為平臺內從業人員辦理涉稅事項公告》則是另外一個與《規定》配套的公告，將主要的關注點轉移到了互聯網平臺企業為平臺內從業人員辦理扣繳申報、代辦申報若干事項，聚焦于從業人員從互聯網平臺獲取勞務報酬或服務收入等情形，著重體現了與《規定》的銜接，明確了稅收政策適用，減輕了辦稅負擔。

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兩部分：其一，優化了勞務報酬所得的個稅預扣預繳機制，允許采用累計預扣法預繳稅款，從業人員每月可扣除5000元費用，并依據3%～45%的七級累進預扣率計算稅款，這有效降低了從業人員的預繳稅款壓力。其二，進一步細化了增值稅及附加稅費代辦申報的規則，明確了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的條件，既減輕了從業人員辦稅負擔，又減少了互聯網平臺企業重復報送涉稅信息的情況。

該公告在《規定》和《報送涉稅信息公告》解決涉稅信息報送問題以外，解決了平臺內從業人員如何納稅、互聯網平臺企業自己如何納稅、如何協助從業人員納稅的問題。兩配套公告的側重點不同，但形成了合力，為平臺企業內部稅務合規管理，從業人員依法納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規定》及兩配套公告對互聯網平臺企業和相關從業者的雙重影響

1.對互聯網平臺企業的影響

涉稅信息報送對互聯網平臺企業而言，具有雙重影響，有其利好面，也有其弊端。

首先，涉稅信息報送規定能夠促進公平競爭，通過涉稅信息的及時報送有效遏制部分平臺內經營者通過隱匿收入、虛假申報等方式降低稅負成本，從而獲得不正當競爭優勢的情況，使市場競爭回歸到產品服務質量、創新能力和管理效率等本質因素上，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

其次，該規定還可規范互聯網平臺的經營行為，推動國家有關部門協同共治，促進對平臺內不當經營行為的及時有效監管，更及時地發現平臺“內卷式”競爭、虛假“刷單”騙取流量等不當經營行為，促進互聯網各類經營主體合規經營、有序競爭、健康發展。

再次，伴隨近些年數字資產發展和數據信息保護力度提升，規定的出臺無異于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升平臺數據治理能力。換言之，平臺企業需建立完善的信息核驗機制，涉及諸如身份認證、交易記錄保存、收入核算等多個環節的系統升級，為平臺企業提升數據治理能力提供契機，為商業決策提供更可靠的數據支持。

但是，對于互聯網平臺而言，其數據合規成本亦將隨之增加。依據《規定》及兩公告，平臺企業被詳細界定了在涉稅信息報送方面的法律責任，促使其依法履行報送職責，避免法律風險。該種情形意味著平臺企業需定期報送大量涉稅信息，雖然這一舉措在經濟上并未增加其納稅，但顯著提高了稅務合規管理成本，也增加了對平臺內經營者、從業人員的管理成本。企業需要投入更多資源用于數據收集、整理和報送工作。

大量稅務數據的處理也帶來了泄露等數據安全風險，一旦發生數據泄露，企業可能面臨民事賠償、行政處罰甚至刑事責任，這對企業的數據安全合規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更高的監管要求，也伴隨著相應的風險應對成本的增加。因此，互聯網平臺企業未來也將會產生更多專業的法律服務需求，特別是在稅務爭議解決、稅務合規管理、數據合規管理等重點領域。若平臺企業未按規定期限報送、提供涉稅信息，瞞報、謊報、漏報涉稅信息，或拒絕報送、提供涉稅信息，將面臨稅務機關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處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業整頓，并處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

2.對平臺內經營者和從業人員的影響

《規定》及兩公告營造了線上線下公平統一的稅收環境，促使平臺內經營者和從業人員依法履行納稅義務，避免因部分人偷逃稅造成的不公平競爭。涉稅信息報送的透明化，不僅可以規范經營者依法納稅，還會倒逼其停止刷單等行為，逐漸形成良好的營商環境和稅收環境。因此，網紅經濟中的從業者在公平的稅收起跑線上競爭的氛圍將逐漸形成，從而促進行業健康發展，使真正有才華、有創意的網紅主播脫穎而出，而不是依靠不正當手段獲利。

然而，《規定》的實施也增加了經營者的稅務合規風險。尤其對于MCN機構、網紅、直播服務機構等經營者，其稅務風險相對較高。（關于公眾人物稅務合規詳見筆者另一篇文章《從李雪琴案透視公眾人物稅務合規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例如，網絡主播收入來源多樣，包括商品導購傭金、動態獎勵推廣費和平臺獎勵等，這些收入的稅收性質較為復雜，容易出現稅務合規問題，必然產生稅務合規、稅務爭議解決等領域的專業法律服務需求此前一些網紅主播通過信息差隱匿收入偷逃稅，但《規定》實施后，平臺企業將常態化報送經營者和從業人員的身份信息、收入信息等數據，稅務部門也會通過分析比對直播產業鏈上下游主體的發票、申報數據等信息，鎖定隱匿收入問題。因此，網紅很難再通過信息差偷逃稅，稅賦將恢復到正常水平。此外，《規定》強調對納稅人合法權益的保護，未來可能產生的納稅人個人信息和商業秘密泄露等問題，也會催生稅務、行政、民商事爭議解決的專業法律服務需求。

（二）平臺經濟與網紅的稅務責任與應對策略

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浪潮下，平臺經濟與網紅經濟作為新興經濟形態，其涉稅問題的妥善處理對于稅收征管體系的完善以及經濟社會的有序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互聯網平臺企業涉稅信息報送規定》的出臺，為平臺企業與網紅群體在稅務合規方面提供了明確的規范指引。

1．遵循法規，筑牢稅務合規的基石

平臺企業和相關從業者均需深入理解并嚴格遵守相關稅務法規。平臺企業要構建系統化、精細化的稅務管理體系，強化內部稅務團隊建設，主動配合稅務機關，避免信息偏差或遲延引發的負面后果。網紅群體則需主動學習稅法知識，培養稅務合規意識，尋求專業機構或稅務顧問的助力，確保收入申報與稅務繳納合規。

2．優化信息治理，提升報送質量

平臺企業需精準界定報送主體，整合涉稅信息，利用電子化、自動化技術優化報送流程，建立嚴格內部審核機制。網紅群體也應積極配合平臺企業，確保自身涉稅信息的準確反饋，主動核對交易數據與收入信息，避免信息錯位引發的稅務風險。

3．協同監管，推動行業發展共治

平臺企業應與稅務機關建立常態化溝通機制，利用自身技術和數據優勢支持稅務征管，優化自身經營決策。網紅群體則需積極配合監管，如實提供涉稅資料，抵制不法行為，開展稅收法規科普宣傳，發揮公眾人物示范效應。

4．強化自律與協作，邁向卓越進階

平臺企業要將自律融入企業文化，構建稅務風險防控體系，定期自查自糾，拓展與同類型平臺的交流合作。網紅群體也需強化自律意識，規范自身經營行為，開展同行間的交流互動，共同營造健康的行業生態環境。

綜上，在《規定》和兩公告的指引下，平臺企業與網紅群體應積極踐行稅務合規責任，優化信息治理，融入協同監管體系，強化自律與協作，共同推動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

本文撰寫孫嘉浩、伍銳智、錢思涵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