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券糾紛案件處理的新風向、新思路、新亮點
作者：何海軍 李露露 2020-01-062019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邀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司法部、發改委、人民銀行、證監會等單位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法院審理債券糾紛相關案件座談會”，并對《全國法院審理債券糾紛案件座談會紀要》（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紀要》（征求意見稿）”）進行了討論?，F解讀如下：
新風向：“賣者盡責、買者自負”與“糾紛多元化解” “賣者盡責、買者自負”是指債券依法發行后，因發行人經營與收益的變化導致的投資風險，依法應當由投資人自行負責。但是，“買者自負”的前提是“賣者盡責”。對于債券欺詐發行、虛假陳述等案件，法院要立足《證券法》和相關監管規則，依法確定發行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以及增信機構、債券承銷機構、信用評級機構、資產評估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以及受托管理人或具有同等職責的機構等相關各方的權利、義務和責任，將責任承擔與與行為人的注意義務、注意能力和過錯程度相結合，將民事責任追究的損失填補與震懾違法兩個功能相結合，切實保護債券持有人、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簡而言之，投資風險自行承擔；若欺詐發行、虛假陳述，除發行人承擔責任，中介機構根據注意義務、注意能力、過錯程度承擔責任。 “糾紛多元化解”是指債券糾紛案件涉及的投資者人數眾多、發行和交易方式復雜，要充分發揮債券持有人會議的議事平臺作用，保障受托管理人和其他債券代表人能夠履行參與訴訟、債務重組、破產重整、和解、清算等債券持有人會議賦予的職責；要進一步加強與債券監管部門的溝通聯系和信息共享，建立、健全有機銜接、協調聯動、高效便民的債券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協調好訴訟、調解、委托調解、破產重整、和解、清算等多種司法救濟手段之間的關系，形成糾紛化解合力，構建債券糾紛排查預警機制，防止矛盾糾紛積累激化。充分尊重投資者的程序選擇權，靈活確定糾紛化解的方式、時間和地點，盡可能便利投資者，降低解決糾紛成本。簡而言之，發揮受托管理人和其他債券代表人的作用，多協商、多調解，防止群體事件和矛盾激化。 新思路：“確認受托管理人的訴訟主體資格”與“案件實施相對集中管轄” 會議認為，人民法院應承認債券受托管理人或者債券持有人會議推選的代表人的法律地位，充分保障受托管理人、訴訟代表人履行統一行使訴權的職能。對于債券違約合同糾紛案件，應當以債券受托管理人或者債券持有人會議推選的代表人集中起訴為原則，以債券持有人個別起訴為補充。 《紀要》（征求意見稿）第5條：債券發行人不能如約償付債券本息或者出現債券募集文件約定的違約事件時，受托管理人根據債券募集文件、債券受托管理協議或者債券持有人會議決議的授權，為全部或者部分債券持有人的利益以自己的名義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申請發行人重整、破產清算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受托管理人應當向人民法院提交符合債券募集文件、債券受托管理協議或者債券持有人會議規則的授權文件。 不謀而合，新修訂的《證券法》（2020年3月1日生效）第九十二條第三款，也將受托管理人訴訟主體資格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確認，解決了長確以來受托管理人在訴訟中身份尷尬的問題。但是，《紀要》（征求意見稿）中對異議債券持有人的權益保障規定不明。若債券持有人會議授權受托管理人代表部分無異議債券持有人行使權利，其他債券持有人自然可以另行單獨或共同提起訴訟；若債券持有人會議授權受托管理人代表所有債券持有人行使權利，部分異議債券持有人的訴權如何行使呢？尤其是中小投資人的利益如何保護？是否必須召開債券持有會議以受托管理人怠于履行職責為由作出自行主張權利的有效決議后，才有權行使訴權。 會議還認為，對債券糾紛案件實施相對集中管轄，有利于債券糾紛的及時、有序化解和裁判尺度的統一。在債券持有人、債券投資者自行提起訴訟的情況下，受訴法院也要選擇適當的共同訴訟方式，實現案件審理的集約化。 對于債券違約案件的管轄，受托管理人、債券持有人以發行人或者增信機構為被告提起的要求依約償付債券本息或履行增信義務的合同糾紛案件，由發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債券募集文件另有約定的，從其約定。 對于欺詐發行和虛假陳述案件的管轄，債券持有人、債券投資者以發行人、債券承銷機構等為被告提起的要求承擔欺詐發行、虛假陳述民事責任的侵權糾紛案件，由省、直轄市、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的市、計劃單列市和經濟特區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對于受托管理人、債券持有人申請發行人重整、破產清算的案件，以及發行人申請和解的破產案件，也由發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與破產法的規定基本一致。 總體而言，集中管轄節約了司法資源、統一了裁判尺度，但也留下了地方保護主義的口實，債券持有人的利益保護面臨不確定性。 新亮點：債券侵權糾紛處理前置條件取消 《紀要》（征求意見稿）第9條：債券持有人、債券投資者以自己受到欺詐發行、虛假陳述侵害為由，對欺詐發行、虛假陳述行為人提起的民事賠償訴訟，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受理。欺詐發行、虛假陳述行為人以債券持有人、債券投資者主張的欺詐發行、虛假陳述行為未經有關機關行政處罰或者生效刑事裁判文書認定為由請求不予受理或者駁回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該條明確了欺詐發行、虛假陳述案件的處理不應當以行政處罰或生效刑事裁判文書為前置條件，對2003年2月發布的《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中“投資人提起虛假陳述證券民事賠償訴訟，除提交行政處罰決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書以外……”相關條款進行了調整。盡管201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商事審判工作中的若干具體問題》第二條“根據立案登記司法解釋規定，因虛假陳述、內幕交易和市場操縱行為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立案受理時不再以監管部門的行政處罰和生效的刑事判決認定為前置條件”。但是，（2018）最高法民申252號案件中，最高院又確立了行政處罰前置的規定。該案中最高院認為：《證券市場虛假陳述民事賠償若干規定》已施行十幾年時間，較之制定該司法解釋時而言，目前證券市場等相關情況已發生一定變化，但該司法解釋目前仍然有效，在其未被廢止或修訂之前，原審法院繼續適用并無錯誤。據此，當事人在提起證券市場虛假陳述訴訟時，應當以有關機關的行政處罰決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書，證明證券虛假陳述事實的存在，此為當事人提起證券市場虛假陳述訴訟并為人民法院受理的前提條件。不符合上述前提條件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盡管歷經反復，但總算即將塵埃落定。 結語 債券市場的迅速發展，為服務實體經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但是，因發行人盲目擴張、經營不善導致的債務危機，以及欺詐發行、虛假陳述等違法違規行為，嚴重損害了投資人的合法權益?！都o要》（征求意見稿）從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的角度，擬出臺債券持有人權利保護的規定值得肯定，但是包括本文提及的受托管理人訴訟地位的確定、集中管轄等等，一定程度上存在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的沖突問題，能不能真正起到保護債券持有人的合法權益的作用仍需要實踐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