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新慈善法八大亮點
作者：王麗 2024-04-30自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慈善事業的重視是一以貫之的，其促進慈善事業發展的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一直保持連續性與穩定性。與此同時，近年來慈善事業在實踐發展中積累了新的經驗與教訓，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實踐中，顯現了對突發事件中的慈善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為適應時代進步和實際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時啟動慈善法修改程序，以回應社會的關切。此次慈善法修改，既保持促進慈善事業發展的原則不動搖，又根據實踐發展情況對相關法律制度作出修改完善，確保慈善立法和修法工作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并不斷與時俱進、完善發展，為新時代慈善事業發展提供堅實法治保障。
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表決通過關于修改慈善法的決定，新修改的慈善法將自2024年9月5日起施行（簡稱“新慈善法”）。筆者總結了新慈善法可歸納為31處修改，涵蓋八大核心亮點內容。
一、 首次將“募捐成本”納入法律
在新慈善法修改之前，與“募捐成本”概念接近的“籌資費用”早存在于民間非營利組織非會計制度中。根據《民間非營利組織非會計制度》第61條規定，“籌資費用”，是指民間非營利組織為籌集業務活動所需資金而發生的費用，它包括民間非營利組織為了獲得捐贈資產而發生的費用以及應當計入當期費用的借款費用、匯兌損失（減匯兌收益）等。民間非營利組織為了獲得捐贈資產而發生的費用包括舉辦募款活動費、準備、印刷和發放募款宣傳資料費以及其他與募款或者爭取捐贈資產有關的費用。
實踐中，公眾對募捐成本存在兩種極端認知誤區：第一種，公益就應當是免費的，不應該有成本；第二種，接受募捐活動就難免有成本，而且不能寒酸，但有時鋪張浪費從而無意中放大了募捐成本。新慈善法首次明確承認募捐活動確實是需要成本的，并且要以必要成本為限募集更多的慈善資源用于社會公益事業。新慈善法第13條、24條、61條明確增加了對“募捐成本”相關法律要求，具體內容：
1.明確慈善組織每年向辦理其登記的民政部門報送的年度工作報告和財務會計報告，內容應當包括募捐成本情況在內。
2.慈善組織的募捐成本遵行最必要原則，厲行節約，減少不必要的開支，充分、高效運用慈善財產。
3.公開募捐方案中應當包含募捐成本的內容。
4.募捐成本的標準由國務院民政部門會同財政、稅務等部門另行制定。
二、優化慈善組織認定，規范合作募捐
針對公開募捐亂象問題，新慈善法第22條、26條、27條，圍繞合作募捐條款進行完善，進一步加強合規要求：
1.優化慈善組織認定程序，降低申請公開募捐資格年限要求，進一步激發慈善組織活力。依法登記滿一年的慈善組織，可以向辦理其登記的民政部門申請公開募捐資格。
2. 明確了公募機構在合作募捐的職責邊界。不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組織或者個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與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合作，由該慈善組織開展公開募捐，合作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自行開展公開募捐。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應當對合作方進行評估，依法簽訂書面協議，在募捐方案中載明合作方的相關信息，并對合作方的相關行為進行指導和監督。
3. 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負責對合作募得的款物進行管理和會計核算，將全部收支納入其賬戶。
4. 明確了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平臺的職責邊界。通過互聯網開展公開募捐的，應當在國務院民政部門指定的公開募集服務平臺進行，并可以同時在其網站進行。國務院民政部門指定的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平臺，提供公開募捐信息展示、捐贈支付、捐贈財產使用情況查詢等服務；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為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提供服務，不得向其收費，不得在公開募捐信息頁面插入商業廣告和商業活動鏈接。
三、 規范慈善信托
新慈善法第46條、第61條、第88條、104條、106條對慈善信托內容進行了完善：
1.禁止指定利害關系人為慈善信托的受益人，不僅是委托人不得指定或者變相指定其利害關系人作為受益人。受托人確定受益人，應當堅持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不得指定或者變相指定受托人及其工作人員的利害關系人作為受益人。其修改的理論邏輯是慈善信托是慈善活動的其中一種方式，必需符合慈善目的，堅持公益性原則。
2. 慈善信托的年度支出和管理費用標準，將由國務院民政部門會同財政、稅務和金融監督管理等部門制定，填補了之前的法律空白。
3. 明確了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依法享受稅收優惠，稅收優惠政策“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財政、稅務部門會同民政部門依照稅收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制定”。這一規定明確了制定慈善稅收優惠政策的主責機關是財政、稅務部門而不是民政部門，實現了慈善法與稅收法律制度的分工和協調，有利于在職責明確的條件下促進部門協同，形成促進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合力期待出臺具體政策。
4. 明確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對慈善信托受托人納入管理范圍，建立并定期向社會公布受托人的信用記錄制度。
四、 增設應急慈善篇
新慈善法第八章“應急慈善”篇（第70條-74條）為新增內容，系統規范突發事件應對中的慈善活動：
1.明確了人民政府在應急慈善中要履行統一領導職責，當依法建立協調機制，明確專門機構、人員，提供需求信息，及時有序引導慈善組織、志愿者等社會力量開展募捐和救助活動。
2.鼓勵慈善組織、慈善行業組織建立應急機制，鼓勵慈善組織、志愿者等在政府協調引導下依法開展或者參與慈善活動。
3.應對重大突發事件開展公開募捐的，應當及時分配或者使用募得款物，并對募得款物的接收、分配和使用情況進行公開。
4.無法在應急公開募捐活動開始前辦理募捐方案備案的，允許在募捐活動開始后十日內補辦備案手續。
5.鄉級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和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應當為捐贈款物分配送達、信息統計等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五、多措并舉促進慈善事業發展
新慈善法第十章“促進措施”篇（第83條-102條）作了較多修改，主要體現四個方面：
1.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慈善事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制定促進慈善事業發展的政策和措施。各級政府要將慈善捐贈、志愿服務記錄等信息納入相關主體信用記錄，健全信用激勵機制；
2.完善有關優惠政策的規定。國家鼓勵、引導、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積極參與慈善事業。明確國家對慈善事業實施稅收優惠政策，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財政、稅務部門會同民政部門依照稅收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制定；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設立慈善信托開展慈善活動的，依法享受稅收優惠；國家對參與重大突發事件應對、參與重大國家戰略的慈善活動，實行特殊的優惠政策。
3.發展社區慈善。鼓勵社會力量積極參與慈善事業，鼓勵設立社區慈善組織，加強社區志愿者隊伍建設；鼓勵通過公益創投、孵化培育、人員培訓、項目指導等方式，為慈善組織提供資金支持和能力建設服務；鼓勵在慈善領域應用現代信息技術。
4.鼓勵開展慈善國際交流與合作。明確慈善組織接受境外慈善捐贈、與境外組織或者個人合作開展慈善活動的，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履行批準、備案程序。
六、增設法律責任
新慈善法第109條、110條、111條、112條、113條、114條、118條，對慈善組織及其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平臺、慈善信托的委托人和受托人的違法情形和責任后果分別作出新規：
1.增設了對慈善組織的處罰方式：警告、責令限期停止活動、沒收違法所得。
2.增設了對慈善組織的違法情形：指定或者變相指定捐贈人、慈善組織管理人員的利害關系人作為受益人的；因管理不善造成慈善財產重大損失的；募捐成本違反規定的。
3.增設了對慈善組織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處罰方式：情節嚴重的，禁止其一年至五年內擔任慈善組織的管理人員。
4.增設了對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平臺的處罰形式：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國務院民政部門撤銷其募捐服務的指定資格。。
5.將慈善信托的委托人納入處罰范圍。
七、規范個人求助行為
個人求助一直是飽受爭議的領域。近年來，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個人網絡求助現象不斷增多，相關網絡服務平臺在幫助大病患者籌集醫療費用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等機構發布的《個人大病求助互聯網平臺研究報告（2022）》顯示，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9月至2021年底，累計超過500萬人次大病患者通過個人大病求助互聯網服務平臺發布求助信息，超過20億人次通過大病求助平臺捐贈資金，籌款規模超過800億元。但也存在一些亂象，引發公眾質疑和負面輿情，對整個行業的公信力甚至慈善事業發展產生消極影響，各方面普遍認為亟需在法律中對相關活動作進一步規范。
此前民政部共指定了三批互聯網募捐信息平臺，總數已達30家。但是，這些經過民政部認定的募捐平臺并不對個人求助開放申請，而是為社會組織、公益基金會的公益項目籌款提供平臺。新慈善法第124條首次將個人求助的網絡服務平臺納入監管及責任追究體系：
1.規范個人求助行為，明確個人因疾病或者其他原因導致家庭經濟困難，向社會發布求助信息的，求助人和信息發布人應當對信息真實性負責，不得通過虛構事實等方式騙取救助。
2. 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應當經國務院民政部門指定，對求助信息真實性進行查驗，并及時、全面向社會公開相關信息。具體管理辦法由國務院民政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另行制定。
八、有關表述實現了慈善法與民法典的有機銜接
本次慈善法修改將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七條、第八十條第一款、第九十一條中的“其他組織”修改為“非法人組織”，實現了慈善法與民法典的有機銜接。
正如民政部新聞發言人答記者問：此次修改是對現行慈善法的部分修正，在全面梳理法律實施中的經驗和問題的基礎上，堅持填補弱項與鼓勵探索相協調，既注重“補白”，也適當“留白”。對反映強烈且具有基本共識的問題，補短板、強弱項，例如對個人求助問題，對求助人、信息發布人和平臺分別作出規定，明確基本制度，規范亂象；對缺乏實踐經驗、還需要繼續探索的問題，例如尚未實際開展的遺囑慈善信托，未作明確規定。未作規定，不是回避，而是為實踐探索留有余地，也為今后制定修改有關法律法規預留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