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代理人送達仲裁通知可能無效？
作者：劉炯 湯旻利 張易欣 2021-06-08在跨境交易中，當事人傾向于選擇國際仲裁的考量因素之一在于仲裁裁決的跨境執行力。然而，《紐約公約》第五條下羅列了數項可以拒絕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理由，其中的理由之一就是一方未能獲得適當通知，導致其未能指定仲裁員或未能申辯。可見，國際仲裁中的無效送達將直接導致裁決的執行力存在瑕疵。
實踐中，不少跨境交易的當事人雙方可能素未謀面，而僅通過郵件、聊天工具等磋商、達成交易。在此過程中，不少當事人之間也多有通過中間方代為聯絡的情況。在此類情況中，當事人一方可能僅與交易相對方的中間方聯系，并將該中間方視為交易相對方的代理人。爭議發生后，也存在一方當事人向該中間方發出仲裁通知的情形。由此導致的一個問題是此類送達是否能被認定為向交易相對方發出了有效的仲裁通知？
對于上述問題，不同法域可能存在不同的規定。基于筆者代理國際仲裁案件的過往經驗來看，不少法域認為仲裁文書是法律文書而非普通文書，一般需要送達至更高代理權限的人員方為有效送達。
中國法 我國多個法院傾向于認為若交易中的代理人并非當事人明確授權的有權接受法律文書的代理人，則不能代表當事人簽收仲裁文件。甚至有法院指出即使仲裁文書寄至當事人的律師處，若該律師僅為常法顧問而無簽收仲裁文書的權限，則向其送達也是無效的。 例如（2019）粵01民特1536號案件中，相關仲裁案件中的申請人與被申請人之間存在買賣房屋合同糾紛，雷某為仲裁被申請人在該合同下的委托代理人，為其處理案涉物業出售事宜。仲裁申請人在提起仲裁時，向仲裁機構提供了雷某的身份證地址，聯系電話為雷某的手機號碼，仲裁機構向此地址郵寄了仲裁文件，該快遞由雷某簽收，后仲裁被申請人并未參加仲裁程序。法院認為，雖然仲裁被申請人委托雷某辦理出售涉案房屋、提前還貸、涂銷抵押登記等手續，但未授權雷某作為其仲裁代理人。故雷某的簽收行為不能代表被申請人收到了仲裁機構的文件，由此導致被申請人在整個仲裁過程中從未收到過仲裁機構郵寄的任何文件，被申請人也未能在仲裁程序中行使其權利，可能影響裁決結果，故裁定該仲裁裁決違反法定程序，應予撤銷。 類似的案例還有（2019）魯10民特4號，該案中涉及多名仲裁被申請人，仲裁機構將仲裁文件分別郵寄時，均僅填寫了某一名仲裁被申請人的聯系電話，導致所有郵件均送達至該仲裁被申請人處并由其簽收，而其他仲裁被申請人均未參加庭審。法院認為：本案中，仲裁機構雖向多名仲裁被申請人郵寄送達仲裁文書，但郵件未被送至這些被申請人的住所地，而被某一被申請人簽收，現無證據證明其他被申請人本人收到了開庭的書面通知，故該仲裁裁決不符合法律規定，違反了法定程序，應予撤銷。 在（2013）臨商初字第114號中，仲裁機構將仲裁文書郵寄至某律師處，該律師為仲裁被申請人的常年法律顧問。法院認為，該律師不在仲裁被申請人辦公地點工作，在未得到仲裁被申請人授權的情況下，其無權代表前田公司簽收仲裁文書。該仲裁機構給未經特別授權的人的送達行為不合乎有效送達的要件，因此其送達程序存在違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該仲裁裁決應予撤銷。 英國法 英國法院一般也傾向性認為接受仲裁文書需要更高的代理權限。 在Glencore Agriculture BV v. Conqueror Holdings Ltd [2017] EWHC 2893 (COMM)一案中，申請人將仲裁通知發送給被申請人的一名初級職員。英國法院認為，該初級職員雖然一定程度參與了案涉交易（發送過3封相關郵件），但其僅為初級職員，其雇傭合同或工作檔案中無任何明示授權其可以簽收法律文書。而且，法院認為簽收法律文書、處理爭議糾紛需要“重大而獨特的責任”（“serious and distinct responsibility”），而基于該初級職員的初級職位及發送過3封與交易相關的郵件之事實，也不能推定其有默示的權限簽收法律文書。（[t]hat is not sufficient to give rise to the inference that he was cloaked with authority to assume the serious and distinct responsibility for accepting service of legal process. It cannot be said that he thereby impliedly had authority to handle any legal dispute arising out of the voyage, still less to accept service） 實務建議 在考慮是否有效送達時，首先要考慮合同下有無明確約定、仲裁規則的規定，以及相關準據法下的具體規定。合同約定及仲裁規則一般較易查閱及理解，而準據法的相關規定則相對可能更為復雜。 國際仲裁中可能涉及的準據法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約定的準據法、當事人雙方所在地的法律、仲裁地法、法院地法、執行地法等等（前述幾項法律也可能存在相互重合、交叉的關系）。 就送達而言，若無具體的合同約定或仲裁規則的規定，則在考慮準據法時最直接相關的往往是當事人所在地的法律。[1]就此類法律而言，發出仲裁通知的一方一般都熟悉自身所在地的法律，卻往往忽視了被送達方所在地的法律，由此導致的結果很可能是無效送達。 實踐中，為了避免由于不熟悉外國準據法而導致無效送達的情況，當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約定通訊聯絡人及聯絡方式，并明確此類通訊包括爭議解決等的法律文書。若遇到合同中沒有明確約定而又涉及到域外送達的情況，則應盡可能將相關文書同時送達至對方當事人的注冊地址、公司董事及高管，以及在過往業務往來中當事人雙方慣常使用的所有聯系人及地址。此類聯系人與地址中公司注冊地址、在冊登記的董事以及各類高管人員是更加穩妥的送達對象，此類信息一般可以通過查閱對方公司的注冊信息獲得，并在必要時可以尋求當地律師的專業法律意見。 [1]當然，在某些情況下，也需要考慮仲裁地法。比如，在Agarwal Corporation(s) Pte Ltd v Harmony Innovation Shipping Pte Ltd[2017] EWHC 3556 (Comm)一案中，當事人三方來自不同國家，仲裁地為英國。英國法院在考慮仲裁申請人A向被申請人B與C發出仲裁通知后，相關仲裁程序應合并為一個由A、B、C共同參與的仲裁案件，還是由A與B以及A與C參與的兩個仲裁案件這一問題時，即參照了仲裁地法英國1996年仲裁法（Arbitration Act 1996）的相關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