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AI基本法對中國AI法律體系建設的啟示
作者：毛衛飛 金昌華 2025-05-21近年來，人工智能技術迅速發展，正在深刻改變著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作為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的重要參與者，中國在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然而，伴隨著技術的快速發展，人工智能帶來的倫理、安全和社會影響等問題也日益凸顯。韓國科學技術信息通信部于2025年1月21日制定了《關于發展人工智能及建立信任基礎等基本法案》（以下簡稱“《韓國AI基本法》”），并于2026年1月22日開始實施。本文通過分析《韓國AI基本法》的主要內容和特點，闡述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和法規現狀和立法需求，力求推導出完善中國人工智能法律體系的建議。
一、《韓國AI基本法》的主要內容及特點
作為全球第二部人工智能法律，《韓國AI基本法》的出臺源于多方面因素的推動。首先，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帶來了諸多新的法律和倫理問題，亟需通過立法加以規范。其次，韓國政府認識到人工智能對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性，希望通過立法為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提供制度保障。最后，國際社會對人工智能治理的關注度不斷提高，韓國也希望通過立法提升其在該領域的國際話語權。《韓國AI基本法》共6章43條組成，分別為總則、為人工智能健康發展及建立信賴基礎的推進體系、人工智能技術的開發及產業培育、人工智能倫理及信賴性確保、附則和罰則。
首先、《韓國AI基本法》的總則主要規定了人工智能相關的用語的定義和適用范圍。《韓國AI基本法》第二條通過定義將人工智能分為“高影響人工智能”和“生成型人工智能”。 “高影響人工智能”是指可能對人的生命、安全及基本權利產生重大影響或可能帶來風險的人工智能系統；“生成型人工智能” 是指通過模仿輸入數據的結構和特性，生成文字、聲音、圖像、視頻及其他多種成果的人工智能系統。立法者亦通過人工智能對社會的影響程度的深淺將人工智能劃分為“高影響人工智能”和“生成型人工智能”，又對高影響人工智能給予了更嚴格的檢查制度，如第31條人工智能透明性義務規定、第31條事前告知義務、第33條事前審查義務、第34條高影響人工智能相關企業責任、第35條人工智能影響評估以及第3條解釋要求權。
《韓國AI基本法》還定義了“人工智能產業”，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或人工智能技術開發、制造、生產或分銷產品，或提供相關服務的產業。“人工智能經營者”是指經營與人工智能產業相關業務的法人、團體、個人和國家機關等，包括人工智能開發經營者和人工智能利用經營者。
《韓國AI基本法》明確規定，即使在境外實施的行為，如果對國內市場或利用者有影響的，亦適用《韓國AI基本法》。但是《韓國AI基本法》不適用于總統規定的以國防或國家安全為目的開發利用的人工智能。
其次、《韓國AI基本法》對人工智能的健康發展做了明確的分工，要求韓國的科學技術通信部長官協調其他部門及地方政府每3年樹立振興人工智能技術及人工智能產業的基本計劃，并經國家人工智能委員會的審議、決策后制定、變更和實施。《韓國AI基本法》規定了審議及決策發展人工智能和建立信賴基礎的推進體系的國家人工智能委員會的組成及職能，該委員會由包括1名委員長，1名副委員長在內的45名委員組成，委員會的職責是審議并表決以下各項事項。
(1) 基本計劃的制定、變更及實施的檢查、分析的相關事項；
(2) 關于人工智能等政策的相關事項；
(3) 制定人工智能等相關研究開發戰略的相關事項；
(4) 關于制定人工智能等投資戰略的事項；
(5) 關于發掘及改善阻礙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和競爭力的規制的事項；
(6) 人工智能數據中心（是指《智能信息化基本法》第40條第1款規定的數據中心。下同）等基礎設施擴充方案的相關事項；
(7) 促進制造業、服務業等產業部門及公共部門的人工智能應用的相關事項；
(8) 人工智能國際規范制定等人工智能相關國際合作的相關事項；
(9) 第2款規定的建議或意見表明的相關事項；
(10) 高影響人工智能規律的相關事項；
(11) 高影響人工智能相關的社會變化趨勢和政策應對的相關事項；
(12) 《韓國AI基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為委員會審議事項的事項；
(13) 其他委員會委員長認為有必要提交委員會會議的事項。
第三、韓國政府為培育人工智能技術和產業在《韓國AI基本法》中明確韓國政府提供支援的業務范圍，包括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發、調查、產學合作、技術的商用化等。同時，韓國政府為人工智能技術、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等方面研究和制定標準。通過支援和制定標準，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發、改善制度體系、確保人才、激活創業、促進人工智能與其他產業的融合、促進國際合作及進軍海外市場。該等國際合作將鼓勵韓國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在人工智能領域開展合作，包括技術交流、標準制定和倫理研究等。這種開放的態度有助于韓國融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提升其在該領域的影響力。
韓國政府鼓勵從事人工智能等相關研究及業務者，為促進人工智能的開發和利用、人工智能產業及人工智能技術的振興、人工智能等的教育、宣傳等，根據總統令規定，經科學技術信息通信部長官批準，設立韓國人工智能振興協會。通過該等協會執行以下各項工作：
1）促進與推廣人工智能技術、人工智能產品或人工智能服務的使用；2）人工智能等的現狀及相關統計調查；3）為人工智能經營者設立、運營共同使用設施，以及為培養專業人才進行教育等；4）支持人工智能經營者及人工智能相關專業人才進軍海外；5）為開發、利用安全可靠的人工智能進行教育及宣傳；6）《韓國AI基本法》或者其他規定的協會接受委托的業務；7）根據章程的規定，其他作為達成協會設立目的所必需的業務。
第四、《韓國AI基本法》為建立能夠信賴的人工智能倫理采取了國家制定原則，民間自治監督的方式。韓國總統可以通過行政命令制定和發布人工智能的倫理原則，由科學技術信息通信部長官進行宣傳并教育人工智能相關人員。同時，為人工智能相關人員遵守倫理原則，專門設立民間自律人工智能倫理委員會。《韓國AI基本法》規定了多方共治的格局，企業在面對高影響型AI應當盡到實現事前告知義務和事前審查義務。政府、企業和個人在人工智能發展中應分別承擔相應的具體責任，如政府負責制定政策和提供支持，企業要確保產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個人則需合理使用人工智能技術。這種明確的責任劃分有助于形成多方共治的格局，促進人工智能的健康發展。
綜上所述，《韓國AI基本法》通過設立多層次的監管部門，制定相關政策和支援法案促進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和人才的培訓及國際合作與交流。《韓國AI基本法》一方面鼓勵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發和應用，為創新提供寬松的環境；另一方面也強調要遵守倫理準則，保護個人隱私和數據安全。這種國家、企業、民間自律協會多方共治倫理規范的格局，有助于在推動技術進步的同時，防范可能帶來的社會風險。
二、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和法規現狀及立法需求
近期，人工智能公司DeepSeek的迅猛發展引發廣泛關注，其強大的算法能力和廣泛的應用場景，在帶來巨大機遇的同時，也暴露出潛在風險。DeepSeek，豆包，kimi等人工智能的大火，如同一面鏡子，折射出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法律規制的缺失。目前，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立法工作已取得一定進展。如清華大學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長申衛星提及，“從國內來看，人工智能相關頂層法律層面呈現了“1+3”的模式。其中，“1”指《民法典》，《民法典》第四編人格權編里，第六章隱私與個人信息保護，確立了人工智能發展的基礎。其后《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三駕馬車”也初步奠定了人工智能發展的基礎，但是就人工智能規制來說，針對性仍有差距”。從部門規章的角度來看，國家網信辦聯合相關部委已經出臺了一批針對人工智能行業的規章制度，包括《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2022年3月1日實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2023年8月15日實施）《互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2023年1月10日實施）《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內容標識辦法》（2025年9月1日實施）等。此外，針對人工智能行業的多項標準、指南或其征求意見稿也陸續發布，針對安全評估、內容標識、數據訓練安全、應急響應等等亟待監管的領域提出細化規則。但總體來看，中國在法律層面尚缺乏一部專門針對人工智能行業的上位法律，現有部門規章、標準或指引也較為分散，缺乏系統性和前瞻性。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全面的人工智能基本法。與此同時，人工智能法的立法需求也出于如下考慮：首先，人工智能強大的數據處理能力引發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的擔憂。其算法依賴于海量數據的訓練和優化，如何確保數據收集、存儲、使用的合法合規，如何防止數據泄露和濫用，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需要法律明確數據安全責任，規范數據收集和使用行為，加強對個人隱私的保護。
其次，人工智能算法存在潛在的偏見和歧視風險。其算法可能基于訓練數據中的偏見，導致人工智能無法給用戶提供完全公平的結果，例如在招聘、貸款等場景中歧視特定群體。這亟需法律明確算法公平性原則，建立算法審查和問責機制，防止算法濫用，保障公民合法權益。
此外，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也帶來就業沖擊和社會倫理挑戰。人工智能的自動化能力可能導致部分崗位被替代，加劇社會就業壓力。同時，人工智能的決策機制缺乏透明度，可能引發公眾對算法決策的信任危機。需要法律引導人工智能健康發展，促進人機協作，保障勞動者權益，并建立人工智能倫理規范，引導技術向善。
我們注意到，根據國務院辦公廳2024年5月6日印發的《國務院2024年度立法工作計劃》通知，人工智能法草案預備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中國人工智能法也有望在近年正式出臺。
三、《韓國AI基本法》對中國AI法律體系建設的啟示
1.構建國家層面的協同治理體系
韓國由科學技術信息通信部作為主管機關，通過設立國家人工智能委員會等國家機構，強化了政府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統籌協調能力，并通過設立民間自律人工智能倫理委員會促使企業、法人等一同參與人工智能倫理原則的執行。中國在人工智能立法中也可以借鑒這一經驗，建立專門的國家層面協調機構，負責制定和監督人工智能政策的實施。這種協同治理體系能夠有效整合資源，避免政策碎片化，同時促進跨部門合作，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的健康發展。
2. 平衡技術創新與倫理安全
《韓國AI基本法》在促進技術創新的同時，也高度重視倫理和安全問題。中國在人工智能立法中也應注重這種平衡，既要鼓勵人工智能技術的創新和應用，又要確保其發展符合倫理和法律規范。例如，可以借鑒韓國對高風險人工智能的分類管理方法，明確不同風險等級的人工智能系統的監管要求。
3. 推動公共與私人部門的合作
《韓國AI基本法》強調了公共與私人部門之間的緊密合作，以促進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應用和產業化。中國可以借鑒這一思路，通過立法明確政府在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中的責任，同時鼓勵企業參與研發和應用，形成政府與企業協同發展的良好局面。
4. 明確法律責任與監管機制
《韓國AI基本法》明確了人工智能開發者和使用者的法律責任，并引入了罰款等罰則。中國在立法中也應明確相關主體的法律責任，建立健全的監管機制，確保人工智能技術的合法合規使用。此外，可以借鑒韓國的經驗，設立專門的監管機構，負責監督人工智能技術的開發和應用。
5. 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
韓國在制定《韓國AI基本法》過程中，積極借鑒了歐盟等國際先進經驗。中國在人工智能立法中也應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提升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話語權。同時，可以通過國際合作，學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避免重復其他國家在人工智能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四、 結論
《韓國AI基本法》為完善中國人工智能法律體系提供了重要啟示。中國可結合自身國情，制定全面的人工智能法律框架，平衡創新與倫理的關系，明確各方責任，加強國際合作。通過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規體系，中國不僅能夠促進人工智能產業的健康發展，還能夠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