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東知情權訴訟“攔路虎”之（七）——公司材料滅失或者篡改
作者：虞正春 曹光富 2025-06-26在公司治理中，股東知情權是法律賦予股東的重要權利，也是保障中小股東權益的基石。然而，當股東試圖通過訴訟行使這一權利時，卻可能遭遇公司“材料滅失”或“記錄篡改”的阻礙——賬簿不全、文件遺失、財務數據“技術性調整”等等。這些往往成為股東維權路上的隱形高墻。當公司內部控制失靈或存在惡意隱瞞時，股東如何穿透迷霧，捍衛自己的知情權？司法實踐中又如何認定“材料滅失”的正當性？本文將從典型案例切入，剖析股東知情權訴訟中的這一常見困境，并為中小股東提供實務應對策略。
一、“材料滅失”能否對抗股東知情權的行使
實踐中，面對股東的知情權行權請求，部分公司以財務資料滅失為由拒絕，由此引發爭議。從法律層面看，公司單純以財務資料滅失作為抗辯理由，并不當然免除其配合股東行使知情權的義務。
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通常要求公司證明資料滅失的客觀性及不可歸責性，例如因自然災害、意外事件等不可抗力導致滅失。若公司未能提供合理說明及相應證據證明，或存在故意銷毀、隱匿財務資料的行為，則可能被認定為惡意阻礙股東行使權利，法院可推定股東主張成立，甚至判令公司承擔賠償責任。
典型案例1
江西某某置業有限公司與許某輝股東知情權糾紛
（2024）贛07民終114號
置業公司負有妥善編制并保管公司財務資料，依法提供給公司股東查閱、復制的義務，某某置業公司對其所提出的其公司停止經營十幾年，會計賬簿等資料因辦公室失竊、泡水等原因已滅失等上訴理由，因其未提供相關證據予以證明，應承擔對己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對該上訴主張本院不予采納。
此外，財務資料滅失的抗辯效力還需結合公司管理義務進行判斷。根據《會計法》相關規定，公司負有妥善保管財務資料的法定責任，若因管理不善導致資料滅失，公司不僅可能面臨行政處罰，還需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司法實踐中，部分法院認為，公司因自身過錯導致財務資料滅失，不能以此對抗股東的正當查閱請求，否則將變相縱容公司逃避監管。然而，若公司能夠證明已盡合理保管義務，且資料滅失確屬無法避免，法院可能酌情減輕其責任，但仍需通過其他方式（如補充審計、提供替代性資料）保障股東知情權。
典型案例2
陳某云訴射陽縣某汽車駕駛員培訓有限公司股東知情權糾紛
（2024）蘇09民終1652號
會計賬簿、會計報告滅失不屬于公司可以拒絕股東行使知情權的法定事由，即使公司會計賬簿、會計報告滅失，公司也仍負有重新制作、恢復的法定義務。
公司不能因為自身保管財務資料不善的過錯行為，免除配合股東行使知情權的責任，相應的不利后果也應當由該公司以及具體的責任人承擔。
總體而言，公司以財務資料滅失對抗股東知情權的主張能否成立，關鍵在于滅失原因的可歸責性及公司是否履行了必要的補救義務，司法審查傾向于平衡股東權益與公司正常經營秩序，防止權利濫用。
通常來說，股東知情權的抗辯事由限于股東具有不正當目的的法定事由。公司財務資料丟失或者滅失不能對抗股東行使知情權，即使財務資料滅失，公司也負有重新制作、恢復的法定義務。
二、面對材料“滅失”或“被篡改”，股東如何尋求救濟
途徑一：能否強制搜查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55條，法院搜查權的啟動需嚴格滿足雙重實質要件：其一，被執行人（公司）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需有證據證明其明知義務而惡意規避）；其二，客觀上實施了隱匿財產等妨礙執行的行為，如轉移賬冊、銷毀財務記錄等。
股東若以“資料不全”申請搜查，須舉證公司系統性隱匿關鍵資料（如財務憑證、交易記錄）導致無法執行，且該行為與拒不履行義務存在直接因果關系。若僅以“懷疑”或資料瑕疵為由，缺乏充分證據鏈證明上述要件，法院將難以支持搜查申請。股東應優先通過審計、舉證妨礙制度等途徑補強證據，否則可能因要件不足被駁回。
典型案例3
陳立峰、廣東神鷹塑料集團有限公司其他案由執行異議執行裁定書
（2022）粵1973執異472號
在（2022）粵1973執641號案件執行過程中，某公司以未制作為由，未能提供部分董事會會議決議、監事會會議決議；以已遺失為由，未能提供2014年6月前的會計賬簿供異議人查閱。由于異議人在訴訟過程中未申請財產保全，某公司在訴訟過程中也未對前述未制作、已遺失的資料進行陳述說明，導致（2020）粵1973民初9618號及（2021）粵19民終10159號案件裁判結果未能進一步明確可查閱、復制資料的詳細范圍。
現某公司有關部分董事會會議決議、監事會會議決議未制作，2014年6月前的會計賬簿已遺失的主張是否真實，執行程序不能查證屬實，不排除某公司確實未制作、已遺失相關資料導致提供不能的可能，也不排除某公司將相關資料藏匿不提供，變相剝奪異議人知情權的可能，在此情形下追究某公司其他法律責任或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均并不妥當。
在上述案件執行中，法院認為現有能夠采取的措施已經采取后，仍不能確定某公司存在故意隱匿董事會會議決議、監事會會議決議及2014年6月前的會計賬簿的行為，以不具備執行條件終結（2022）粵1973執641號案件有關董事會會議決議、監事會會議決議以及2014年6月前的會計賬簿的執行程序并無不當。
途徑二：能否司法鑒定
確保公司向異議人提供真實的會計賬簿及憑證，是執行生效判決的核心義務。法院負有監督職責，須核實所提交財務資料的真實性與完整性。若公司提供虛假或篡改后的材料，不僅會架空股東知情權的訴訟價值，還將導致生效裁判淪為形式，嚴重損害司法權威。因此，司法機關必須嚴格審查公司履行義務的情況，避免股東知情權因資料失真而形同虛設，切實維護判決的執行效力與法律尊嚴。
股東若懷疑公司資料虛假并申請司法鑒定，需依據《民事訴訟法》關于司法鑒定的規定（第79條到第82條），并提供初步證據證明存在鑒定必要性，以避免濫用訴權。
具體要求如下：
初步證據標準：股東需提交能合理懷疑資料造假的線索（如財務數據矛盾、交易記錄異常或第三方舉報等），而非主觀臆測。
關聯性與必要性：證據應與爭議資料直接相關，且鑒定結果可能影響股東權益（如資產估值、分紅權等）。
法院將審查證據的初步證明力及鑒定必要性，若證據不足，可能駁回申請。此舉平衡了股東維權與防止司法資源浪費的需求。
典型案例4
陳立峰、廣東神鷹塑料集團有限公司其他案由執行異議執行裁定書
（2022）粵1973執異472號
在案件執行過程中，法院認為，異議人以某公司提供的會計賬簿、會計憑證虛假為由，要求進行司法鑒定，因異議人無初步證據證明會計賬簿、會計憑證存在虛假的情形，因此，對會計賬簿、會計憑證的真假進行司法鑒定亦無必要，異議人在本案件中的司法鑒定要求未被準許并無不妥。在該案的后續執行過程中，如異議人確有證據證明會計賬簿、會計憑證不真實，可再申請相關的司法鑒定。
三、面對材料“滅失”或“被篡改”相關責任人員可能承擔怎樣的責任
對于股東而言，如在執行階段，公司以財務資料丟失或滅失為由拒不提供相應資料，直接責任人員將可能涉嫌隱匿、故意毀損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罪或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承擔刑事責任，股東可以此角度作為切入點維護自身權益。
（一）刑事責任：董事、高管可能構成犯罪
根據《刑法》及相關判例，公司拒不提供財務資料可能涉及兩類刑事責任：
隱匿、故意銷毀會計憑證罪（《刑法》第162條之一）。如（2018）川18刑終25號案中，陳某因銷毀賬簿被定罪；若公司拒絕股東知情權請求導致材料滅失，直接責任人員可能構成本罪。
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刑法》第313條）。如（2021）魯0683刑初309號案，孫某A因拒不履行法院判決向股東公開賬簿獲刑。此外，公司還可能被列入失信名單，如（2020）湘0702執2607號之一。
（二）民事賠償：董事、高管個人責任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四）》第12條，董事、高管未依法制作或保存公司文件（如新《公司法》第57條、第110條規定的賬簿、決議等），導致股東知情權受損的，股東可直接起訴其承擔賠償責任。該條款明確了責任主體：董事、高管作為公司義務的實際履行者，若存在過錯（如故意銷毀或重大過失），需對股東損失擔責。
該條規定從內容上看十分明確，公司作為股東知情權的相對義務方，其義務主要是由董事、高管來履行的。如果董事、高管妨礙股東知情權的行使并給股東造成損失，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由此也可以引申出股東知情權糾紛法律適用的另一個問題，即董事、高管也可以作為股東知情權糾紛的被告，股東可以直接請求法院判決其承擔賠償責任。
面對材料滅失或篡改，股東應綜合運用刑事報案與民事訴訟手段：一方面通過刑事責任施壓使公司配合，另一方面追究董事、高管的民事賠償，以全面維護知情權。法律對股東知情權的多層保護，體現了平衡公司正常經營秩序與股東合法權益的立法意圖。
結語
股東知情權是公司治理的基石，但當遭遇公司“材料滅失”或“篡改”的阻撓時，股東并非束手無策。無論是申請法院強制搜查、啟動司法鑒定，還是追究相關方的民事或刑事責任，法律都提供了充分的救濟路徑。作為投資者，既要積極行使權利，也要善于運用法律武器，讓“消失的賬本”無所遁形。對于企業而言，規范財務管理和信息披露，不僅是合規經營的要求，更是對股東信任的尊重。唯有透明，方能長遠；唯有誠信，方能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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