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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國際社會之中，地緣政治呈現出日益緊張且復雜多變的態勢。與此同時，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活動持續擴展，其面臨的各類政治性風險以及法律合規風險亦隨之顯著上升。隨著全球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劇，中國投資者在東道國遭遇政府征收、政策變動、歧視性或不公平待遇等風險的可能性也不斷增大。當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產生投資爭端時，傳統的商事仲裁與法院訴訟的爭議解決方式存在明顯的局限性。一方面，東道國司法機構可能缺乏必要的獨立性，難以保障裁判結果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一般商事仲裁因其管轄權限與適用規則的制約，往往無力有效審理涉及國家主權行為的投資爭議。相比之下，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作為一項專門處理此類爭端的法律機制，能夠為跨國投資爭議提供更為專業且有效的解決途徑。

2021年3月26日，位于倫敦的仲裁庭作出了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裁決。在該仲裁裁決中，中國企業中山富誠工業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山富誠”）勝訴尼日利亞聯邦共和國，并獲得近7000萬美元的賠償（以下簡稱“中山富誠案”）。這起案件不僅創下了中國企業對非洲投資仲裁勝訴的先例，更成為中國企業運用ISDS機制維護其海外權益的里程碑式案例。這一案例生動展示了ISDS機制正日益成為保護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權益的重要法律盾牌。

一般而言，海外投資者在面臨東道國的不公平待遇時，通常可采取兩條路徑：一是訴諸東道國司法系統，二是尋求母國的外交保護。前者在法治環境落后的國家容易陷入“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的泥潭；而后者則高度政治化，很容易將商事糾紛升級為國家間的對抗，不僅進程緩慢，而且結果很難預料。

ISDS機制的出現，標志著國際投資爭議解決方式的一場革命。其核心在于，通過多邊或雙邊國際投資條約，賦予私人投資者作為國際法意義上的準主體地位，使其能夠繞過東道國國內法院，直接依據多邊或雙邊國際投資條約對主權國家提起國際投資仲裁。

具體而言，ISDS機制是一個由多重元素構成的精密維權網絡:

1. 法律基礎：投資條約中的權利清單

ISDS機制的權利源泉是多邊或雙邊國際投資條約，這些條約如同一份份預設的“權利清單”，為投資者提供了在東道國進行投資的待遇標準。常見的投資者權利包括：

（1）最惠國待遇：不低于任何第三方投資者享有的待遇。

（2）國民待遇：不低于本國投資者享有的待遇。

（3）公平公正待遇：保護投資者基于東道國穩定法律環境而產生的“合理期待”，政府朝令夕改、程序正義缺失等都可能構成違反此項義務。

（4）禁止非法征收與充分補償：不僅禁止包括直接沒收財產的“直接征收”，還包括禁止通過監管措施使投資價值大幅貶損的“間接征收”或“管制性征收”。

（5）保護與安全：要求東道國對投資者提供治安層面的基本保障。

多邊或雙邊國際投資條約中除了約定明確的“權利清單”，還會約定投資者與國家間爭端解決的條款，這就是激活這份權利清單的“開關”。因此，企業出海投資前的國際投資條約審查，是風險防控的第一步，也是最為關鍵的一步。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統計數據，全球范圍內的雙邊投資協定數量為2849份，現行有效的雙邊投資協定數量為2227份；全球范圍內包含投資保護條款的其他國際協定數量為495份，現行有效的包含投資保護條款的其他國際協定數量為408份[1]。

就中國而言，中國（除港澳臺地區外）已與全球130多個國家簽訂了148份雙邊投資協定，現行有效的雙邊投資協定數量為109份；包含投資保護條款的其他國際協定數量為32份，現行有效的包含投資保護條款的其他國際協定數量為30份[2]。此外，中國倡導的全球首個多邊投資協定《促進發展的投資便利化協定》也得到了世貿組織成員國的廣泛支持[3]。這些雙邊、多邊投資協定共同構建了中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的投資保護網絡。

2.  仲裁平臺：中立的國際仲裁庭

ISDS機制下的國際投資仲裁主要分為兩種模式：常設機構仲裁模式和臨時仲裁模式。兩者的核心區別在于是否有一個常設機構為仲裁程序提供行政管理和服務。

（1）常設機構仲裁

常設機構仲裁的特點在于有管理機構負責案件的日常行政管理，包括收取費用、安排聽證會場地、提供法庭記錄員、翻譯等。此外，機構能夠提供被廣泛認可的成熟的仲裁規則，程序規范且可預測性強。另外，如果當事人無法共同指定仲裁員或一方怠于指定仲裁員，常設機構有權代為指定，確保仲裁程序順利推進。

ICSID（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是依據《關于解決各國和其他國家的國民之間的投資爭端的公約》（以下簡稱“《華盛頓公約》”）成立的，世界銀行集團下屬的專門處理投資者-國家爭端的常設仲裁機構，其締約國包括中國在內的158個國家[4]。ICSID仲裁的優勢在于，其仲裁裁決享有獨特的“自動執行”效力，即其仲裁裁決在締約國境內具有與該國國內法院終審判決相同的法律效力，可以在任何締約國直接得到承認和執行。因此，ICSID也被稱為國際投資仲裁的“最高法院”。

除ICSID外，ICC（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SCC（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HKIAC（香港國際仲裁中心）、SIAC（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等傳統商事仲裁機構也在逐漸受理國際投資仲裁案件。SCC以其優越的中立性，在涉及東道國與投資者的爭端中非常受歡迎，而HKIAC和SIAC作為亞太地區重要的仲裁機構，其影響力也在日益增強。

（2） 臨時仲裁

臨時仲裁不依賴于任何常設機構的管理，由當事方自行選擇其解決爭端所依據的仲裁程序規則、仲裁員名單和選任方式等仲裁事項，仲裁庭自行對仲裁程序進行管理。

臨時仲裁最常采用的是《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以下簡稱“UNCITRAL規則”）。UNCITRAL（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是聯合國大會的附屬機構，其核心職能是通過制定國際公約和示范法，為各國提供立法參考，以減少國際貿易中的法律障礙[5]。就國際投資仲裁而言，UNCITRAL本身不是一個仲裁機構，它只提供一套中立的、設計精良的程序規則模板，供當事人采用。

在臨時仲裁中，如果一方當事人未能在規定時間內指定仲裁員，另一方可以請求某個機構（如常設仲裁院、ICSID秘書長、HKIAC等）代為指定。

由于無需向常設機構支付管理費，理論上臨時仲裁的費用更低。對于相對簡單、程序可控的案件，臨時仲裁是降低成本的好選擇。在中山富誠案中，中山富誠選擇的就是依據UNCITRAL規則進行的臨時仲裁，仲裁地為倫敦，并由常設仲裁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PCA）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登記服務。

3. 裁決執行：維權的最終保障

ISDS機制下的國際投資仲裁裁決所具有的終局效力與強制執行力，構成了其法律威懾力的根本基礎。如敗訴東道國未能主動履行其在仲裁裁決項下的義務，勝訴投資者有權依據相應的國際公約啟動強制執行程序。具體而言，勝訴投資者可以依據《華盛頓公約》（針對ICSID仲裁裁決）或《紐約公約》向東道國位于其他締約國境內的財產所在地有管轄權的法院提出承認與執行仲裁裁決的申請。相關法院將依據本國執行相關法律法規對東道國在該締約國境內的銀行賬戶資金、船舶資產、海外經營收益以及不動產等各類具有經濟價值的財產權益采取扣押、查封、凍結、拍賣等措施。正是通過這一覆蓋全球多數國家的國際執行協作網絡，ISDS機制下的仲裁裁決得以避免淪為缺乏實際約束力的“一紙空文”，進而轉化為具備實際執行能力的有效法律武器。在中山富誠案中，中山富誠在獲得勝訴裁決后，向包括但不限于英國、美國、法國等《紐約公約》締約國的法院申請了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并成功在英國扣押了屬于尼日利亞政府的不動產、在法國扣押了尼日利亞總統專機，以此為籌碼與尼日利亞政府進行談判并成功和解。

ISDS機制是專門用于解決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投資爭端的法律機制。在當前中國企業加速海外投資的背景下，該機制所帶來的重要價值日益顯現。中山富誠案的實踐表明，即便面對具有明顯優勢地位的國家主體，投資者依然可以利用ISDS機制，通過熟練運用國際投資仲裁規則，有效地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投資環境，法律的功能不僅體現為被動的防御工具，更應作為主動出擊的維權武器。中國企業應當在出海過程中構建系統化的投資保護體系，切實做到“提高風險意識、加強預防措施、善用法律工具”，以切實保障海外資產的安全與投資回報的可持續性。ISDS機制下的國際投資仲裁這一以往看似遙不可及的法律程序，如今正逐步轉型為中國企業出海經營的重要法律保障，為其全球業務的平穩拓展提供持續的法律支撐。

下期預告：出海中國企業如何懲治東道國的“收割”惡行？（二）：中國企業VS外國政府之中山富誠案勝局詳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