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慈善信托的幾種模式
作者：王麗 2022-11-23慈善信托作為與慈善捐贈并行的兩大慈善途徑之一，對促進第三次分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根據中國慈善聯合會慈善信托委員會統計，截至2021年12月31日，我國慈善信托備案單數累計達到773單，備案財產規模為39.68億元。其中，2016年22單，規模2.67億元；2017年45單，規模5.89億元；2018年87單，規模11.63億元；2019年126單，規模9.19億元；2020年266單，規模4.36億元；2021年227單，規模5.95億元。如果按存續規模計算，我國慈善信托的存續財產規模已經突破100億元大關。據魯冠球三農扶志基金官網2021年2月22日消息，經資產評估，以2020年6月末為基準日，魯冠球三農扶志基金慈善信托全部資產達141.79億元（備案規模為6億元）。2016-2021年，我國共有62家信托公司設立了慈善信托，占全國68家信托公司總數的91.18%；有66家基金會成為慈善信托的受托人或共同受托人，其中2021年有46家慈善組織第一次參與設立慈善信托。
一、慈善信托的法律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簡稱《信托法》）于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六章“公益信托”共計十五條?！吨腥A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簡稱《慈善法》）于2016年9月施行，《慈善法》第一次從法律上對慈善信托進行完整定義，其中第五章“慈善信托”共計七條，與《信托法》共同構成了慈善信托業務開展的法律依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7年7月10日頒發的銀監發〔2017〕37號《慈善信托管理辦法》進一步對慈善信托的設立、備案和管理作出了詳細具體的規定。
二、慈善信托的誤區
社會公眾對慈善信托的認識存在偏差，有人錯誤地把慈善信托等同于慈善捐贈，或者將慈善信托視為慈善捐贈的競爭對手，甚至錯誤地認為慈善信托是金融產品。當受托人為信托公司時，由于其具有金融牌照，具有更多管理資產的手段和工具，確實在慈善財產的保值增值方面要比慈善組織更勝一籌。但不能據此認為設立慈善信托目的是財產保值增值，更不能認為慈善信托是慈善財產保值增值的工具。準確地說，慈善信托是人們參與公益事業的一種途徑和方式，其核心要義是慈善信托財產的本金和收益要全部用于慈善公益事業。
三、慈善信托的幾種模式
模式A 委托人：客戶 受托人：信托公司 慈善組織作為執行方、顧問，可有可無。
模式B 委托人：客戶 受托人：慈善組織 信托公司作為慈善組織的第三方理財機構或者投資顧問，可有可無。
模式C 委托人：客戶 共同受托人：信托公司（主受托人）、慈善組織（次受托人）
模式D 捐贈人：客戶 受贈人：慈善組織 委托人：慈善組織 受托人：信托公司
具體分析特點： (一) 模式A、B、C的法律關系都是單一的信托關系，模式D的法律關系是捐贈+信托關系。筆者認為在慈善領域關于稅收的所有法律規定中，都是關于慈善捐贈的規定，沒有任何一部法律對于慈善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如何開具票據的問題作出規定。所以，筆者認為無論受托人是信托公司還是慈善組織都不應開出捐贈票據。嚴格來說，除了模式D中基于捐贈法律關系慈善組織可以向捐贈人開出捐贈票據以外，其他模式A、B、C都不能開出捐贈票據。但是實操中，目前部分民政部門基于實質重于形式的穿透原則，允許慈善組織直接向實際出資人開出捐贈票據。 杭州市民政局曾于2022年頒布《關于通過慈善信托方式開展公益性捐贈有關票據處理試點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見稿)規定：“信托公司不屬于公益性社會組織，尚不具備公益事業捐贈票據開立資格。為鼓勵慈善事業及慈善信托的發展，解決慈善信托委托人（即捐贈人，下同）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問題，允許慈善信托受托人在將信托財產用于慈善捐贈活動時，經委托人和受托人協商一致后，由接受捐贈的公益性社會組織、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等國家機關直接向委托人開具公益事業捐贈票據，受托人可以經委托人簽字或蓋章的票據復印件作為記賬憑證?！钡?，前述規定至今也尚未生效。 (二) 模式A的劣勢在于慈善組織向委托人開具捐贈票據合法性存疑問題，導致一些慈善組織并不太愿意選擇這種合作方式。模式A的優勢有三個：第一，可以在銀行開立“慈善信托資金專戶”（簡稱“信托專戶”），從而使得信托財產具有獨立性；第二，引入慈善組織作為執行方有較強的慈善項目實施能力；第三，由慈善組織向委托人開具捐贈票據（盡管筆者上述分析認為并不合法，但實踐中有此操作）。模式A資金流轉有兩種方式：第一，從信托專戶劃撥至慈善組織遴選的資助對象，資金并未經過慈善組織的賬戶，所以慈善組織無法開具捐贈票據。第二，從信托專戶劃撥至慈善組織的賬戶，再由慈善組織劃撥給遴選的資助對象，慈善組織向慈善信托的委托人開具捐贈票據。 (三) 模式B的劣勢在于無法在銀行開出信托專戶，從而使得信托財產不具有獨立性。模式B的優勢在于慈善組織能夠向委托人開出捐贈票據（盡管筆者認為合法性有待商榷），并且慈善組織是從事慈善事業最重要的組織，理應是慈善信托最天然的人選，但是在慈善信托實務中，模式B的案例卻極為少見，甚至在某些城市，比如上海，民政部門根本不接受慈善組織作為單一受托人的慈善信托備案，理由就是不能開出信托專戶。盡管筆者認為慈善組織設立慈善信托并不需要經過民政部門的批準，依據《慈善法》第45條規定，沒有備案的慈善信托至多不享受稅收優惠，但是不影響該單慈善信托的法律效力，況且即使備案亦沒有明確的稅收優惠政策。2016年12月設立的“北京市企業家環保基金會2016阿拉善SEE公益金融班環保慈善信托”、2017年2月設立的“海南省弘毅1號-社區養老公益組織扶持慈善信托”都是采用模式B。筆者認為，模式B比較接近于基金會的專項基金，某些地區的慈善基金會除了銀行的基本戶以外還可以為專項基金開立普通戶，其實即使不能開立專項基金的普通戶，在基金會的內部會計記賬完全可以采用獨立核算，?？顚Ｓ茫詫崿F專項基金慈善財產的分別管理，產生與慈善信托財產相似的獨立性效果。當然，專項基金不具有信托財產的破產隔離功能，可是相比信托公司來說，基金會的破產概率似乎更低一些。專項基金的劣勢在于基于《慈善法》對慈善組織的年度慈善活動費用和管理費作出法律規定，所以慈善組織通常對專項基金的年度慈善活動費用和管理費亦作出相應規定以保持基金會的整體運營符合《慈善法》的規定。相對而言，慈善信托合同設計靈活，可以更好地貼切實現委托人的意愿。 (四) 模式C的優勢在于：第一，慈善組織能夠向委托人開出捐贈票據（盡管筆者認為合法性有待商榷），信托公司可以在銀行開出信托專戶。第二，慈善組織的慈善項目實施能力和信托公司的資產管理能力相結合。第三，兩家受托人相互監督，協同履責。模式C需要在信托文件中就兩位受托人的權利、義務、議事方式、責任邊界作出明確具體約定，以避免出現相互扯皮和分歧導致信托管理失責和僵局現象。 (五) 模式D是捐贈+信托，由捐贈人將善款捐贈給慈善組織，再由慈善組織作為委托人將資金劃撥給受托人信托公司開立的信托專戶。由慈善組織名正言順地向捐贈人開具捐贈票據，完全符合法律規定。有兩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第一，模式D中慈善組織應當如何處理將善款劃撥給信托公司這個環節的會計記賬問題，能否作為慈善活動支出？筆者理解，如果慈善組織記賬科目歸屬為慈善活動支出，那么信托公司必須將信托財產用于公益活動支出，否則如果在信托結束后本金和增值部分再回到慈善組織，該慈善信托則無異于商業信托，那就不應該稱之為慈善信托。第二，作為委托人的慈善組織還能否作為慈善信托的執行方？如果作為執行方，那受益人就可能是委托人的資助對象，這不禁讓人思考繞了一圈設立慈善信托的意義又何在？似乎除了能夠開立信托專戶以外并無其他實質性優勢。如果不作為執行方，慈善組織又如何監督善款的使用？以及對于善款交給其他執行方如何作出合理的解釋？
四、慈善信托的展望
《慈善法》頒布實施之后，慈善信托一度發展勢頭很猛，進入2019年開始出現乏力現象。其中阻礙慈善信托發展的重要因素是慈善信托的稅收優惠政策沒有出臺，信托財產登記制度尚未建立。我國的社會財富形態將以企業股權為主，包括上市公司股權和非上市公司股權。如果讓股權參與第三次分配，既不影響企業的運營發展，又有利于促進共同富裕，這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我們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