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撒和上帝分得清嗎？出走的李嘉誠與割裂的商業邏輯
作者：吳衛明 2015-09-22超人李嘉誠無疑是近期人氣最旺的富豪，也因為處置中國資產成為爭議的焦點。事件的起因源于一篇廣為流傳的文章《別讓李嘉誠跑了》，大意是李嘉誠的發家是依靠香港與大陸發展的歷史機遇以及社會、政府給予的特殊優惠，而李氏對于社會的回饋卻與巨額財富不相稱。此文既出，反響強烈，甚至在微信朋友圈中被連續刷屏。此后，挺李的網友寫出了《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李嘉誠的辯護說：“我不會跑，也跑不了》一文，以此為李嘉誠辯護。該文以正常商業邏輯闡述李嘉誠的離開，并認為不應給商業附加過多的其他因素。并認為，不該將李嘉誠妖魔化。支持前一種觀點的民眾，更多的對李氏財富的來源與合理性存有一定質疑，認為李氏的離開缺乏道義。而支持后者的民眾，則認為李氏的商業成功就是單純的商業，不應該對商人附加過多的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不應用民粹主義對待李氏。
可以看到，無論哪一種觀點，都獲得了相當數量的民眾支持，這是社會多元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們逐漸學會通過辯論解決社會分歧的一種方式。吳衛明博士認為，李嘉誠作為一個商人，不應該被施加過多的道義負擔。批評李嘉誠的聲音究竟是不是應該歸入民粹主義浮渣泛濫？或者李嘉誠的財富本身是否值得懷疑？或者我們面臨一個被割裂的商業邏輯的重新塑造？這才是李嘉誠事件值得深思的。
一、上帝和凱撒
“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這句話的背景是，基督教傳教早期世俗政權責難耶穌的一個問題：如何處理宗教與世俗政權的關系。耶穌的回答是：“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因為當時巴勒斯坦地區的最高當局是羅馬帝國，愷撒是羅馬帝國皇帝的統稱。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上帝管信仰，國家政權管世俗秩序，互不干預。
偉大的耶穌確實有先賢智慧，這句話也堪稱警句。凱撒干預了上帝的領域，就會有對宗教的迫害和囚禁，如同羅馬帝國的執政官絞死了耶穌，帝國在長達數百年時間里鎮壓和迫害基督教徒那樣。上帝干預了凱撒的領地，同樣也會有災難產生。如同教廷統治歐洲，宗教裁判盛行，十字軍不斷征伐異教徒的宗教戰爭那樣。西方世界的文藝復興和民主變革，依然是遵循著耶穌的訓誡。讓“上帝的回歸上帝，凱撒的回歸凱撒。
吳衛明博士認為：這句格言的實質就是，任何社會領域都要遵循自己的規則，不能隨意僭越，更不能割裂其內在的邏輯，否則將會帶來秩序的失衡和公義的喪失。商業領域內，企業家要遵循社會公平、平等交換、互利互惠的原則；政府管理領域內，官員不應過多介入商業社會，更不應該為依靠“政商模式”的發財者提供便利。
二、上帝和凱撒分得清嗎？
正如上面所述，如果上帝和凱撒各司其職，每個人各得其所，那將是多么其樂融融的美好景象。然而，在現實商業社會中，在有些商業環境下，兩者卻常常以某種方式混淆在一起。尤其在一個相對威權的社會中，某一只手常常不自覺進入另一只手的袖管。
改革開放以來，計劃經濟逐漸淡出，然而地方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權力卻沒有隨之淡出，在土地出讓、礦產開發等領域，地方政府擁有巨大的權力。而這兩個領域恰恰被無數商界人士所垂涎。如果按照上帝與凱撒的分工，如何讓商人公平、合理取得土地，如何讓土地的原住民和其他社會公眾從土地出售資金中獲益，大概是地方政府首要的職責。然而，我們所看到的實際情況卻有差異，土地出讓中，權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土地開發權的獲取。
李超人在中國大陸獲得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他的戰略眼光和執行能力，但另一方面，是否也在這樣一場土地開發洪流中得到了超越正常邊際的利潤呢？
前一段時間，網上有關于李嘉誠所控制土地超時未開發，坐等土地升值的傳聞。如果這種傳聞屬實，從商業上說，這是商人的必然邏輯，沒有什么不正常的。然而，從法律角度說，按照中國的法律，《土地出讓合同》約定、規定的動工開發日期滿一年未動工開發的國有建設用地視為閑置土地，對于閑置未動工開發滿兩年的土地，政府有權無償收回土地使用權。那么，李超人旗下公司閑置的土地有嗎？超時被收回了嗎？這個問題值得思考。如果確有閑置土地，是不是侵蝕了公眾利益？
如果上帝和凱撒分不清，就不要用這個旗號來為自己辯護，否則上帝也會不安。
三、如何對待李嘉誠
上帝與凱撒既然無法分清，就無須假裝清高。政商邏輯是一些威權社會中客觀存在的邏輯，它割裂了正常的商業邏輯，讓商業走形，也讓商業利益和社會利益失衡。然而，這是社會的客觀環境，在這個大環境下，有些商人順勢而為獲取了巨額利潤，責任并不能歸咎于這些商人。如今，社會規則在改良，原有政商邏輯的基礎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李嘉誠或者其他商人選擇對自己最為有利的路徑，將資產變現，獲利了結，本也無可厚非。
但是，尊重這些商人的經濟利益，不代表民眾沒有資格對其進行道義上的評價，或許民眾所批駁的只是隱藏在這種利益背后的政商邏輯。畢竟，在土地問題上，社會各階層利益存在著較大的失衡。同時，道義評價也不代表任何社會的整體導向，李超人利用了現有規則，賺取了巨額利潤，社會應該寬容他得到的利益，并且依照法律進行保護。但寬容和保護，不等于拿一個先賢的諺語來壓低民眾的智商和壓抑民眾評判的權利。
吳衛明博士認為：不能把民眾對于李嘉誠的質疑與民粹主義泛濫劃等號，更不能把這種質疑與社會環境惡化、商業環境惡化等同。對于很多跨國公司與國內的民營企業而言，也許更為公開透明的商業環境恰恰更具有吸引力，也更能激發這些企業在中國的投資熱情。
寬容是我們社會進步的表現，是一種尊重已有經濟利益的文明表達；但是，批判是我們追求更合理商業邏輯與追求更平衡社會利益的訴求。
如果借助李嘉誠事件的討論，能夠讓我們的商業邏輯更加合理，彌合原來被割裂的邏輯，平衡社會各階層利益，那么，這種討論本身是一件好事。
吳衛明博士認為：上帝與凱撒本應各自管轄，如果權力之手介入經濟生活過深，就可能培育“政商”，割裂原有的商業邏輯，從而讓社會利益失衡。李嘉誠只是普通商人，只是這個特定歷史時期的過客，該走便走。只要我們有更清明的商業環境，相信更多的、能夠普澤民眾的商界巨頭會源源不斷的在這片土地上涌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