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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類商業(yè)秘密刑事案件在司法實踐中在不同階段存在以下不同困局，首先是“立案難”：由于技術信息類的商業(yè)秘密侵權行為具有高度的隱秘性，侵權方盜取、使用商業(yè)秘密的行為通常發(fā)生于權利人或侵權方的企業(yè)內部，權利人往往無法獲得直接證據，進而導致在向公安報案后，刑事案件因無法達到立案標準而被退回。其次是“辯護難”：一旦商業(yè)秘密刑事案件成功立案，從實踐來看，面臨困局的一方將從權利人變成犯罪嫌疑人，由于商業(yè)秘密案件偵查階段的特殊性，公安機關傾向于拒絕向辯護人透露案情，使得在偵查階段對犯罪嫌疑人的辯護難以開展，存在“以捕代偵”、“一押到底”的問題。最后，該類案件還存在“查明難”的問題：鑒于技術類商業(yè)秘密本身高度復雜，在偵查階段公安機關很難對技術事實進行查明，導致案件移至檢察院往往多次退偵、在案件進入審判階段，法官借助技術調查官制度以及專家輔助人制度查明的案件事實往往與前期對案件事實的認定結果大相徑庭。

對于上述技術類商業(yè)秘密刑事案件的困局，筆者所在團隊曾在2019年撰文評述解決該困局的設想為在該類案件的偵查階段設置聽證程序，由犯罪嫌疑人、辯護人、權利人、鑒定機構等多方充分發(fā)表意見，幫助公安機關明確案件事實、減少案件爭議，既降低對犯罪嫌疑人不合理、不必要羈押的概率，同時也有助于公安機關放寬對這類案件的立案標準、起到充分保護權利人利益的作用。但是，該制度設想的實現也有賴于我國刑訴法體系的整體發(fā)展、尤其是對于羈押審查方式的訴訟化、司法化改革。

檢察機關以聽證方式公開審查案件是保障司法公證、提升司法公信的重要方式，但是多年的司法實踐也反映出我國檢察聽證制度存在缺乏統(tǒng)一規(guī)范、適用案件范圍偏窄、適用率較低、聽證員作用發(fā)揮有限等問題。在過去幾年，檢察機關逐步推動審查案件聽證的改革，發(fā)布相關工作規(guī)定，但是其對于組織開展聽證的案件類型和聽證程序的規(guī)定未有具體明確的規(guī)定，對于刑事案件的審查羈押的聽證程序也并未有專門的規(guī)定。為深化履行法律監(jiān)督職責，最高檢于2021年頒布《人民檢察院羈押聽證辦法》（以下簡稱“《羈押聽證辦法》”），將聽證程序正式引入檢察院羈押審查程序中，對于依法規(guī)范羈押聽證、加強羈押措施審查具有重要的作用。

《羈押聽證辦法》第二條規(guī)定“羈押聽證是指人民檢察院辦理審查逮捕、審查延長偵查羈押期限、羈押必要性審查案件，以組織召開聽證會的形式，就是否決定逮捕、是否批準延長偵查羈押期限、是否繼續(xù)羈押聽取各方意見的案件審查活動”。對于符合條件可以進行羈押聽證的情形規(guī)定在辦法第三條，分為六項情形，其中第一至四項分別為需要核實評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會危險性的、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涉及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等領域、犯罪嫌疑人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的；第五項規(guī)定“羈押必要性審查案件在事實認定、法律適用、案件處理等方面存在較大爭議的”，可以進行羈押聽證；第六項為兜底條款，規(guī)定“其它有必要聽證審查的”事項。筆者認為，該《羈押聽證辦法》將筆者團隊對于在技術類商業(yè)秘密刑事案件偵查階段開展聽證的設想的落地提供了可能的途徑，該類型案件可以適用《羈押聽證辦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五項（對于事實認定、法律適用、案件處理存在爭議）、第六項（兜底條款）開展羈押聽證。

（一）技術類案件商業(yè)秘密刑事案件事實認定常存爭議

技術類商業(yè)秘密刑事案件的偵查階段，偵查人員往往會對于犯罪嫌疑人采取羈押的方式偵查案情，而由于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導致對于技術類商業(yè)秘密案件在偵查階段的事實查明常存在爭議，易于導致錯誤羈押、不必要羈押的情形，因此可以適用《羈押聽證辦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五項開展羈押聽證：

（1）商業(yè)秘密的權利邊界常存爭議。商業(yè)秘密具有非公開性，這使得其權利的保護范圍與邊界是模糊而不確定的。在技術類商業(yè)秘密刑事案件立案偵查階段，商業(yè)秘密的權利人為了能夠最大程度地主張權利，往往在較大的范圍內主張其商業(yè)秘密。但是在實踐中，由于商業(yè)秘密范圍的確定涉及技術問題，偵查人員較難確定構成商業(yè)秘密的技術信息的范圍，而司法機關最后認定的商業(yè)秘密的保護范圍通常遠遠小于權利人主張的對技術信息的保護范圍。因此在偵查階段，需要開展聽證，解決在該階段對于商業(yè)秘密范圍存疑的問題。

（2）商業(yè)秘密案件的技術判斷常存爭議。首先，對于權利人主張的技術信息是否符合秘密性也即非公知性的問題，是判斷其是否構成商業(yè)秘密的要點之一，這類問題涉及對權利人主張的技術信息和公開的技術信息的進行技術對比的問題，涉及復雜的技術判斷。其次，侵犯商業(yè)秘密罪如要成立，技術的同一性比對問題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技術的同一性比對，指將權利人的商業(yè)秘密和犯罪嫌疑人不正當獲取、披露、使用的商業(yè)秘密進行比對，評判其是否構成實質性相似的問題。該問題同樣涉及復雜的技術判斷，在偵查階段往往無法得出較為客觀的事實判斷。因此有必要開展聽證程序辨明技術問題。

（3）犯罪嫌疑人存在多角度直接抗辯。商業(yè)秘密不具有排他性，可以與其它權利共存，因此犯罪嫌疑人只要證明其獲取、披露、適用的商業(yè)秘密具有合法來源，即不構成對于權利人商業(yè)秘密的侵犯。例如，該技術是屬于自行研發(fā)獲得、通過反向工程獲得等。這類直接抗辯的理由是否成立，對于案件處理的判斷具有很大影響。但是提出這類抗辯理由，需要建立在對商業(yè)秘密范圍明確的基礎上，因此也有賴于開展聽證程序確定商業(yè)秘密的范圍以針對性地提出抗辯意見。

（二）技術類商業(yè)秘密案件開展聽證程序的階段

從辦法具體的條款解讀，第三條第一款第五項對于“事實認定、法律適用、案件處理方面存在較大爭議”而展開聽證的，是針對“羈押必要性審查案件”而言。而根據《人民檢察院辦理羈押必要性審查案件規(guī)定（試行）》，羈押必要性審查是指對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無繼續(xù)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對不需要繼續(xù)羈押的，建議辦案機關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的監(jiān)督活動。因此該款是適用于已經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決定是否有繼續(xù)羈押必要性的階段開展聽證，但并未明確對于是否決定逮捕階段是否可開展聽證。對此，筆者認為，對于解決技術類商業(yè)秘密案件的困局，建議在審查逮捕、審查延長偵查羈押期限、審查羈押必要性等多個環(huán)節(jié)均設有組織羈押聽證的渠道，即從審查逮捕階段開始就有權申請開展羈押聽證，《羈押聽證辦法》第三條第一款第六項的兜底條款為這類案件在審查逮捕階段就適用聽證程序提供了可能的途徑。

如前所述的原因，技術類商業(yè)秘密刑事案件易于在偵查階段發(fā)生事實認定存在偏差甚至錯誤的情況，導致犯罪嫌疑人被錯誤羈押，這通常會對犯罪嫌疑人及其所在單位造成巨大的打擊甚至導致破產，這種損害結果往往是不可挽回的。而正是由于存在這樣的風險，公安機關對于技術類的商業(yè)秘密案件傾向于采用較高的立案標準而導致“立案難”的問題。而如能在審查逮捕階段組織聽證，通過聽證的方式查明案件事實，既能解決對犯罪嫌疑人“辯護難”的問題，又能減少錯誤羈押的概率，從而一定程度放寬這類案件立案的標準，有助于解決權利人“立案難”的問題。

《羈押聽證辦法》對于羈押聽證程序做了大致規(guī)定，第四條規(guī)定“經審查符合本辦法第三條規(guī)定的羈押審查案件，經檢察長批準，可以組織羈押聽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者辯護人申請羈押聽證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及時作出決定并告知申請人?！睂τ诹b押聽證的流程程序，在辦法第九條進行了規(guī)定，要求在審查的過程中明確聽證審查重點，由偵查人員、犯罪嫌疑人和辯護人圍繞著聽證審查的重點問題發(fā)表意見并出示相關證據材料、社會人士可以作為聽證員參與聽證。對于《羈押聽證辦法》規(guī)定的程序，結合技術類商業(yè)秘密刑事案件的特點，筆者對于辦法規(guī)定的羈押聽證開展有如下評述和建議：

（一）羈押聽證申請：建議賦予對不予開展聽證程序決定的復議權

《羈押聽證辦法》第四條規(guī)定“經審查符合本辦法第三條規(guī)定的羈押審查案件，經檢察長批準，可以組織羈押聽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者辯護人申請羈押聽證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及時作出決定并告知申請人”，由此可見，羈押聽證的開展可以由檢察院組織，也可以由犯罪嫌疑人等申請進行羈押聽證，但是最終的決定權仍在檢察院。

該羈押聽證的組織本質上取決于檢察官的自由裁量權，容易導致犯罪嫌疑人、辯護人申請羈押聽證的權利被架空，不利于羈押聽證程序的廣泛適用。對于技術類商業(yè)秘密刑事案件，由于該案件類型特有的復雜性，在該類型案件中建議廣泛地推廣適用羈押審查聽證，但如果檢察官對于是否開展羈押聽證有絕對的自由裁量權，可能使得該程序的設置流于形式。對此可類比美國的審前聽證程序，屬于法定的必經程序，當事人選擇后必須開展聽證。但是考慮到整個刑訴法的體系，如對各類型案件都進行羈押聽證，也將不必要地占用司法資源。由此筆者建議采用折衷的方式，如犯罪嫌疑人、辯護人等申請羈押聽證程序未被支持，則應當以行政決定方式作出，并賦予當事人復議的權利，以一定程度上限制檢察官的自由裁量權、保障當事人的權利。

（二）羈押聽證開展：建議就商業(yè)秘密核心問題發(fā)表意見出示證據

《羈押聽證辦法》第九條規(guī)定了聽證開展的程序：在明確聽證審查的重點程序后，由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分別發(fā)表意見、出示證據材料，檢察官可以向相關人員發(fā)問，經主持人許可，偵查人員、辯護人可以向犯罪嫌疑人等相關人員發(fā)問等。在技術類商業(yè)秘密案件中，辯護人能夠知悉偵查人員的意見及證據材料尤為重要，是其能夠針對性地發(fā)表辯護意見的前提。對于破除這類型案件辯護人無從獲取案卷材料的“辯護難”問題提供了一個解決途徑。偵查人員以及辯護人在聽證會上應當圍繞著商業(yè)秘密的權利范圍及是否構成商業(yè)秘密、是否具有技術同一性、是否具有合理來源抗辯這幾個核心問題進行證據出示和發(fā)表意見。

（1）商業(yè)秘密的范圍和是否構成商業(yè)秘密是這類案件在聽證中需要首先明確的核心問題，對該基礎性的問題如果無法查明事實，其它問題更是無從談起。偵查人員在這個環(huán)節(jié)應當明確說明構成商業(yè)秘密的技術信息內容，具體論述該技術內容符合商業(yè)秘密非公知性、保密性構成要件的觀點。在此基礎上，犯罪嫌疑人及辯護人才能夠針對明確的技術信息的范圍提出其不符合商業(yè)秘密構成要件等抗辯意見。

（2）在明確商業(yè)秘密具體內容的基礎上，雙方在聽證會上應當進一步對于技術的同一性問題發(fā)表意見和出示證據，由偵查人員和辯護人對于犯罪嫌疑人不正當獲取、使用、披露的技術信息與權利人主張的商業(yè)秘密是否構成實質性相似發(fā)表意見。偵查人員應向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出示同一性的鑒定報告、或者是技術比對文件。雙方逐一對于技術對比問題發(fā)表意見。

（3） 對于合理來源的抗辯有賴于對前述兩個問題的事實查明。明確商業(yè)秘密的技術信息范圍后，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可以提供對該具體技術信息是否有自主研發(fā)等合法來源抗辯的意見及證據。其抗辯的合法來源的證據也應當是出示具體顯示技術信息的材料，并與權利人主張的商業(yè)秘密進行比對。

對以上三個問題的查明都直接關系到侵犯商業(yè)秘密罪是否成立、犯罪嫌疑人是否應當羈押的問題，同時這三個問題也是高度復雜的，這也是為什么這類型案件需要展開羈押聽證的原因。而在這過程中，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能夠知悉偵查人員的意見、獲悉對應的證據材料，尤其是對于商業(yè)秘密的權利范圍及其是否符合構成要件，則是發(fā)表抗辯意見、進而通過雙方的辯論明確上述三個問題的前提。

但是，由于技術類商業(yè)秘密案件的復雜性，對于上述三個問題，通常需要進行技術比對、法律分析后提出相應建議，如果僅僅在單次的聽證程序中獲悉偵查人員的意見及證據材料，對于犯罪嫌疑人和辯護人來說恐難以較快地發(fā)表有效的抗辯意見。對此，筆者認為在現有的羈押聽證程序基礎上，對于技術類的商業(yè)秘密案件，如果通過開展一次聽證，在事實認定、法律適用方面仍存在爭議的，可以開展多次羈押聽證，對案件事實和羈押必要性予以深入的審查。

（三）羈押聽證模式：建議以“對抗式”模式開展聽證

根據《羈押聽證辦法》第九條規(guī)定的聽證程序，羈押聽證主要采取的模式如下：在檢察官的主持下，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辯護人發(fā)表意見出示相關證據材料，由檢察官向各方進行發(fā)問以確定審查的重點問題?！读b押聽證辦法》全文多次提起“聽取意見”、“發(fā)表意見”、“發(fā)問”等詞匯，這種聽證模式強調聽證的主持人主持聽取各方意見后做出審查決定，在學理界稱之為“合議式”聽證模式。與此相對，存在“對抗式”的聽證模式，即在前者的基礎上，吸納控辯元素、突出言詞辯論，其突出裁判者的消極中立地位，使得控辯雙方可就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進行充分辯論。筆者認為，技術類的商業(yè)秘密案件的羈押聽證程序，應當以“對抗式”的聽證模式開展。

根據現有的《羈押聽證辦法》，羈押聽證程序設置有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分別發(fā)表意見、出示證據材料的程序，《羈押聽證辦法》至始至終未出現“質證”、“辯論”或其同義詞，因此現有的羈押聽證的展開中對于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的對抗式的辯論和質證環(huán)節(jié)是缺乏的。但是，如前所述的技術類商業(yè)秘密案件的復雜特點，僅僅依賴于檢察官在聽證會上的主導主持發(fā)問恐難以對復雜的該類型案件進行查明。對于權利人主張的技術信息是否構成商業(yè)秘密、商業(yè)秘密的范圍、是否有合法來源、技術是否具有同一性的問題，具有高度的復雜性，有賴于雙方在知悉對方的意見和證據材料后，進行多輪的辯論、質證，以辨明案件的事實情況、進行正確的法律適用。因此，筆者建議對于技術類的商業(yè)秘密案件的羈押聽證程序，需要引入“對抗式”的聽證程序，增加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及辯護人的辯論、質證環(huán)節(jié)，方能有助于案件事實的查明。

總之，對于技術類商業(yè)秘密刑事案件在實踐中存在著“立案難”、“辯護難”、“查明難”的困局，對于犯罪嫌疑人不必要羈押的情況也多有發(fā)生。筆者認為解決該困局的關鍵在于在案件偵查階段組織開展羈押聽證，而《羈押聽證辦法》的出臺即對于在技術類商業(yè)秘密刑事案件中開展羈押聽證提供了可能的途徑，建議適用該辦法在偵查階段組織開展聽證，對于商業(yè)秘密的權利范圍、是否滿足構成要件、技術比對問題、合理來源抗辯問題進行深入審查，幫助偵查機關查明案件事實，能夠很大程度減少不必要羈押的情況發(fā)生，既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又能一定程度有利于放寬立案標準，有助于解決權利人“立案難”的問題。對于羈押聽證的開展，筆者認為其關鍵為偵查人員與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就商業(yè)秘密核心問題發(fā)表意見及出示相應證據，通過開展“對抗式”的聽證模式查明案件事實。而對于羈押聽證的申請及決定，應賦予對不予開展聽證程序決定的復議權以免羈押聽證的組織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