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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在巨潮資訊網以“刑事”、“拘留”、“逮捕”等相關關鍵詞[4]對公眾公司進行檢索，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共計有68家公眾公司（剔除同一案件中重復公告的情況）公告中涉及刑事相關案件。

1、涉及案件主體身份

依照案件中所涉及主體、當事人身份分類：公眾公司及其子公司或關聯公司、或其高管處于被害人身份（或控告方）的有8起，占比11.76%；處于第三人身份的有5起，占比7.35%；處于嫌疑人或被告人身份的有55起，占比80.88%。涉刑公告大多系臨時公告，屬于對可能對上市公司證券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重大事件的匯報。根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第四章第十一條規定：“公司涉嫌違法違規被有權機關調查，或受到刑事處罰，重大行政處罰；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涉嫌違法違紀被有權機關調查或者采取強制措施”需要發布臨時公告，因此信息披露中披露主體、其子公司或關聯公司、或其高管處于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地位的比重更高。

由于公眾公司信息披露多為影響未來經營走勢的相關情況通報，披露涉及的主體多集中于實際控制人、控股股東、董事長及公司董監高等重要人員（存在一案多人、一人多職的情況，數字總和大于事件總和）。

將于2021年3月1日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在證券類犯罪的刑事責任主體方面，明顯進行了擴張，明確“公司、企業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作為組織者、指使者時的刑事責任，強化對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等“關鍵少數人”的刑事責任追究，罰金額度由現行刑法“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提高二十倍至“百分之二十以上一倍以下”。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作為公司決策層，往往決定著公司的發展方向，資本的助力下公司很容易登上青云，但如果不遵守規則，脫實向虛，個人的不良事件也有可能被放大為公司發展道路上的黑天鵝。除了自引導火索，公眾公司也會因為子公司或關聯公司的違規情況（財務造假、違規擔保）受到牽累，導致巨額擔保負債或商譽減值。

2、地域分布

相關公告主要涵蓋了21個省級行政單位，廣東、江蘇、北京、上海、浙江作為經濟發達省市，公眾公司保有量基數較大，相對涉刑事件數量也更多。

3、板塊分布

信息披露中涉及刑事案件的公眾公司大部分為新三板企業，主板、中小板、創業板和科創板公司涉刑案件較少。由于新三板企業通常規模不大，而且其主營業務收入、營業利潤、每股凈收益等財務指標要求多低于A股上市公司，抗市場和行業風險的能力較弱，規范性要求較其他板塊相對寬松，基數也更多，因此比例更大。2015年證監會《關于加強非上市公眾公司監管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需要規范新三板企業市場主體行為，強化合規意識和法律責任，建立行政監管與自律監管協同機制。不過與往年相比，新三板企業的涉刑數量已有所降低。2020年推行的新三板精選層制度改革，也進一步打開優質中小企業市場流動性的融資路徑，相關企業的融資壓力可能會減輕。

4、行業分布

按照2012年《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的標準，發現披露主體涵蓋了11大行業，其中制造業位居第一，占比達到47.06%，其次是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16.18%）、批發和零售業（8.82%）以及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7.35%）。制造類企業也是A股公眾公司最多的企業，相對大的基數對應了頻發的刑事風險。在上半年，疫情打擊使實體經濟受到重挫，環境公益訴訟的落實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污染相對較重的傳統制造行業壓力。

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與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多為高新技術企業，對人力資本依賴性強，核心業務骨干直接決定了企業資質優劣，而人事變動和技術迭代都會導致企業競爭力浮動，不穩定性也是引發刑事風險的誘因。

5、涉及罪名

從犯罪侵犯的客體角度劃分，除6起未明確公布涉嫌具體罪名的公告之外，剩余62起案件共涉及69個罪名，可以分為危害公共安全罪（3，4.41%），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38，55.88%），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8，11.76%），侵犯財產罪（8，11.76%），貪污賄賂罪（9，13.24%），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2，2.94%）六大類。

以涉及的刑事案由劃分，根據犯罪類型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舞弊類犯罪（挪用公款、挪用資金、職務侵占、偽造公司印章），貪腐賄賂類犯罪（貪污、行賄、單位行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利用影響力受賄），證券類犯罪（內幕交易、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操縱證券市場、違規披露重要信息），非法集資類犯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詐騙類犯罪（詐騙、合同詐騙），銀行業務類犯罪（違法發放貸款、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生產安全類犯罪（重大責任事故、生產、銷售假藥），稅務類犯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污染環境犯罪以及其他犯罪（公共安全、人身安全等）。可以看到，絕大多數犯罪類型的風險都可以納入到刑事合規體系建設中予以防范和規避，尤其是老生常談且占比較高的舞弊、貪腐賄賂和非法集資問題。在步入法定犯時代的背景下，隱匿于行政規范秩序之后的白領犯罪成為主流，且在新《反不正當競爭法》、《證券法》、《刑法修正案十一》相繼出臺后刑事處罰力度有愈來愈高的趨勢，企業需把握好自身業務模式和流程中的關鍵節點，敬畏監管紅線，做好風險事前防范。

刑事案由細表

可以看到，排名靠前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合同詐騙罪、職務侵占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分別大體對應企業融資、對外業務、人員管理、稅務管理四種情形。一些公司及其高管僅關注民商事合同風險，未充分關注其公司業務模式或業務流程的刑事合規風險，觸及法律底線，最后釀成大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與民間高利借貸，合同詐騙與民事欺詐，職務侵占與公私混同、股權糾紛，虛開發票與偷稅漏稅，刑民界限越來越模糊，而經濟犯罪往往起于毫末，基于忽微。民事、行政、刑事責任是視違法性程度三位一體緊密結合的追責體系，在資本市場生存競爭的公眾公司及其高管，尤其需要審慎權衡個中尺度，避免承受不必要的損失。

與2019年的情況相比較（可參考2019年資本市場公眾公司公告涉刑分析，公眾公司整體涉刑案件數量有所下降，地域分布上華東、華南區塊以及部分經濟強省依舊排名靠前，涉案主體由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維持領先不變。在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的類別上，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占比依然是最高的，而在公安大力打擊醉酒類犯罪，整治交通安全的背景下，危害公共安全罪類型（以醉駕涉嫌的危險駕駛罪為主要代表）明顯減少；新增的主要是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以暴力討債涉嫌的非法拘禁罪為主要代表）。具體罪名細分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取代職務侵占罪成為刑事風險最高發的區域，這和近年來監管堅持去杠桿，重點打擊非法集資類犯罪不無關系。另外，受近兩年并購暴雷的余波影響，以及證監會行刑銜接程序的暢通，部分案件在被行政調查后逐步進入刑事程序，詐騙類犯罪尤其是合同詐騙罪增勢明顯。

根據政策、法律變動與現有數據走勢，可以發現后期涉及到公眾公司的刑事案件，可能出現以下幾個特點值得關注：

（一）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操縱證券市場罪、內幕交易罪、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證券市場類犯罪案件可能會增多。

注冊制全面推行之后，門檻的降低必然帶來后續監管壓力的提升，強化信息披露義務隨之也成為重中之重。因此無論是發行環節的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還是經營階段的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相關條款都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得到強化，提高了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和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刑罰，明確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的刑事責任。此外，諸如內幕交易、操縱市場、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等違法違規行為，同樣也在新《證券法》中大幅提高了違規成本。針對證券類犯罪以罰代刑的普遍問題，證監會于2020年7月17日發布了《證券期貨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辦法（征求意見稿）》，其中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和第二十九條就行刑銜接程序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隨著《刑法》證券類犯罪的整體存在感提升，資本市場不法行為行刑銜接的加強，以往通過證監會行政處罰追究行政責任的不法行為，今后極有可能從刑事角度追究刑事責任。

（二）配資類型行為的潛在刑事風險上升。

新《證券法》正式將融資融券業務納入需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核準的特許經營業務，代表將功能監管與行為監管的行政命令轉化為法律語言固定下來，明確了場外配資的非法性，將其正式置入了刑法打擊面之下。無資質公司從事配資業務將被視為非法經營行為進行處理。此外，場外配資所出借的高杠桿資金也極有可能觸碰高利貸犯罪的刑事高壓線，以及民間借貸業務所通常伴有的“套取資金”、“吸收存款”、“暴力催債”等附屬行為。除開配資自有風險，這些配資平臺的資金來源與回收方式也是問題重重。隨著對套路貸的打擊以及對配資行為的整頓，場外配資主體在募集資金渠道上有著觸及高利轉貸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等的可能性，在資金催收過程中如不注意，則較易觸及尋釁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敲詐勒索罪、非法進入他人住宅罪、以及《刑法修正案十一》所新增的催收非法債務犯罪等，類似主體尤其值得關注。

（三）侵犯商業秘密犯罪及知識產權類犯罪需要引起重視。

新《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美貿易協議》、《刑法修正案十一》等針對知識產權尤其是商業秘密的保護力度有可觀的提升，全面升高量刑幅度的同時入罪門檻也顯著降低。商業秘密的定義修改，犯罪行為方式擴張以及結果犯改情節犯的社會危害性考量變動，從“定性”與“定量”兩重角度對侵犯商業秘密罪的改動明確了保護和打擊的對象。知識經濟時代商業秘密對于企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后這一柄鋒利的尖刀可能會在維權和商戰中頻繁啟用。

（四）職務類犯罪依然是公眾公司防范的重中之重。

在企業合規制度建立與執行的過程中，反腐反舞弊始終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這也是企業合規管理工作的重要內容。《刑法修正案十一》對商業貪腐賄賂、職務侵占、挪用資金犯罪行為都進行了修改，現在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與職務侵占罪刑期最高可達無期徒刑。鑒于政府部門體制內高度反腐的態勢，醫療、教育等公共事業領域反腐力度加大，在私人資本的社會話語權提升，活動能量增強的背景下，商業反腐的加大力度也是時代更迭下的大勢所趨。

（五）網貸類的非法集資類犯罪可能減少，但其他行業領域的類似案件可能增多。

2019年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布了《關于做好網上貸款機構分類處置和風險防范工作的意見》，即著名的第175號文件。《意見》明確指出，網上借貸行業的主要工作方向是引導機構退出。2020年11月30日，銀保監會宣布全國實際運營的P2P網貸機構完全歸零，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5]。以往由P2P網貸所引發的非法集資類犯罪刑事風險也即將成為過去。但需要警惕的是，任何利用信息不對稱優勢，非持牌機構向不特定社會公眾發起資金募集允諾收益的模式都存在著非法集資刑事風險的引爆點；比如，見諸媒體的共享單車、長租公寓、教育培訓機構、健身房等行業出現不能兌付、攜款潛逃的問題，其本質上都是通過押金或預付款的方式形成資金池，資金鏈由于主客觀多種原因出現緊張后風險爆發。隨著類似社會問題的日益凸顯，監管之手也不會缺席。而某些經備案或者許可的機構，如果未嚴格按照其法定范圍、程序、職責開展經營活動，也有可能涉及到非法集資，近期頻繁暴雷的私募基金案件，也充分說明監管已經從形式監管發展到實質監管，穿透式監管。這類趨勢都有必要引起相關從業者的充分重視。

（六）上市公司需在投資并購中警惕財務造假的合同詐騙等風險

通過高業績承諾的手段謀求高溢價收購，數年“保質期”一到業績立馬垮臺，已經成為許多上市公司投資并購的夢魘。自2014年起，隨著門檻的降低[6]，A股上市公司掀起并購浪潮，逐漸成為上市公司實現業績提升或者外部擴張的主要手段之一。而到了需要兌現業績承諾之時，標的資產盈利能力與承諾水平不相匹配，引發上市公司計提巨額商譽虧損。這里面的問題和原因眾多，涉及到的利益糾葛往往錯綜復雜；但由于上市公司并購本身的復雜性，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中要求證明嫌疑人非法占有的目的，以及司法實踐中其他較高規格的證據要求，因此發生類似情況后從刑事角度維護權益的難度也不小，常規的解決路徑主要還是訴訟或仲裁。但從數據可以注意到，近年來公眾公司在并購后出現類似問題后，選擇向公安機關報案的數量在增多——刑事路徑的解決路徑對并購雙方來說可能都是把雙刃劍，一方面財務造假方可能要面臨牢獄之災，而對于并購方而言不得不去依仗公安機關介入來維護權益，這時候可能已經失去了通過商業路徑解決問題的最好時機，甚至給公司造成其他影響。因此，重視事前盡調并防范財務造假，盡可能避免遭遇類似案事件似乎是最為理想之策，作為投資方，擦亮雙眼摸清底細也是對自身財產安全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