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弊調查談話｜“沉默”抗審的應對
作者：方亮 王元君 2023-07-14上期文章提到一句諺語：“凡人不開口，神仙難下手”。這既是對調查談話工作的調侃，也是對調查談話工作痛點、難點的寫照。本文便圍繞這一問題，談談被調查人選擇“沉默”時，調查人的應對技法。
被調查人為什么會“沉默”？
被調查人的“沉默”，常基于如下四種“抗審心理”而產生：
其一，“沉默”可能因“對抗心理”產生。此情況下，被調查人通過“沉默”表達其憤怒不滿且拒絕合作的態度，進而實現拖延時間甚至激怒調查人的目的。
其二，“沉默”可能因“戒備心理”產生。此情況下，被調查人通過“沉默”為自己提供更多的思考時間，以更好地琢磨調查人話語用意，進而權衡辦法，選擇合適的“抗審方式”“抗審環節”及“抗審支點”。
其三，“沉默”可能因“僥幸心理”產生。此情況下，被調查人發現自己不能就調查人提出的問題作出合理解釋，唯有通過“沉默”回應，方能實現對自己的“保護”。
最后，“沉默”可能因“畏罪心理”產生。此情況下，被調查人認識到涉案舞弊行為已經為調查人查明，進而在驚訝、恐懼或悲傷等情緒的影響下，陷入“沉默”狀態。
如何應對被調查人的“沉默”？
既然被調查人的“沉默”是基于不同的“抗審心理”而產生的，調查人亦應“對癥下藥”，有側重地施行談話技法。
（一）“對抗心理”下“沉默”的應對
“對抗心理”下的“沉默”，既可能出現在調查談話前期（主要在“心理接觸階段”或“試探摸底階段”，對于調查談話的幾個階段，筆者將在后續系列文章中討論，在此不作贅述），也可能出現在調查談話后期（主要在“反復動搖階段”），“動機模擬順應”“提供發泄機會”與“感情攝入”往往是有效的應對技法。
前期的沉默，多緣于對調查人及談話工作的對抗，如認為“有人要‘搞’自己”或“我這么大的領導，憑什么接受你們的審問”等等。此種情況下，調查人不宜讓被調查人帶著情緒進入下一階段的談話，可通過“感情攝入”或“提供發泄機會”技法，化解或引導其釋放對抗情緒。
感情攝入-調查人：我們并不期待你交代什么，我們也可以把現在的材料直接交給單位負責人，但在這之前我們需要照顧到你的利益，看你是否需要在這些材料內容基礎上，再講清楚些什么。
提供發泄機會-調查人：你是怎么看待與我交談的這個問題的？
后期的沉默，多緣于對調查談話工作以外的人或事的對抗，如認為“自己實施舞弊行為是為了‘找補回’領導曾經承諾卻未能兌現的提成”，或“自己為單位做了那么大的貢獻，竟會因為這些‘小錢’受到這樣的待遇”等等。此種情況下，調查人可通過“動機模擬順應”技法，引導其釋放對抗情緒。
所謂“動機模擬順應”，是指調查人結合已收集的證據材料及被調查人的陳述內容，通過謹慎地分析與推理，引導被調查人傾訴其對抗動機，以釋放內心情緒，同時強化共情。
動機模擬順應-調查人：在談話前我們訪談過你的同事，大家對你的評價很高，都說為單位付出了許多......單位解聘你的事情，拋開工作，從道德的角度看，我認為單位是有問題的，我也能理解你會多么的失望，每個人的付出都應該被尊重......
（二）“戒備心理”下“沉默”的應對
“戒備心理”下的“沉默”常見于調查談話前期（主要在“心理接觸階段”），調查人可通過“曲線漸進”與“情緒刺激”兩種技法進行應對。
所謂“曲線漸進”，要求調查人先不直接圍繞涉案舞弊行為核心內容展開談話，而從“有牽連的線索”或“被調查人的興趣點”切入，先讓被調查人“開口”，參與到話題中來。待時機成熟，趁被調查人放松警惕，再將話題轉還到舞弊調查相關內容上。
所謂“情緒刺激”，要求調查人主動刺激被調查人情緒，甚至故意設置些令被調查人感到氣憤、委屈甚至冤枉的話題，進而刺激其作出辯解，并以此為契機，將話題轉還到舞弊調查相關內容上。
上述兩種情況下，只要被調查人“開口”了，即便后續發覺談話內容逐漸存在威脅，礙于自己已經回答了許多調查人提出的問題，突然回避后續問題于情于理站不住腳，往往便會繼續選擇回答。
情緒刺激-調查人：你連話都不敢說，還能夠當領導嗎？！
情緒刺激-調查人：你不說別人（暗指行賄人）就不說了嗎？你不說明情況，別人把責任都推到你的身上，你就認了？！
（三）“僥幸心理”下“沉默”的應對
“僥幸心理”下的“沉默”常見于調查談話中期（主要在“相持對抗階段”），調查人可通過“邏輯矛盾展示”與“拆解事實”兩種技法進行應對。
所謂“邏輯矛盾展示”，要求調查人揭示被調查人因選擇“沉默”而表現出的矛盾，包括“與被調查人平時健談形象的矛盾”“與心理接觸階段侃侃而談狀態的矛盾”以及“無故不配合單位所安排調查談話工作的矛盾”等等。進而通過揭示矛盾，讓被調查人認識到“此時的沉默就是一種表達”“此時的沉默就是默認調查人提出的問題”。
所謂“拆解事實”，要求調查人將“查明舞弊行為”這一“總目標”，拆解為數個“子目標”，將查明“舞弊行為”，拆解為查明數個“行為環節”，在逐一擊破各項“子目標”后，再通過邏輯推理或結合已收集到的證據資料（材料），完成對舞弊行為的查明（證明）。
“拆解事實”的優勢主要有二：
一方面，當談話內容直接指向“涉案舞弊行為”這一“大塊”內容時，被調查人會明顯感受到談話存在的威脅，進而形成較強的防衛意識。但當調查人將上述“大塊”內容拆解為數個“行為環節”后，談話的威脅便得以分攤，被調查人的防衛意識也隨之削弱，自然容易開口說話。
另一方面，圍繞“充滿威脅”的“大塊”談話內容，被調查人對相關問題作出回復時，往往先思考“該不該說”“該怎么說”，權衡好后再開口，即“先意識再陳述”。但對拆解后的“行為環節”，一來數量較多，二來威脅較小，尤其對那些看似與涉案舞弊行為關聯不大的事實，被調查人往往會無暇思考地直接回答，即“先陳述再意識”地作出回復，這就使“口誤”更易出現，使關鍵調查線索或相關行為細節更易暴露。
如何“拆解事實”需要結合案件具體情況作出判斷，但筆者認為，有三項要求是“拆解”工作必須滿足的：
其一是，“拆解”應當滿足“邏輯要求”。如果各項“行為環節”均為被調查人承認，仍不能通過邏輯推理或依據推定規則查明或證明舞弊行為，則“拆解”工作沒有意義。
其二是，“拆解”應當滿足“時間要求”。調查人應認識到，調查談話工作一旦啟動，則應盡可能地在第一次談話中“撬開被調查人的嘴”，由于舞弊調查工作不能采取強制措施，一場“意猶未盡”的談話可能為被調查人提供在談話后接觸其他談話對象，甚至締結攻守同盟的機會。從這個角度看，過于細致的“拆解”無疑會延長談話時間，使被調查人“口供”久拖不得，進而對后續調查工作造成影響。
最后是，“拆解”應當“有側重地進行”。所謂“有側重”，是要求調查人應當針對那些“對行為定性起關鍵作用”“被調查人防衛意識較強”的事實進行重點、細致的“拆解”。
拆解事實-調查人：你們的單位貸款有哪些規定？（答：貸前三查，貸后監督）貸款需要有一定的資產擔保嗎？（答：按規定需要）你貸款的某公司是什么性質的公司？（答：不十分清楚）你貸給對方公司200萬元是做什么用的？（答：可能是做生意）你貸給某公司的這筆款子是用什么來擔保的？（答：沒有擔保）那它如果虧損了怎么辦呢？（答：估計不會虧的）如果虧了還不上這筆款子怎么辦呢？（答：沒想過）這筆款子到期后你催討過嗎？（答：催過）向法院起訴過嗎？（答：沒有）為什么沒有？（答：......）你身為業務負責人，對貸款的企業不驗資、不檢查、不監督、不調查、無擔保。款項到期未回籠，無任何保全措施，后果出現不采取補救辦法，不向法院起訴，你能說通嗎？這又說明什么？原因你不用說誰都清楚！但這件事還要你自己說！（答：......他們在貸款時給了我10萬元的好處費）
（四）“畏罪心理”下“沉默”的應對
“畏罪心理”下的“沉默”常見于調查談話后期（主要在“反復動搖階段”），其與上述三種“抗審心理”下的“沉默”有所不同。
一方面，“畏罪心理”下的“沉默”更為常見。具體而言，并不是每一位被調查人都會如上文所述，基于對抗或戒備等心理，選擇以“沉默”應對談話。但每一位被調查人在認識到涉案舞弊行為已經為調查人查明時，都會陷入“說還是不說”的“反復動搖狀態”，此狀態下，被調查人無需繼續辯解也無可辯解，往往便會在“畏罪心理”影響下，陷入“沉默”狀態。
另一方面，“畏罪心理”下的“沉默”更難應對。這是因為，上述三種“抗審心理”下的“沉默”，即便被打破，被調查人仍存在辯解的余地，只是換了一種對抗方式，但“畏罪心理”下的“沉默”一旦被打破，則意味著被調查人要“交代供述”了，被調查人跨出這一步顯然更為困難。
考慮到上述兩項原因及文章篇幅有限的實際情況，筆者擬在后續系列文章中以專題的形式，對“畏罪心理”下“沉默”的數十種應對技法進行討論，在此不作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