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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以下簡稱“《反外國制裁法》”），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與此前中國商務部頒布的《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以下簡稱“《阻斷辦法》”）不同的是，《阻斷辦法》在法律位階上屬于部門規(guī)章，而《反外國制裁法》的地位則為法律。但又與同為法律的中國《出口管制法》不同的是，《出口管制法》自2020年12月1日正式公布并實施之日前，早于2017年，中國商務部網(wǎng)站就首次公開了出口管制法（草案征求意見稿），并在正式實施前多次公開征求意見，期間歷經(jīng)約三年。而本次《反外國制裁法》一經(jīng)出臺就首次向公眾公布，可見，正如在2021年3月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中批準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中所述，在目前局勢下，我國通過“加快推進涉外領域立法，圍繞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長臂管轄等，充實應對挑戰(zhàn)、防范風險的法律‘工具箱’，推動形成系統(tǒng)完備的涉外法律法規(guī)體系”，十分緊迫且必要。

根據(jù)《反外國制裁法》第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干涉中國內政。外國國家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以各種借口或者依據(jù)其本國法律對我國進行遏制、打壓，對我國公民、組織采取歧視性限制措施，干涉我國內政的，我國有權采取相應反制措施。”

從上述引申，近期美方政府頻頻拿“涉疆借口”大做文章，包括，美國商務部曾以“強迫勞動”為借口，將部分中國企業(yè)列入“實體清單”（Entity List），美國財政部又以“涉疆借口”，將部分中國企業(yè)及公民列入了“特別指定國民和被隔離人員清單”（List of 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又稱“SDN清單”）等。

可見，美方政府部門依據(jù)其本國法律，以中國內政之原因，對部分中國企業(yè)及公民進行了遏制與打壓。此外，根據(jù)相關專家學者解讀[1]，美方該等行為這也正是本次《反外國制裁法》所針對的外國國家行為之一。因此，《反外國制裁法》的出臺，及時地為中國政府部門針對該等外國國家采取相應的反制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據(jù)。

根據(jù)《反外國制裁法》第四條及第五條，總結而言，“被反制對象”分為兩大類： 

• 第一類：被國務院有關部門決定列入反制清單的個人和組織（以下簡稱“被列個人”或“被列組織”）。

• 第二類：雖本身未被列入反制清單，但與上述第一類對象存在“關聯(lián)”的個人和組織。根據(jù)第五條，該“關聯(lián)”包括如下4種情況：

（1）被列個人的配偶和直系親屬；

（2）被列組織的高管或者實際控制人；

（3）被列個人擔任高管的組織；

（4）由被列個人和組織實際控制或者參與設立、運營的組織。

《反外國制裁法》第四條明確了該標準，即：“直接或者間接參與制定、決定、實施本法第三條規(guī)定的歧視性限制措施的個人、組織”。

從“直接、間接參與制定、決定《反外國制裁法》第三條規(guī)定的歧視性限制措施的個人、組織”中可預測，被列個人可能將包括相關外國國家政府部門中制定、決定歧視性限制措施的官員。

此外，從“直接、間接參與實施《反外國制裁法》第三條規(guī)定的歧視性限制措施的個人、組織”中可預測，若某些境內外企業(yè)、個人參與了針對中國組織及公民的限制性措施的，則亦可能面臨被列入反制清單的風險。

根據(jù)《反外國制裁法》第六條，針對被反制對象，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按照各自職責和任務分工，根據(jù)實際情況決定采取下列一種或者幾種措施：

(1)不予簽發(fā)簽證、不準入境、注銷簽證或者驅逐出境；

(2)查封、扣押、凍結在我國境內的動產(chǎn)、不動產(chǎn)和其他各類財產(chǎn)；

(3)禁止或者限制我國境內的組織、個人與其進行有關交易、合作等活動；

(4)其他必要措施。

上述反制措施與個人/實體被美國財政部列入“SDN清單”的后果類似。美國將全球范圍內的、違反美國政策的個人/實體列入“SDN清單”。被列入“SDN清單”的個人/實體所持有的在美國境內資產(chǎn)也將被凍結（又稱“隔離”），其進行的美元幣種交易也會被切斷，且受美國法律管轄的主體將不得在任何地方與該等被列入“SDN清單”上的個人/實體進行交易。

與“SDN清單”效果不同的是，本《反外國制裁法》第六條允許國務院有關部門采取一種或多種結合的措施，且通過規(guī)定了“其他必要措施”，給予了國務院有關部門在決定采取措施種類時一定的自由裁量權。

《反外國制裁法》第十一條規(guī)定“我國境內的組織和個人應當執(zhí)行國務院有關部門采取的反制措施。對違反前款規(guī)定的組織和個人，國務院有關部門依法予以處理，限制或者禁止其從事相關活動。”

筆者認為，此條的“在中國境內”還需要進一步釋義，是以“屬地”為標準（即：在地理位置是中國境內），或者還是以“屬人”為標準（即：中國境內注冊的組織和中國籍個人）？如果采取了“屬地”的原則，則會導致：對于個人而言，無論是中國籍還是外國籍，在中國境內，就應遵守反制措施，對于組織而言，無論是中國企業(yè)、外資企業(yè)還是外國企業(yè)，在中國境內從事行為，也應當遵守反制措施。

根據(jù)《反外國制裁法》第十一條第（二）款、第十四條，對于不執(zhí)行反制措施的個人和組織，

• 國務院有關部門依法對于不執(zhí)行反制措施的個人和組織，予以處理，限制或者禁止其從事相關活動。

• 此外，對于不執(zhí)行、不配合實施反制措施的任何個人和組織（筆者認為，“任何”二字是否代表著無論其注冊地還是國籍，也需要進一步釋明），《反外國制裁法》也賦予了針對該個人和組織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

《反外國制裁法》第四條以及第十二條第二款，從兩個層次明確了執(zhí)行或者協(xié)助執(zhí)行外國國家對我國公民、組織采取的歧視性限制措施的組織和個人的后果：

(1)將可能面臨被國務院有關部門列入反制清單的風險；同時

(2)被歧視性限制措施侵害合法權益的中國公民、組織被賦予了主張侵權損害賠償?shù)臋嗬?/span>，即，其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其停止侵害、賠償損失。

上述第（2）點與《阻斷辦法》中給予合法權益受損的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向我國法院起訴及申請法院強制執(zhí)行的權利類似。

總結評論：

如文首所述，《反外國制裁法》的出臺與實施，為我國政府部門及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組織和公民，以應對外國國家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以各種借口或者依據(jù)其本國法律對我國進行遏制、打壓，以應對針對中國企業(yè)和公民采取歧視性限制措施、干涉中國內政，提供了應對與反制的法律依據(jù)。也如眾多社評所述，《反外國制裁法》中的“反”字，也體現(xiàn)了中國在應對外國歧視性限制措施時的“防守”與“反擊”之姿態(tài)。

與中國商務部的《阻斷辦法》全文共十六條一致，《反外國制裁法》全文亦一共十六條，且亦可謂條條精煉，因此，對于《反外國制裁法》實施后，如何在具體案例中實施，如何進行司法聯(lián)動，如何與《阻斷辦法》相關制度銜接與聯(lián)動等實操層面事項，還有待進一步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