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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入秋以來，走在碳中和前列的歐洲各國遭遇了長時間的能源短缺，引發全球對于碳減排過程中能源安全保障的擔憂。10月初，荷蘭TTF天然氣期貨價格已經逼近120歐元每兆瓦時，是2020年同期價格的8倍。[1]能源價格持續上漲導致電力價格飆升，英國電價甚至達到183.43歐元/兆瓦時，居民用電難以保障，包括化肥生產廠在內的一些能源密集型企業宣布減產停產。[2]自歐洲而起的這場能源危機，引發全球能源價格持續上升，各國今年冬天面臨的通脹壓力也隨之飆升。

大洋彼岸，我國多地也采取限電措施調控產能，應對煤炭不足引起的供電緊張，并在全球市場上高價增加天然氣采購以緩解境內能源供應壓力。而根據《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到2030年，我國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2060年，這一比重將達到80%，這對我國調整能源使用結構、保障能源供給提出重大挑戰。

本輪歐洲能源危機主要是由于天然氣供應不足與價格上漲引起的電力領域能源危機，反映出能源結構更新交替之際，能源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不匹配，對于我國在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過程中保障能源安全具有啟示意義。

從供給角度來看，首先，歐洲各國激進的綠色能源政策導致傳統能源供應下降。一方面，節能減排政策及法案的出臺使一些國家直接關閉了傳統能源項目，減少了可以作為后備發電設施使用的發電廠數量，比如荷蘭、芬蘭等國先后承諾將于2030年前全面禁止境內使用煤炭發電。另一方面，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U ETS）及一系列配套措施提高了傳統能源的使用成本。今年，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進入第四階段，為解決碳排放交易體系內長期存在的配額過剩問題，歐盟計劃繼續降低碳配額（EUA）免費分配，提高拍賣分配的比例，到2022年，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內每噸二氧化碳預計將達到62.26歐元，[3]這進一步打擊了企業開發傳統能源的積極性。

其次，新能源供應不足。2020年，風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占歐盟27個成員國總發電量的38%，已經超過化石燃料占比，根據歐洲各國能源規劃，為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未來風能、太陽能占比將繼續提高。[4]而今年以來極端天氣的出現使可再生能源的供應捉襟見肘，在無風、少雨的情況下，風電、水電項目幾近停擺，極大地限制了能源供給總量，部分國家甚至不得不轉而使用已經淘汰的煤炭等化石能源補充能源供應。[5]

最后，天然氣采購面臨困境。為降低碳排放總量，歐洲國家使用一定比例的天然氣作為過渡階段替代能源滿足供電、供熱需求。[6]但是中國、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在能源轉型和經濟發展過程中，都大幅增加了對天然氣的采購，2020年，三個國家液化天然氣的進口量占全球進口量的50%，[7]而歐洲各國今年總體天然氣儲存量與同期相比下降了約25%。[8]當前，歐洲將解決能源危機的希望寄托于剛剛竣工的天然氣輸送工程北溪2號（Nord Stream 2），但北溪2號的開通將使歐洲各國在能源供給上進一步受制于俄羅斯，因此引發政治層面的擔憂。[9]

從需求角度來看，在工業生產領域，隨著疫苗接種率的提高和封鎖措施的放松，世界經濟開始逐漸走出疫情以來的停滯階段，工業生產恢復，能源使用量增加。而能源生產企業在經歷疫情期間的價格暴跌后，短期內不愿貿然擴大生產。同時時近北半球冬季，居民用氣用電將進入高峰期，使得能源需求缺口進一步擴大。

結合歐洲能源危機的啟示，考慮到我國經濟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仍將保持中高速增長，人均能源需求有較大上升空間，在我國保障能源安全，應當在維持能源供給與需求平衡的基礎上，減少能源使用對于環境生態造成的任何威脅。[10]

1. 逐步合理降低傳統能源使用比例

為實現碳中和目標，十四五以來，我國出臺多部文件鼓勵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同時積極落實煤炭去產能政策。但是在推動清潔能源使用的同時，也應當正視我國能源現狀：我國富煤少油貧氣，人均能源資源占有量低，以煤炭為主要原料的火力發電仍是我國能源供給主要形式。目前，水電、風電、核能及其他新能源合計僅占我國能源消費結構的7%。[11]因此，應當加快現役煤電設備節能升級，使用橋梁燃料逐步實現能源使用的綠色化轉型。避免“一刀切”限電限產或運動式“減碳”，維持經濟社會平穩運行，逐步實現碳中和目標。[12]

2. 建設多元化能源供應與保障體系

傳統能源供給降低，而新興的綠色能源并未能填補傳統能源減量使用后形成的供給空白，是此次能源危機的放大因素。一方面，由于新能源的特性，風、光、水等能源受自然環境因素影響較大，供給存在一定的不穩定性。現階段可以與供給相對穩定、可控的傳統能源結合，形成多能互補的清潔能源體系。另一方面，圍繞可再生能源的儲能設備的技術開發需要繼續深入。在堅持低碳化發展路徑的同時，可以轉變發展方向，如國家發改委于今年7月發布《關于加快推動新型儲能發展的指導意見》，鼓勵投資儲能設施的建設，促進可再生能源領域產業鏈上下游的協同發展。

3. 鼓勵市場力量參與能源結構轉型

與歐洲國家相比，目前我國節能減排戰略的實施主要還是依靠政府引導推動，市場力量尚未得到完全釋放。在未來實現碳中和的過程中，應暢通能源貿易投資渠道，取消煤炭、油氣、電力（除核電外）、新能源等領域的外資準入限制，鼓勵更多主體參與能源基礎設施建設。[13]同時，我國應繼續加強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利用碳市場、用能權交易和產能許可證交易等市場化手段，鼓勵綠色金融及衍生品的發展，降低企業的轉型成本。此外，能源結構轉型也需要從消費側入手，可以通過在消費端征收碳稅引導樹立低碳消費理念，減少化石能源使用。

4. 增加能源儲備并參與能源合作機制

由于國內碳排放成本增加，導致部分國家過度依賴進口能源。但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與地緣政治摩擦加劇的當下，能源進口受國際大宗商品市場變化影響，價格波動幅度大，供給不穩定。因此，應當建立起能源儲備機制，降低能源對外依存度，避免國際市場能源價格波動對國內居民生活、工業生產產生劇烈影響。同時，提高能源儲備并不意味著閉門造車，中國目前已經加入了《京都議定書》《東北亞能源合作協定》等國際條約，隨著中國碳中和實踐的豐富，應當更積極參與國際能源合作項目，向外輸出中國在新能源開發領域積累的經驗，并尋求類似OPEC能源協調增產的機制，以滿足中國在國際市場采購能源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