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力 草木心
作者：裘索 2025-05-26935中文導報 筆會專欄
道樂軒 裘 索
藝術巨擘吳昌碩誕辰180周年，海內外以各種方式紀念這位清末民初繼往開來的海派文化的創(chuàng)立者。
甲辰年的元旦翌日，日本首屈一指的東京國立博物館拉開了吳昌碩誕辰180周年為期三個月展覽的序幕，同年12月31日作為上海唯一的國家重點藝術館的中華藝術宮開啟了為期間三個月的吳昌碩海上明月大展。本次大展力作齊集、文獻豐富且史料翔實，在中國近代藝術史上具有編年史意義，是迄今為止國內外最大的一次吳昌碩展，也是同類藝術展中規(guī)格最高的一次展。
美哉偉哉、精妙絕倫的史詩級的缶翁大展。
當下魔都上海可謂藝術館處處、美術館多多，或一周或半月你唱罷我登場，各類書畫藝術展可謂出展不窮。然而開幕式上熱熱鬧鬧、人頭攢動，開幕式后冷冷清清、門可羅雀似是常態(tài)。而本次的海上明月展，中華藝術宮用了半年時間精心策展，從策劃、布展、導覽、宣傳和互聯(lián)網(wǎng)植入等多措并舉，破解了書畫展開幕式等于閉幕式的僵局。整整三個月觀賞者一波連著一波，有從外省市來的、也有境外來的，有書畫同道、也有商務精英法律人等。
三月里、上海市歐美同學會的海歸法律人銜尾相隨進入藝術宮觀展。自古文人偏愛梅，缶翁書畫一生，自號苦鐵道人梅知己，常言石得梅而益奇怪，梅得石而愈清。與文化同框的海歸法律人也對梅獨鐘，觀展始于梅而終于梅。法律人感銘缶翁寒梅般的品格高遠、更在踏雪尋梅賞金石中堅定法律人的家國情懷。人品是創(chuàng)作的先決條件也是欣賞的最后對象，錦天城書畫社的同好們也魚貫雁行地進入藝術宮沐浴海上明月。最是筆墨能行遠、律師與藝術同行，以人文浸潤法治精神，以法治匠心對話金石丹青，以文化藝術賦能行業(yè)生態(tài)。正如缶翁為我的母校早稻田大學題寫的墨寶“道德文章”那樣，以文載道、以德授藝。缶翁海派精神激勵著海歸法律人、激勵著海派律師們。撤展的前一天又一波法國里昂商學院校友會的商界人士列隊齊刷刷地進入展廳在《臨石鼓全形十條屏》前駐足，該十條屏由缶翁自己畫出石鼓形狀，再依拓本方位臨摹全文，然后朱筆釋文花青色標注各本異同。缶翁取法石鼓而不囿于石鼓原跡，抑左揚右，獨峻一隅，以側勢求靈動之姿，變通出新意。海上明月里深厚的文化底蘊與“破古法 、出己意“的創(chuàng)新精神和里昂商學院WE ARE MAKERS 的理念異曲同工，激勵著商界人士守正創(chuàng)新不斷超越。
海上明月無論是歷史的維度還是策展的向度、造型陳設水準一流，展示了近代上海工商業(yè)現(xiàn)代化城市的轉型過程中藝術功能的重要轉變，缶翁從書畫藝術大師成為海派書畫藝術領袖的1912年、來到上海后實行暮年變法強其骨的金石精神。步入展廳，仿佛步入金石之冶的藝術熔爐，50余件涵蓋藝術生涯的篆刻精品集體亮相，金石的邃密融入方寸天地之間，給人以超常的立體視覺感受，在整體藝術氛圍的烘托營造上，對作品擁有更直觀更系統(tǒng)的深刻體驗。缶翁藝術中最為突出的是金石精神，將金石精神藝術范疇，提升到一個時代高度，演繹為一種奮勉不息的民族精神。
海上明月中詩書畫印180余件作品，首度聚焦缶翁1912年至1927年定居上海的輝煌15年，這是缶翁生命中最后的十五年、也是一生中藝術高峰的十五年。作為海派文化的最高標桿、海上明月是海派文化的藝術盛宴，更是一場深刻的人文洗禮。在筆墨生涯出新天、入住吉慶里的那部分，可以看到有一冊陳舊且有些破損的《筆墨生涯》賬冊，里面詳記了1914年缶翁全年銷售書畫的賬目，這無疑給研究海派書畫家的經(jīng)濟形態(tài)和從藝狀態(tài)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是那個時代城市經(jīng)濟的原始樣本和市場銷售的實錄，從中我們可以進行圖表量化分析，了解清末民初物價消費水準，如與大文豪魯迅的收入對比后看到缶翁的潤格收入遠高于魯迅。民國元年缶翁定居上海，深感一個藝術家如果沒有經(jīng)濟上獨立，其從藝的方式和精神的產出就缺失了必要的物質保障，浙江安吉出生的俊卿具有超前的經(jīng)濟意識，為了錦衣玉食、為了藝術弘揚，以提升潤格推動海派書畫藝術市場的價值構建，魯迅也無不感嘆“潤格如此之貴”。這使海派書畫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條件和物質生活得以改善，經(jīng)濟和從藝的保障也推動了上海這座城市的文化藝術的發(fā)展，使上海成為近現(xiàn)代意義上中國商業(yè)之都的同時也成為中國藝術之都。
由于上海自由且廣闊的藝術市場，缶翁晚年決定離開蘇州移居上海，他晚年的作品植入了上海這座城市的精髓，豐富了作品的意境和內涵，正如上海史專家周武所言：“上海是一個比虛構更神奇的城市，吳昌碩這種獨特的文化現(xiàn)象離不開上海的地理文化背景，由開埠前之江南之上海、到開埠后世界之上海，解放后全國之上海，然后到達今日全球之上海、上海不可謂不獨特，吳昌碩的出現(xiàn)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外，這里有他立足離不開的土壤，吳昌碩先生是根植于斯蓬勃于斯的參天大樹、藝界領袖”，無論是缶翁于上海、還是上海于缶翁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缶翁與魔都互為成就，魔都成就了缶翁，缶翁為魔都海派文化的形成做出的卓越功業(yè)，在傳統(tǒng)文人畫的清流中激蕩起海派文化藝術的新潮，形成了中國近代最具包容性的藝術群像。定居上海前，缶翁作品署名“倉石”“蒼碩”等數(shù)十種，直到1912年，他才正式在作品上落款“昌碩”，使吳昌碩流芳至今。只有真正定居上海，缶翁才能成為真正的吳昌碩，
山西北路吉慶里12號，是缶翁定居上海唯一的住所，為清末舊式石庫門建筑風格。缶翁本人曾住二樓的東廂房，臥室兼做書房，畫室則在居中的一間，該故居堪稱黃埔軍校，是藝術家的搖籃，在這個搖籃里搖出了潘天壽、沙孟海、劉海粟、梅蘭芳等二十多位藝術名家，也搖出了河井仙郎、長尾甲、橋本關雪等名震東瀛的日本弟子。缶翁終其一生未曾涉足扶桑國土，而他的書畫印卻在日本廣為流傳，他的書法墨韻和篆刻風格被日本書畫界極力推崇，他的文人氣質與精神風范也在日本近現(xiàn)代藝術界廣為傳頌，甚至成為日本藝術學者對詩書畫印的一種情節(jié)。
日前在上海市政協(xié)的有關進一步推廣吳昌碩海派藝術重點提案督辦的溝通會上，鄰座的缶翁曾孫吳越欣喜地與我耳語：“截至最后一日的統(tǒng)計，本次海上明月的觀展人數(shù)逾35萬人次。”呵呵、作為政協(xié)委員十余年的為吳昌碩海派文化的進一步推廣而呼吁的我，那份欣喜與吳越是同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