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運營實務中有關法律問題研究
作者：董文濤 2022-02-10影視劇、綜藝節目、動漫、游戲等文化產品是版權作品的產業化體現，而主題樂園、主題餐廳、衍生品、文創產品等IP運營亦時常伴隨商標、外觀、包裝、裝潢等一體化授權，由此，可以說，版權授權、商標授權及復合型IP授權是整個文化產業的基礎。本文結合相關訴訟及非訴實務經驗，對IP運營實務中的授權范圍和授權期限問題作簡要分析。
一、授權范圍 授權合同如果不能清晰界定授權范圍極易產生潛在爭議。比如，在原告某影視公司與被告張某著作權轉讓合同糾紛一案中，雙方簽署的《作品改編權轉讓合同》約定，“被告將其所著長篇小說A的改編權及電視劇拍攝權轉讓給原告獨家使用五年”。憑這一介紹，我們至少能發現三個問題： 其一，合同標題不對。IP運營中的版權交易既有版權許可，也有版權轉讓；版權許可既有普通許可、排他許可，也有獨占許可。不同的交易類型，法律要件亦有所不同。上述合同中既然有“獨家使用五年”的意思，那么，就不屬于版權轉讓，因為轉讓意味著“絕賣”，不存在期限問題，它實際上屬于版權的獨占許可。 其二，權利類型不妥。攝制電視劇的過程必然伴隨著改編行為，即首先要將小說改編為劇本，然后根據劇本拍攝電視劇，因此，將“改編權”置于合同條款中就會產生爭議：授權范圍究竟僅為攝制電視劇中的改編行為，還是也包括了獨立于攝制電視劇之外的改編行為（比如將小說改編為動漫）？ 另外，在授權方與被授權方分屬兩國的跨境交易情形下，為了使被授權方充分且無爭議地在其所屬國行使權利，授權合同最好約定適用被授權方所屬國法律，權利類型也最好使用被授權方所屬國的法律概念。比如，在筆者代理的一起著作權案件中，原告依據美國法獲得了涉案作品的分發權（distribution right），對此，筆者代理被告一方進行了抗辯，認為該“分發權”并非中國法概念，其究竟對應“復制權”“發行權”抑或“信息網絡傳播權”不得而知。對此，法院依職權進行了外國法的查明。經對美國版權法研究之后，法院雖然最終未采納我方抗辯，但是，由于原告授權文件“瑕疵”而額外多出來的外國法查明程序，無疑延長了其維權周期和維權成本。 其三，使用場景不明。前述案例中約定的“電視劇”究竟僅指用于電視臺播出的“電視劇”，還是也包括了網絡平臺播出的“網絡劇”，亦容易引發爭議。盡管在文化行業圈內人看來，兩者存在很大差異，甚至在《電視劇內容管理規定》《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業務分類目錄（試行）》等規范性文件中也對電視劇和網絡劇作出區分，但是，在著作權法的視角下，電視劇和網絡劇沒有任何實質差別，均屬于以類似攝制電影方法創作的作品（2010年版權法）或視聽作品（2020年版權法）。 小結：由于版權法項下存在17項子權利，法律概念相對龐雜，而作品的使用場景也在IP運營實踐中不斷翻新，比如，小說作者將其作品授權給某音頻平臺制作有聲讀物，此時，涉及的子權利究竟包括復制權、改編權、信息網絡傳播權、表演權、廣播權等子權利中的哪些，恐怕很多人甚至很多專業律師也未必能準確指出。因此，筆者建議，可以采取權利類型與使用場景相結合的方式加以約定，必要時單獨設置“定義”條款界定相關概念。比如，前述案件中的合同條款可以修改為：被告將其獨創且享有著作權的長篇小說A的改編權、攝制權獨占性許可給原告，以使原告僅用于攝制電視劇。前款中的“電視劇”指用于境內外電視臺播出、發行的電視劇，不包括電視動畫片、網絡劇、電影、網絡電影等。 二、授權期限 IP授權合同一般會出現兩個期限：一個是授權期限，一個是合同有效期。有些交易案例中，因商務發行、訴訟維權等實際需要，在版權授權合同之外，授權方還會單獨為被授權方出具一份《授權書》，此時，便又會出現授權書簽署日、授權書生效日、訴權授權期等時間節點，這些期限和時間節點最好一致或相互吻合，否則極容易出現爭議。 比如，在筆者代理的一起由上海高院審理的侵害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糾紛案件中，授權書簽署日為6月7日，而授權期限自同年1月1日起，授權書同時賦予被授權方享有“維權的權利”：“既包括本授權書簽署日期之后發生的侵權行為，也包括本授權書簽署日期之前的侵權行為”。雙方當事人對此條款的理解出現巨大分歧。原告認為，“本授權書簽署日期之前”應理解為“6月7日之前”的所有行為；而筆者代理被告方認為，這是一份授權起始日期在前、授權書簽署在后的“倒簽”文書，對其解釋應更為慎重。既然實體權利的授權期限自1月1日起，根據訴權與實體權利不得分離的訴訟法原理，“維權的權利”也應當是自1月1日起，無論從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抑或訴訟法原理角度出發，都應將上述條款理解為“1月1日之后，6月7日之前”，而不宜擴展至“1月1日之前”。近日法院作出的一審判決采信了我方觀點。 授權期限的硬幣另一面是授權到期后的處置，即：授權到期后，被授權方該如何停止使用授權客體的問題。 仍以小說的影視劇改編合同為例。假設合同約定五年授權期限，而被授權方在五年快到期時才開始劇本改編創作、成立劇組或拍攝工作，其在授權期滿之際根本無法完成影視劇攝制工作，那么，在授權期滿后，被授權方繼續從事影視劇攝制行為是否會構成侵權呢？ 對此，實務中出現了不小的爭議：一種觀點認為，被授權方在授權期內開始實施攝制行為，而該行為勢必持續一段時間，不能因為授權期滿時尚未完成攝制而認定該延續性行為構成侵權。另一種觀點認為，授權到期便意味沒有授權，此時從事攝制行為即構成侵權，應當承擔停止侵權、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第三種觀點則相對折衷，首先，授權到期后繼續從事攝制行為構成侵權；其次，考慮到被授權方已投入一定人力物力財力，倘若責令其停止攝制，則會造成利益失衡和資源浪費，故不宜責令其停止攝制行為，但被授權方需就該侵權行為承擔相應賠償責任。這一裁判思路實際上是對授權到期后的使用行為作出了“司法定價”，可以說既遵循了著作權法基本原理，又充分考慮了影視制作行業特點。當然，這樣的裁判在司法實踐中可遇不可求，還是應在授權合同談判、起草這一源頭上下功夫。 小結：在授權期限問題上，應注意授權期限與授權合同期限的協調問題，注意實體權利與訴訟權利的統一問題。比如，在為某主題樂園孵化項目提供法律服務過程中，筆者為保障授權方對自身權利“收放自如”，我們在授權書中明確載明了授權書以授權合同為基礎，授權書效力與授權合同效力同步的條款。另外，授權合同中應明確約定授權期滿后的處置問題，比如，授權期內已從事但期滿時尚未完成的行為是否得以繼續實施的問題；庫存產品的清貨期問題；已發行作品、商品的下線、下架問題等。
